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肅王，卻管舒王;

不管燕山， 卻管聶山;

不管山東， 卻管陳東;

不管東京，卻管蔡京;

不管河北界，卻管秀才解。

——宋·石茂良《避戎夜話》

這是一首流行于北宋末年的民歌。首先要考慮它的產生背景。靖康元年春，金兵圍汴京，李綱等主戰將領率軍民固守汴京，擊退金兵。汴京解圍后，李綱、種師道建議乘金兵渡河之際，派大軍追擊，以鞏固北宋的有利形勢。但欽宗和李邦彥、張邦昌等主和派，卻忙著策劃求和，對李綱的建議不但不予理睬，欽宗還下令軍民不許擅自出兵，違者以“軍法”論罪。《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引史臣話云： “既退之后，為宋計宜為運謀，而乃忽李綱、種師道之言，上下相慶，以為無虞”。實際上欽宗等朝中上下，正在相慶眼前的勝利時，金兵已在醞釀下一次的圍攻。北宋統治者的倒行逆施，激起了軍民的無比憤怒。據石茂良《避戎夜話》：“金人今春既出境，朝廷措置多不急之務：如復春秋科，太學生免解，改舒王從祀之類，時為語曰……，道路之言，切中時病如此”。這首“切中時病”的民歌，就在這種背景下產生了。

民歌列舉了北宋朝廷該管而根本不管的五件大事，同時也列舉了暫時不應去管而又極力推行的另外五件細事。這一樁樁，一件件，尖銳抨擊了在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以欽宗為代表的北宋朝廷，昏庸偷安，投降妥協的罪行。整首民歌直言不諱，不加雕飾，在正反兩個方面事件的比較中，提煉、概括了主題。

首句提及的肅王事，應指肅王在金為人質事。辛棄疾《南渡錄》卷二還記載了肅王之女亦被金兵掠去，并被進于金王，立為妃，這對宋人無疑是奇恥大辱，然朝廷對此等涉及到民族存亡之大事卻棄置不管。第二句舒王指王安石。王安石曾封舒國公。《避戎夜話》指出系“改舒王從祀之類”。《宋史紀事本末》亦記載朝中人士議及“今日之患，始于安石”，而安石猶存神宗配享，是時政之大缺，于是“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民歌的作者對朝廷急于處理此類事件憤慨不已，因這類事件分散了朝廷對邊防的注意力，危害國家安全。第三、四兩句，燕山實際已入金人之手，為北方失地，欽宗等不去集中考慮如何收復被金人占領的失地，卻去管聶山更名事。聶山原名聶昌，因抗擊金人有功，欽宗令其改名。第五、六兩句和第七、八兩句，也集中指出了兩類問題。一類從地域上看，山東和東京，一為北宋的重要疆域，一為北宋都城。尤其東京(即汴京)，既是北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又是軍事重鎮，如何保衛和防守，直接關系到北宋的存亡，然朝中仍把此類大事置之一邊，卻急于處理陳東和蔡京之事。陳東在金兵退后，因欽宗罷免李綱，對金求和，他率太學生及京城十余萬人，伏闕上書，要求堅決抵抗，此舉為欽宗所不滿。蔡京等“六賊”，早已失勢被貶，而欽宗在罷免李綱的同時，又急于將蔡京、童貫等或貶或殺。民歌的最后兩句，河北界和秀才解，前者更屬邊防大事，后者指秀才科舉考試諸事實為不急之小事，朝廷亦處理不當。上述種種，均由于朝中當權者，無論是廟堂之相還是方鎮之將，皆無可以系天下之望，對于國之大計，攻守防御之策，未嘗留意，所推行的多不切之細務，故不數月，金兵又再致太原等三鎮，咽喉要地被塞，北宋的末日終于到來。

整首民歌由五組十句組成，五組均以“不管……卻管”的回環復沓形式組成全篇。以“不管”為一層，以“卻管”為另一層。表面看來，在組織形式上缺少變化，似乎很單調，但只要讀者熟悉我們前面所分析的背景，熟悉民歌作者的情緒以及民歌內容所隱含的深刻意義，就會覺得文字雖簡單，意義卻并不簡單。靠“不管……卻管”不斷重復建筑起來的體式，也是民歌中的常用技巧。這一首在使用過程中，不是一件件事情的簡單排列，而是在重復中顯示出緊湊和單純，同時也顯示了內容和情感的增變。肅王和舒王，燕山和聶山，山東和陳東，東京和蔡京，河北界和秀才解，五組中的前者，所涉及的全系有關民族存亡的大事，對性質相同、內容不同的事件，反復不停地說，藝術效果顯著，足以引起讀者對事件的更多關注。五組中的后者，效果亦然。至于北宋末年發生了那么多大事，為什么一定要將肅王和舒王，燕山和聶山等十件事情排列在一起，這大概是民歌作者在考慮內容的同時，也注意形式上的整齊劃一，講究語言的選擇。一組的“王”與“王”，二組的“山”與“山”，三組的“東”和“東”，四組的“京”和“京”，都同音同形，而五組的“界”和“解”雖不同形，卻同音。這種不靠押韻，專靠整齊的形式組成的民歌，仍屬初級的、樸實的、自然的民歌體式。這種“整齊”和文人詩中的“對偶”雖有相似作用，但文人詩的“對偶”要經過作者的嘔心瀝血，民歌則樸素渾成。

總之，以“不管”……“卻管”的體式來調劑和組織整首民歌的內容，把散亂的事件，自然地連接成一個整體，照樣能夠從平直中見奇巧，可以起到聲通氣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