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的主要內容,《中庸》導讀

《中庸》是中國儒家經典之一。本《小戴禮記》的一篇，《中庸》別行，古已有之，《漢志》有 《中庸說》二篇，《隋志》有戴颙《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宋時，與 《大學》、《論語》、《孟子》并列為“四書”。《中庸》為今古文學混雜之作，相傳是戰國時孔伋所著。“中庸”之解，有 “中，正也”、“庸，用也”(《說文》)，“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何晏《論語集解》)，一般認為“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朱熹《四書集注·中庸》)之說較妥。有《十三經注疏》本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之 《禮記》 《中庸》篇)。《四書集注》有《中庸章句》1卷。《集注》刊刻甚多，有正統年間司禮監經廠本，清乾隆年間《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等。

孔伋(前483—前402)，字子思，孔丘之孫，相傳曾受業于曾參、戰國初哲學家，《漢書·藝文志》著錄《子思》二十三篇，然已佚。現有《禮記》 中的《中庸》、《表記》、《場記》諸篇，相傳為孔伋所作。孔伋的“中和”論，強調 “誠”為天地之 “本原”。他以 “中庸”作為其學說核心，宣揚“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幸”等觀點。在中國封建社會，孔伋的哲學觀被認為是對孔丘“道統”的繼承，后被尊為“述圣”。孟軻曾受業于他的門人，發揚了他的學說，推崇內心省察的“盡心善性”，因有思孟學派之稱。

《中庸》一篇，近4千字。首段即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為論點，認為人性由“天”命定，任自然之“性”，行事合于“天道”，修治政事應以“道”化民。強調君子應“慎其獨”。“中和”則是天下之 “大本”、“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宣揚了“四情”不發或雖發而不可越禮的人格修養為天下本原的認識觀念。認為“中庸”即為“君子之道”，“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由修身推及為政，則主張“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而“仁”則以 “親親”為大。在“修身”、“事親”、“知人”、“知天”的因果上，明確“天下之達道” 為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五倫;“天下之達德”為 “知、仁、勇”三德。認為“誠”是“人之道”，“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由此可達到“博學之、審訓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認識境界; 因此至誠不已，即可 “無息”，“尊德性而道問學，就可在學與思上 “溫故而知新”，學與行上“敦厚以崇禮”，于是就可達到“致廣大而盡精微”的極高明而又“至誠如神”的“中庸”境界。

《中庸》所反映的中國儒家倫理思想，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作為一種應用于社會、政治范疇的哲學方法論，在我國思想史上有深遠的影響。唐代李翱就將《中庸》之 “至誠”作為“滅情復性”所要達到的境界，且發展了 《中庸》“天命之謂性”的觀點，認為 “人人性善”，一旦復性，便可“至誠”。《中庸》一書尤其受到宋代理學的殊遇，認為《中庸》是“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朱熹《中庸章句序》)。中庸之道一觸及社會領域，在理學家看來就成了 “極其中而天地位”，“極其和而萬物育” 了，也就是君、臣、父、子的 “各正其分”。(朱熹 《中庸章句》) 然而，首見于 《論語·雍也》的 “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作為一種最高的道德和哲學方法論，“中庸”準則還可應用于許多領域。例如，主張對人民“施取其厚，事舉得中，斂從其薄”(《左傳》)，在形式與內容上“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而君子”(《論語》)，對不了解的人“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論語》)等，都反映了“中庸”的思想方法。因此，作為先秦儒家的哲學思想，它是唯心主義的，但在一定意義上，它又是我國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份珍貴遺產。

參考文獻

• 1.蔣伯潛:《十三經概論·孟子概論》,世界書局,1944。
• 2. 何耿鏞:《經學概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