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歐陽修《與尹師魯書》原文|注釋|賞析

歐陽修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

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紿。

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為。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托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才至荊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修意否?

及來此問荊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后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

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幸。又聞夷陵有米、面、魚，如京洛; 又有梨栗、桔柚、大筍、茶荈，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余皆如昔時。

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暗于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于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吊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為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

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沉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灶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嘆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 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幾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嘆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后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

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為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后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于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師魯相別自言： 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后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

夷陵有一路，只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

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

修頓首。



此文見《歐陽修全集·居士外集》卷第十七。

尹師魯 (1001—1047)，名洙，字師魯，河南洛陽人。宋仁宗天圣二年 (1204) 進士，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歷任渭州 (今甘肅隴西縣)、慶州 (今甘肅慶陽縣)、晉州 (今山西臨汾市) 知州。

歐陽修和尹洙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情同兄弟，親如手足。歐陽修十分賞識尹洙的人品與才華，他在《尹師魯墓志銘》中說：“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敘燕》、《息戍》二篇行于世”，稱贊他的經世之才。歐陽修更是推崇尹洙“簡而有法”的文風。據邵伯溫《聞見錄》記載：“錢惟演守西都(洛陽)，起雙桂樓，建臨園驛，命歐陽修和尹洙作記，修文千余言，洙只用五百字，修服其簡古”。此后歐陽修有意學習尹洙文風，寫成文章常請他提意見，應時改正。歐陽修著《新五代史》也曾約他分撰。尹洙對宋初古文運動的開展是起了先導作用的。

歐陽修寫給尹洙的信總共五篇，內容所及大抵暢敘友情、探討人生哲理、交換文學思想等等。其中第一封寫得最長，內容也最為豐富，因而這里著重分析介紹歐陽修寫與尹師魯的第一封書信。

這封信寫于景祐三年 (1036)，這一年對歐陽修與尹洙來說都是極不尋常的一年，因范仲淹事，他們同遭貶謫，先后離開京都開封奔赴貶所。其間輾轉遷徙，多有曲折。后來，尹洙寫信給歐陽修，詢問情況，作者這封信則是答復尹洙的詢問并抒發自己的襟懷。

信的開頭部分作者表達了對朋友的關切與思念之情，字里行間、情真意切楚楚動人。范仲淹被貶時，尹洙官館閣校勘，他見朝廷敕榜朝堂，戒百官為朋黨，即上疏說：“仲淹忠諒有素，臣與之誼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茍免”。因此被貶為監郢州 (州治今湖北鐘祥縣) 酒稅，先于歐陽修離開開封。對于友人這種慷慨悲壯的行為，作者由衷贊嘆，后來在《尹師魯墓志銘》中又特別提及此事：“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在政治斗爭的漩渦風浪中，他們互相支持，同仇敵愾; 在同遇貶謫、飄零淪落的歲月里，他們依然互相關心，同舟共濟。

盡管如此，他們在許多問題上的看法還是不盡一致的。對于這些，作者是采取嚴肅認真的態度，而不是友云亦云地茍合。信的大部分內容則是作者與友人討論有關為人處事、道德修養方面的內容。其中，有的是糾正朋友的偏狹失當之處，更多的則是表述自己的情懷，以期友人的共鳴與共勉。

師魯在寫給歐陽修的信中談到歐陽修似乎對自己寫《與高司諫書》一事有些疑慮。在這封信里，作者詳細談了自己的想法。說明當事情發生時，他唯一擔心的是自己責難別人太嚴厲，這種做法是否會招來苛刻指責別人來博取直言敢諫的名聲，對此事自省無疑后，就不再考慮了，一切處之泰然，不以遷謫之情縈懷。作者這種嚴以律己、虛懷若谷的高尚情操令人肅然起敬。宋仁宗景佑三年，革新派代表人物范仲淹，上書批評時政，得罪了當朝宰相呂夷簡，被貶饒州。這時贊同改革的余安道、尹師魯、歐陽修也同遭貶謫。

為此，朝臣不平，紛紛論救。但左司諫高若訥，不僅不替范仲淹說話，反而散布流言，詆毀范仲淹。這時作者憤然不平，致書高若訥，為范仲淹辯護，大膽肯定范仲淹的行事為人，以激烈的言詞斥責奸佞，他明知這樣做自己會“言發而禍應”，但他為國為民義無反顧。充分表現了他剛正不阿的高尚品德和嫉惡如仇的斗爭精神。事后，歐陽修被貶為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令。當時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修，而譏若訥，都人士〔爭〕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宋史紀事本末》)。足見人心所向、輿論所歸。但對此事也有人驚異和誤解。為此信中表示了堅守正道、勇于作為的高尚氣節。“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

接下來談到忠與孝的問題。“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為忘親”。古人認為，身遭罪罰，陷父母于不義，是忘了父母養育之恩，是不孝。尹洙說“非忘親”，本意是替歐陽修辯解。而歐陽修則在“忘親”這一問題本身與尹的見解不同。實際上在封建社會中所謂“忠”和“孝”的矛盾，曾長期爭辯不休，所以歐陽修文中說待會面時才能把其中道理講清楚。后來作者在《新五代史》的一些篇章中也都論及這個問題，提出“忠孝以義則兩得”。

談到遭遇貶謫一事，作者認為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不過是做了應該做的事而已。古代正直的士大夫舍生取義，對待砧锧、斧鋮、油鍋烹炸等殺人刑具視如幾案、臥席、枕頭、草墊一樣平常。而近“五六十年來”，士大夫諂諛成風，茍且因循，因犯顏極諫受到貶謫就變成稀奇少有的事了。作者在這里不是向同樣命運的朋友傾訴苦衷，而是告誡朋友千萬不要以為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而津津樂道。

文章最后寫的是如何正確對待被貶謫一事。“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意指兩人都在偏遠的地方作清閑的小官，每日里只知要加強自己的道德修養而已。古來許多文人名士，正色立朝，凜然殺身成仁者，而一朝貶謫，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于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作者雖十分推崇韓愈，但對韓愈在貶謫時期亦作戚戚之文，不能得免于庸俗而深表遺憾。這里對韓文公的批評，與《讀李翱文》中所說“不過羨二鳥之光榮，嘆一飽之無時爾”，互為表里。在這里作者表現出豁達樂觀、積極進取、自強不息的人生觀，并以此來勉勵朋友。作者提出在貶所要勤官慎職，不作窮愁的文字。并在此后的往來書信中，建議尹洙繼續完成在館閣時共修的《十國志》，表示“吾等棄于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心”。(《與尹師魯書第二》) 其目的都在于和同時遭貶的朋友互相鼓勵。

通覽全篇，風格平易流暢，語言含蓄委婉，字里行間充滿對朋友的真誠。雖是謙恭客氣之辭，卻沒有一般書生間的虛偽與做作; 雖是率直坦誠的批評，卻沒有盛氣凌人的尖刻與生硬，而是讓人感到親切友善，情理兼融。通覽全篇，《與尹師魯書》不愧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