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學·定于一尊·魏了翁的“正心”“養心”思想

黃百家說：“從來西山、鶴山并稱，如鳥之雙翼，車之兩輪，不獨舉也?！?《宋元學案》卷八一，《西山真氏學案》)在確立理學統治地位方面，魏了翁與真德秀相為羽翼，并稱其功。

魏了翁(1178—1237)，字華父，邛州蒲江(今屬四川)人。慶元五年(1199)進士，歷知漢州、眉州、瀘州在蜀凡十七年。史彌遠死，與真德秀并召至朝，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尚書。官至僉書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卒謚文靖，學者稱鶴山先生。事跡具《宋史》本傳。他生平著述甚富，所著《九經要義》于孔穎達《五經正義》引緯書之說，皆加黜削，然其書主于注疏釋文，故幾無思想資料可采。他的思想資料主要見于《鶴山大全文集》(以下簡稱《文集》)。

開闡正學

魏了翁一生致力于轉移風氣，矯正士習。他的救弊之方就是推尊理學。當時正諱言理學，魏了翁為理學辯誣，指斥“偽學之禁”，與真德秀共同承接濂洛一派。史彌遠為相時，對理學采取陽崇陰抑的政策，理學實際仍處于受壓抑的狀態。嘉定九年(1216)，魏了翁上疏乞為周、程賜爵定謚，他在奏疏中說，“圣學”的興衰關系著世道的治亂，孟子后，“圣學”不傳，因而“治之日少，亂之日多”。至周、程出，圣學中興，人“始得以曉然于洙泗之正傳”。因此應該褒贈周、程，“開闡正學”，以示學者趣向。(《文集》卷五，《奏乞為周濂溪賜謚》)

褒贈理學家在當時并非罕事，如嘉定二年(1209)謚朱熹曰文，嘉定八年謚張栻曰宣，嘉定九年謚呂祖謙曰成等等。但魏了翁為周、程請謚，卻是不同尋常的事。這是因為謚法歷來限以品秩，朱、張、呂諸儒皆曾顯仕于朝，而周敦頤、程顥、程頤三人皆未大用于時。此其一。二是因為韓侂胄打擊理學，積怨甚深，史彌遠表彰先儒，以示更轍，實出于政治需要，而非即以理學為國是。魏了翁推尊周、程，獨以理學為正宗，致使有司遲遲拖延，未能討論施行。經過魏了翁一再奏請，加上一些朝臣的輿論支持，直到嘉定十三年，朝廷始謚周敦頤為元公，謚程顥為純公，謚程頤為正公，正式褒揚了周、程開創理學的功績。于是各州郡紛紛為周、程等理學家建立祠堂，魏了翁應各州郡之請，屢為周、程祠堂作記，表彰弘揚，張大理學旗幟，如他說：“不有周、程諸子為圖、為書，振聾發瞽，如是而為極、為儀、為性命、為仁義禮智、為陰陽鬼神，即躬行日用之常，示窮理致知之要，則人將泯泯憒憒，無所于聞?！?同上，卷四八，《長寧軍六先生祠堂記》)又說：“夫人生于兩間而與天地同體，出乎百世之下，而與圣賢同心，使皆能以周子之說反而求之，寡欲以養其心，養心以極于無欲，則是心之運，明通公溥，豈有一毫之私間哉!”(同上，卷四四，《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記》)依他的意見，不有周、程，人將“泯泯憒憒”，得聞周、程之說，人始如“大夢之醒”，知有性命之奧、無欲之教。

理學家自稱獨傳孔孟之道，但他們一些說法顯然與孔孟有別。例如，孔孟之學“不以性命為先”，而理學則以性命為“義理之源”、“群言之首”;孔孟之學講“寡欲”而不言“無欲”，而理學則以“消盡物欲，純乎義理”為圣人之道。這不能不使一些學者產生懷疑。對此，魏了翁在《全州清湘書院率性堂記》和《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記》兩文中，引經據典，奮智逞辭，極辯性命之奧和無欲之教是圣人學旨。

性命為先

魏了翁從“性命為先”、“自寡欲以至無欲”的理學立場出發，不斷地指摘時弊。他指出，自朱熹、張栻、呂祖謙等理學家死后，后生晚輩不明義理，流入俗學、異端，他說：“近世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諸儒死，士各挾其所以溺于人者溺人，而士之散滋甚。記問，學之末也，今又非圣賢之書而虞初稗官矣;虛無，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唄土木矣;權利，誼之蠹也，今又非管晏之遺而錐刀毫末矣;詞章，伎之小也，今又非騷選之文而淫哇淺俚矣?！?同上，卷四三，《道州寧遠縣新建濂溪周元公祠堂記》)

正因為理學未尊，學術不正，因而士子揣摩時尚，奔競仕途，熱衷功名利祿，而不以道德為心。魏了翁說：“嘉定以來，雖曰更轍，然后生晚學，小慧纖能，僅于經解語錄揣摩剽竊，以應時用，文辭剽淺，名節墮頓。蓋自始學，父師所開導，弟子所課習，不過以嘩眾取寵，惟官資、宮室、妻妾是計。及其從仕，則上所以軒輊，下所以喜悅，亦不出諸此。”(同上，卷一六，《論敷求碩儒開闡正學疏》)他認為，習俗敗壞的原因，在于取士不以其道，有國者不是以品行名節作為取士之本，而是以權謀利祿作為操世之具。上行下效，風俗日卑。因而魏了翁倡言轉移風氣，推尊理學，加強封建道德教育。他在《論敷求碩儒開闡正學疏》中說：“愿陛下毋以書生為迂腐，毋以正論為闊疏，敷求碩儒，開闡正學?！痹谖毫宋?、真德秀的合力倡導下，理學不久即崇隆起來。周、程、張、朱之書滿天下，人人爭誦，因而又出現了新的流弊。魏了翁指出：“自比歲以來，不惟諸儒之祠布滿郡國，而諸儒之書，家藏人誦，乃有剽竊語錄，襲義理之近似，以眩流俗，以欺庸有司，為規取利祿計。此又余所懼焉者。”(同上，卷四八，《長寧軍六先生祠堂記》)

士子誦說理學語錄，高談性命義理，借以文飾口耳，獵取功名利祿，對于六經反而置之不問了。魏了翁因而強調“道貴自得”。他不贊成“多看先儒解說”，而主張“循環讀經，以自明此心”。他說：“向來多看先儒解說，不如一一從圣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真。又非一一精體實踐，則徒為談辯文乘之資耳。來書乃謂只須祖述朱文公諸書，文公諸書讀之久矣。正緣不欲于賣花擔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見活精神也?！?同上，卷三六，《答周監酒》)

這是他所提倡的學風。魏了翁不依傍門戶，跟著別人學舌，獨以窮經學古，自為一家?！安挥谫u花擔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見活精神”一語，不惟有懲于學子的“剿說”偏弊，實際也凝聚了他自己的治學經驗。

魏了翁的治學路徑，始習朱熹、張栻之說，而后尋研六經，有得于“心”，自言“今是昨非”，轉而尊信“心學”。

心命萬物

魏了翁發揮了邵雍“心為太極”的思想。他說：“心者，人之太極，而人心又為天地之太極，以主兩儀，以命萬物，不越諸此?！?同上，卷一六，《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他所謂的“心”，是指“人心”，但不是個人的私心，而是天下萬世的公心，即所謂“天理”，“千百載而一日，億萬人而一心”(同上，卷四九，《簡州三賢閣記》)。此“心”會通義理，統帥氣質，魏了翁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根于理者為仁義禮智之性，稟于氣者為血肉口體之軀。而心焉者，理之會而氣之帥，貫通古今，錯綜人物，莫不由之?！?同上，卷四六，《程純公楊忠襄公祠堂記》)正因為有此“心”，人們才能對古昔圣賢的思想得到理解和繼承(“貫通古今”)，對世人的思想取得聯絡和交流(“錯綜人物”)。這種“心”，就是天下萬世的公心。這種天下萬世的公心也就是宇宙之心，即天理。魏了翁說：“大哉心乎!所以主天地而命萬物也?！?同上，卷一五，《論人心不能與天地相似者五》)

“邵子曰：‘先天之學，心法也。萬化萬物生于心也。’每味其言，先儒之所謂學者，蓋如此?！?同上，卷五三，《四明胡謙易說序》)

“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者乎? 抑天地神明不越乎此心也?！?同上，卷一六，《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

這是說，“心”無限廣大，產生萬化萬物，是世界的主宰。此“心”之外沒有什么“天地神明”。

魏了翁說：“人與天地一本也。天統元氣以覆萬物，地統元形以載萬物，天地之廣大，蓋無以加也。而人以一心兼天地之能，備萬物之體，以成位乎兩間，以主天地，以命萬物，辟闔陰陽，范圍造化，進退古今，莫不由之，其至重至貴蓋若是。”(同上，卷一五，《論人心不能與天地相似者五》)人與天地同生于“一本”，這“一本”也就是“心”。人成位于天地之間，是天地萬物中的一分子，不是普通的一分子，而是“至重至貴”的一員，人之所以“至重至貴”，是因為人含具“主天地，命萬物”的“心”。

魏了翁這種心本思想與真德秀的尊“天”思想恰成鮮明對照。真德秀把蒼天視為世界主宰，他說：“以蒼蒼者非天，則失之尤甚者。”而魏了翁認為世界主宰不是蒼天，而是義理所安的“心”，他說“天非蒼蒼之謂也，陛下之心與億兆人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同上，卷一六，《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真德秀勸君修德，托天命以言之。而魏了翁認為，蒼天沒有意志，修德做到心安于理就可以了。他說：“心之神明，則天也。此心之所不安，則天理之所不可，天豈屑屑然與人商較是非也?”(同上，卷六五，《跋師厚卿致仕十詩》)因此，統治者毋須“祈天永命”，而應正心養心，虛己盡下，以求其“義理所安”。

黃百家述其父宗羲語曰：真、魏“兩家學術雖同出于考亭(朱熹)，而鶴山識力橫絕，真所謂卓犖觀群書者，西山則依傍門戶，不敢自出一頭地，蓋墨守之而已”(《宋元學案》卷八一，《西山真氏學案》)。黃宗羲是心學學者，對魏了翁心本思想不無偏愛，但他說魏了翁不似真德秀之“依傍門戶”，可謂確當之言。

真、魏兩人同生于淳熙五年，同為慶元五年進士，同顯仕于朝。雖然兩人學術觀點有所不同，但并未因此發生矛盾和沖突。在推尊理學方面，他們志同道合，并稱其功。魏了翁甚至說：“生同志，死同傳。”希望他們兩人同垂青史，流芳百世。因此，當時以及后世評價真、魏兩人，往往合而論之，毀譽與共。理學家稱他們為圣學功臣，而反對理學人物則稱“真某真小人，魏某偽君子”(金學魯《真西山文集序》)。廣大的下層人民對他們也表現出鮮明的愛憎。真、魏二人立朝有直聲，游宦有民譽，中外交頌，日望其登宰輔，致太平?？墒撬麄儏⑴c朝政后不久，人們就發現他們有名無實，過負眾望。當時國家內憂外患，積弱積弊，兩人至朝，于治亂安危無一建樹，卻喋喋不休大講“正心”、“誠意”的道學義理，因而受到當時下層人民的嘲罵。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載：“端平間，真西山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鶴山督師，亦未及有所設施而罷。臨安優人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生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鐘，名庸?！瘑査趾挝? 曰：‘大鶴也?！騼A蓋歡然，呼酒對飲。其一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孑遺。忽顛撲于地，群數人曳之，不動。中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吃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蛑^有使其如此，以訕侮君子者，府尹乃悉黥其人。”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真文忠公德秀負一時眾望。端平更化，人傒其來，若元祐之涑水翁也。是時楮輕物貴，民生頗艱。意真儒之用，必有建明，轉移之間，立可致治。于是民間為之語曰：‘若欲百物賤，直待真直院。’及童馬入朝，敷陳之際，首以尊崇道學，正心誠意為第一義，而復以《大學衍義》進。愚民無知，乃以其言為不切時務，復以俚語足前句云：‘吃了西湖水，打了一鍋面!’市井小兒囂然誦之。繼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

這些材料不僅反映了下層人民對真、魏兩人的厭棄，也反映了他們對一代理學的憎惡。

理學思想統治的確立，維護了封建制度。人們對理學表示義憤是很自然的。但是光表示義憤是不夠的。理學能在思想界占據統治地位，除了理學家宣傳、統治階級扶持之外，還決定于理論思維自身的發展規律。理論思維總是由低級向高級不斷發展的。理學建立起比先前唯心主義有較高理論思維的體系。而當時與理學相抗衡的事功之學在理論深度上是不夠的。從這種意義上看，理學占據思想統治地位是有其必然性的，它適應了封建社會后期統治階級的需要?！皯c元學禁”是對理學的政治打擊，而不是理論的克服。學禁既開，理學復盛。真德秀、魏了翁以他們的理學素養，“斯文自任”，成為確立理學統治的重要人物。理學從開創到確立統治地位，經歷約一百八十年。此后在思想界統治了五百余年，到了清代為乾嘉漢學所代替，但其思想影響卻一直延續到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