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王安石《與舅氏吳司錄議王逢原姻事書》原文|注釋|賞析

王安石

安石啟：仲冬嚴寒，伏惟尊體動止萬福。王令秀才，近見文學才智行義皆高過人，見留他來此修學，雖貧不應舉，為人亦通，不至大段苦節過當。他恐二舅不欲與作親，久不得委曲，不審尊意如何?傳聞皆不可信也。安石目見其所為如此，甚可愛也!未拜見，千萬乞保尊重，不備。安石拜上。

安石啟：新正伏惟二舅都曹尊體動止萬福。向曾上狀，不審得達左右否?王令秀才，見在江陰聚學，文學智識，與其性行，誠是豪杰之士。或傳其所為過當，皆不足信。安石比深察其所為，大抵只是守節安貧耳。近日人從之學者甚眾，亦不至絕貧乏。況其家口寡，亦易為贍足。雖然不應舉，以安石計之，今應舉者未必及第，雖及第未必不困窮。更請斟酌。此人但恐久遠非終困窮者也。雖終困窮，其畜妻子，當亦不至失所也。渠卻望二舅有信來，決知親事終如何，幸一賜報也。尚寒，伏乞善保尊重，不備。安石拜上。

“清風無力屠得熱，落日著翅飛上山。人固已懼江海竭，天豈不惜河漢干?昆侖之高有積雪，蓬萊之遠常遺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間!”這首詩是北宋詩人王令頗有名氣的代表作，題為《暑旱苦熱》。在寫法上，創辟新奇，落想天外，氣勢磅礴，識度高遠。面對酷暑旱魃肆虐，詩人心憂民瘼，不肯獨善其身，胸懷天下，為民紓難的拳拳之心歷歷可見。寫來峭拔勁健，堪稱擲地有聲之作，作者的胸襟吐屬由此可窺，不愧被錢鐘書先生譽為“大約是宋代里氣概最闊大的詩人了”。

王令，字逢原，少懷逸才，有治國安邦之志。安貧守正，絕意仕進。為自謀衣食，以聚眾授徒、坐館訓蒙為業。至和二年(1053)，王安石由舒州通判奉召赴京，途徑高郵，王令賦《南山之田》詩投文請益。青年詩人的節操才華得到王安石的激賞，由此見知于王安石。王安石年長他十一歲，兩人志趣投合，相契日深，遂成莫逆之忘年交。王安石對他十分推重，曾稱他“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于天下者”(《王逢原墓志銘》)。對于這樣一位“卓犖可駭”的青年詩人，王安石頗為青睞，備加獎掖，為之廣為延譽。上面的兩封信就是王安石向舅父推崇王令人品操守，并為其議婚的家書。“吳司錄”，即江寧府錄事參軍吳蕡，其女為王安石夫人之同祖姐妹。在與吳氏的信中，王安石對王令極為贊許，力促吳氏許婚于他。在王安石的熱忱幫助下，王令與吳氏女終于結成連理。

這兩封信頗有耐人尋味處。全文不假雕飾，娓娓道來，如敘家常，絕少空泛的客套，真摯剴切，言簡意明，鞭辟人理，透徹詳明而又不失其委婉，寫得頗為得體，不由人不深心感悟，納其嘉言。信中開頭略作寒暄，即人筆向舅父吳氏盛贊王令的學識人品。第二封信系疑第一封信未獲見于吳氏，或吳氏對婚事尚在猶疑未定之際，因此，在“仲冬嚴寒”之后，又于新猷之始追補第二封信，以求回音。兩封信中，王安石稱譽王令“文學才智行義皆過于人”，“文學智識，與其性行，誠是豪杰之士”，既非懸揣之詞。亦非信口溢美，而是“目見其所為如此”，“深察其所為”，因此，王安石才慨嘆其“甚可愛也”! 心焉向往之情溢于言表，可謂慧眼卓識之語。針對吳氏可能產生的遲疑未決的原因，在第一封信中，王安石僅說了一句“傳聞皆不可信也”，不屑對非短流長之徒進行駁辯; 在第二封信中，才做了進一步推誠剖白，以供吳氏參酌：“或傳其所為過當，皆不足信”，據王安石的觀察，得出的結論是“大抵只是守節安貧耳。”那么，有關王令的“傳聞”到底是什么呢? 這在其門人劉發所撰的《廣陵先生傳》中可參透一些消息：“ (王令) 年十數歲，晝從群兒嬉，夜獨誦書，往往達旦不眠，率以是為常。未嘗從師為辭章，即雄偉老成，人見之皆驚。年稍長，倜儻不羈束，周鄉里之急，為不義者，而加毀折無所避，人皆畏而服之。里人滿執中，謹厚人也。一日先生過之，執中以先生所為非是，先生因自悔，更閉門讀書，久之，所得益以閎深”，原來，這是由于王令少時落拓不檢，嫉惡如仇，招致群小害賢，這對少年英發的王令來說，正所謂“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雛竟未休。”王安石之所以認為“或傳其所為過當，皆不足信”，是由于深知其為人，慧眼認英。兩人訂交之后，多有唱和之作，王氏《臨川集》中收有王安石寫給王令的書信達十二封之多，如其中的一封說：“始得足下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既而見足下衣刓履缺，坐而語，未嘗及己之窮。退而詢足下終歲食不葷，不以絲忽妄售于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 吾以謂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所學報足下。”款款相契之心情見乎詞。又如在另一封信中，稱他“見足下之材，浩乎沛然，非安石之所能及，問諸邑人，知足下之行，學為君子而方不已者也。”可見對其景慕之深。在評價揄揚了王令的人品操行之后，為了進一步消除吳氏的疑慮，在信中王安石進而談到了對王令今后前途的估計。在第一封信中，以為王令“雖貧不應舉，為人亦通，不至大段苦節過當。”在第二封信中補充說道：“近日人從之學者甚眾，亦不至絕貧乏，況其家口寡，亦易為贍足。”這是從婚后生計上著眼;對于入仕，“雖然不應舉，以安石計之，今應舉者未必及第，雖及第未必不困窮。”言外之意，不應舉非不能，而是不為，從而更能看出王令的高潔志趣。所以，請吳氏斟酌定奪。緊接著，筆鋒一轉，用了一句“此人但恐久遠非終困窮者也”點明文意，暗示出此人終非池中物，貧窮落拓的境遇僅是為一時所囿，功成名顯在遲早間。接著，筆鋒又一轉，退一步講，“雖終困窮，其畜妻子，當亦不至失所也。”在這寥寥數百字的兩封信中，不僅短小精悍，筆意一轉再轉，驅遣文字富于層次變化，而且感情真摯，直抒胸臆，表現出王安石在婚姻問題上重材重德而輕門第家產的卓越見識和進步思想，這與世俗傳統觀念是大相徑庭的。

王安石之所以看重王令，是由于兩人同氣相求，有共同的報國為民思想。王令在其詩作中表現了非凡的抱負：“長星作彗儻可假，出手為掃中原清”(《偶聞有感》);“終當力卷滄溟水，來作人間十日霖”(《龍池》)，致君澤民之志發而為聲，襟抱可謂非凡。然而，英才短命，天不假年，與吳氏女婚后次年即患腳氣痛不幸殞命，終年28歲。“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痛惜之”，王安石尤為沉痛，深以失去一心契相知的摯友為恨，為其作墓志銘，哀其得年不永，銘中飽含辛酸，回憶起兩人的交往：“始予愛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予愛其節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以言，浩浩乎其將沿而不窮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將追而不至也。于是慨然嘆，以為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于天下者，將在于此，予將友而不得也。”對于王令的英年早逝，王安石一直耿耿在心，有多篇悼念的詩文傳世，其中《思逢原二首》讀之令人泫然：“蓬蒿今日想紛披，冢上秋風又一吹。妙質不為平世得，微言只有故人知。廬山南墮當書案，湓水東來入酒卮。陳跡可憐隨手盡，欲歡無復似當時。”“百年相望濟時功，歲路何知向此窮。鷹隼奮飛凰羽短，麒麟薶沒馬群空。中郎舊業無兒付，康子高才有婦同。想見江南原上墓，樹枝零落紙錢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