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人見余使黔詩草， 皆欣然為之序^①， 各道其所欲道， 文詞暢美。閱者讀諸君之序， 即吾詩可不必觀， 亦不足觀矣。顧余平生詩文，隨手散漫， 不自收拾;雖自覺精力可惜，亦無如何。今既刻此二卷，示門人子侄。平日用心之故， 尚有不能不為若輩告者， 復自為之序曰：

詩文不成家， 不如其已也。然家之所以成， 非可于詩文求之也，先學為人而已矣。規行矩步，儒言儒服，人其成乎?曰：非也。孝弟謹信， 出入有節， 不愨于中^②，亦酬應而已矣。立誠不欺， 雖世故周旋，何非篤行?至于剛柔陰陽，稟賦各殊，或狂或狷，就吾性情，充以古籍，閱歷事物，真我自立，絕去摹擬，大小偏正， 不枉厥材，人可成矣。于是移其所以為人者， 發見于語言文字。不能移之斯至也。日去其與人共者，漸擴其己所獨得者， 又刊其詞義之美與吾之為人不相肖者。始則少移焉，繼則半至焉，終則全赴矣。是則人與文一。人與文一，是為人成，是為詩文之家成。伊古以來，忠臣孝子，高人俠客，雅儒魁士，其人所詣，其文如見。其人之無成，浮務文藻，鏤脂剪楮^③，何益之有?

顧其用力之要何在乎?曰“不俗”二字盡之矣。所謂俗者， 非必庸惡陋劣之甚也;同流合污，胸無是非，或逐時好，或傍古人，是之謂俗。直起直落，獨來獨往，有感則通， 見義則赴，是謂不俗。高松小草， 并生一山，各與造物之氣通。松不顧草，草不附松， 自為生氣，不相假借。泥途草莽，糾紛拖沓，沾惉不別^④，腐期斯至。前哲戒俗之言多矣，莫善于涪翁^⑤之言，曰：“臨大節而不可奪，謂之不俗。”欲學為人，學為詩文，舉不外斯旨。吾與小子，可不勉哉!可不勉哉!

(同治六年長沙刻本《東洲草堂文鈔》卷三)

注釋 ①“同人見余”句——同人，猶“同仁”，志趣相同或共事的人。為《使黔草》作序者有朱琦、梅曾亮、戴綱孫、苗夔、張穆、鄔鴻逵、楊季鸞等七人。②愨(que)——忠厚。不愨，不忠厚，不誠摯。③鏤脂剪楮——鏤脂，語出桓寬《鹽鐵論》：“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翦褚，剪紙。二者均指徒勞無功的活動。④沾——《史記·樂書》：“王者不亂，則無沾之音矣。”沾，聲音不和諧。⑤涪翁——宋代詩人黃庭堅的別號。

賞析 “詩者，志之所之也。”詩為心聲，詩文是詩人情志的表現。要寫出千古不朽之詩，百代流芳之文，必須寫真性情，傳真意趣。所以古人作詩尚“真”，提倡“為情造文”，反對“為文造情”。晚清宋詩運動的重要代表何紹基在這一點上見解尤深。他歷經仕途坎坷，足跡天下，交游廣泛， 以深廣的閱歷、執著的追求，寫出了許多點染山河、抒寫性情的好詩。在何紹基的心目中， “真我自立”應是藝術上的重要目標， “立誠不欺”是詩文“成家”、超越凡俗的第一要務。

在《〈使黔草〉 自序》中，作者首先把詩文與為人聯系起來。文如其人。詩文的優劣巧拙，往往決定于一個人的胸襟修養。所以，何紹基說： “家之所以成，非可于詩文求之也，先學為人而已矣。”而“為人”之關鍵，決不是“規行矩步，儒言儒服”的道貌岸然、矯揉造作，也不是“孝弟謹信，出入有節，不愨于中”的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而是“立誠不欺”，秉持真心。何紹基在他的許多文章中都對此加以強調。人各有不同，“剛柔陰陽”，“或狂或狷”，“稟賦各殊”，都應以誠為本，從做人起。“自家打定主意做個什么人，真積力久自然成就，或大成，或小成， 為儒、為俠、為和、為峭、為淡、為徇爛、為潔、為拉遝、為娟靜、為縱恣，人做成路數，然后用功于文字，漸漸般移，其藝必成，適肖其人。”(《題馮魯川小像冊論詩》)這樣，就真正做到了“人與文一”，而“人與文一，是為人成，是為詩文之家成”。不然，拋開“為人”這一關鍵，僅僅“浮務文藻、鏤脂翦楮”，終究有害無益，一事無成。

不過，“為人”雖是“為文”的關鍵，卻不是“為文”的根本。要寫出傳世詩文而成名成家，不僅要在“為人”上下功夫，在“為人”上“立其誠”，也要加強自身的藝術修養，在為文上求其真。因為“作詩文有多少法度，多少功夫，方能將真性情搬運到筆墨上”(《與汪菊士論詩》)。這種“法度”、“功夫”決不是盲目地學古、擬古、照搬照抄可以獲得的。宋詩運動前期的理論家們倡導以學問為詩，點化古人，何紹基則明確反對“逐時好”、“傍古人”、“同流合污、胸無是非”的惡劣詩風。這是何紹基作為宋詩運動代表人物在理論上的一個顯著進步。他在這篇序文中鮮明地提出以“不俗”為“用文之要”。什么是不俗?就是“臨大節而不可奪”，必須有真胸襟、真性情， 不同流合污， 不隨人俯仰。何紹基說，“句之佳者，乃時至氣化， 自然流出”(《與汪菊士論詩》)， “詩為心聲，偶遇佳句，不是余心所欲出，或從他人處聽來看來的，便與我無涉。”(《題馮魯川小像冊論詩》)在詩風轉變的道光、咸豐之際，何紹基的這些看法無疑起到了針砭詩壇酬應模擬的風氣，使宋詩運動逐步走向現實的作用。

《使黔草》是何紹基詩歌創作實踐的結果，序言是他詩學理論的集中。他的詩歌創作水平高下姑置毋論，這篇序文以認真的態度、清晰的思路諄諄而談“為人”、“為文”的道理，在今天看來，仍是有其存在價值和借鑒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