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鑒》的主要內容,《唐鑒》導讀

《唐鑒》是一部編年體的評論唐朝興衰史的著作。北宋范祖禹撰。成書于宋元祐元年(1086)。《唐鑒》的流傳版本很多，現存的有南宋后期的建陽刊本，明呂鏜刊本，明弘治十年白昂刊本，金華叢書本，以及解放前排印的《國學基本叢書本》，這些版本都是宋呂祖謙加注后重編的24卷本。現存最早的版本是宋刻小字本，為南宋孝宗朝浙江所刻。此版本較之其它版本完整可貴，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范祖禹(1041-1098)，字淳甫、淳父，一字夢得，成都華陽(今四川華陽)人，宋代史學家。自幼父母雙亡，由叔祖范鎮撫養長大。宋仁宗嘉祐八年進士，授試校書郎，知龍水縣事。熙寧三年 (1070)，由司馬光推薦參加編修《資治通鑒》的工作，歷時十五年。他主要負責唐紀部分的長編工作，又協助司馬光定稿“五代”部分，對《資治通鑒》的成書有很大貢獻。由于他專精唐史，故于元祐元年 (1086) 另成 《唐鑒》12卷，對史事進行評論。《通鑒》修成后，轉秘書省正字，哲宗即位，除著作佐郎，參與《神宗實錄》的修纂，歷官右諫大夫、給事中、翰林侍講學士、禮部侍郎、龍圖閣學士等。他除了撰有《唐鑒》外，還著有《帝學》8卷，《仁宗政典》6卷，《范太史集》55卷以及《仁皇訓典》、《三經要語》、《范氏論語說》等書。

《唐鑒》原12卷，306篇，約5萬多字。前為作者序，正文為卷1：高祖;卷2： 太宗上; 卷3：太宗下;卷4： 高宗、中宗、睿宗、玄宗上; 卷5： 玄宗下; 卷6：肅宗、代宗、德宗上;卷7：德宗中;卷8;德宗下;卷9： 順宗、憲宗; 卷10： 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卷11： 宣宗、懿宗、僖宗; 卷12： 昭宗。呂祖謙加注后，乃分為24卷。

在《唐鑒序》中，作者說明了著書的目的是為了采擇唐代“得失之跡，善惡之效“，作為歷史的借鑒，其用意與《通鑒》相同，此書圍繞帝王借鑒這個中心，論述了唐代自高祖迄昭宣帝近三百年治理國家的時政得失，精心選擇，突出重點，反復評論，所選史實中，把高祖、太宗、玄宗、德宗、憲宗作為重點，總結帝王的為君之道。該書以儒家思想為指導，對帝王的正心修身，以上化下，勤政節儉，立德懲武，虛懷納諫、嚴教太子，慎重擇相，用賢摒佞，施行仁政，講求禮法等等方面進行了評述。如：該書認為“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天下自治”。反復強調君主一定要虛懷納諫，并盛贊唐太宗善于納諫的作用，認為“相者治亂之所系”，皇帝要慎重擇相，而用賢去佞乃是治亂的關鍵。另外，對有唐一代的興亡得失，進行了總結和評論，如論唐德宗弊政說： “德宗享國二十有六年，亦不為不久。以其時考之，秕政無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二曰委任宦者，三曰聚斂貨財”，“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者漸矣”。再如論及黃巢起義時說“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眾也。”這些議論都為宋代統治者提供了可以借鑒的歷史經驗教訓。此書也有一些反對法治，鼓吹封建綱常思想的附論，說明作者的史觀明顯地受到封建傳統思想的束縛。

《唐鑒》 一書與《通鑒》 相比，有其特點： 一是《通鑒》以敘事為主，《唐鑒》以議論為主，且因史發論，而不是論中引史，避免了古今混淆、史論不分之弊。因此，《四庫全書總目》把它列入史評類。一是在體例上，《通鑒》以武后紀年，而《唐鑒》乃取武后臨朝二十一年之事系之中宗。其禮法觀念尤甚于司馬光。三是此書在寫法上采用 “以古喻今”的手法，對現實進行議論。如針對王安石所主張的“祖宗不足法”，他在論唐事時寫道： “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舊也……。” 其用心昭然若揭。

《唐鑒》在當時頗負聲譽，流傳很廣。《宋史》稱范祖禹寫此書 “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曰 (祖禹) 為唐鑒公。”元祐年間，程頤評說 《唐鑒》是 “自三代以后，無此議論”(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十三之一)蔡絛曾寫道： “范內翰祖禹作《唐鑒》，名重天下。”當時貴鐺 “不辨有祖禹，獨知有《唐鑒》而已，又稱其子范溫 “此唐鑒兒也”。( 《鐵圍山叢談》卷四)宋張端義 《貫耳集》記載宋高宗與講官說： “讀 《資治通鑒》，知司馬光有宰相度量; 讀 《唐鑒》知范祖禹有臺諫手段。”這些議論都說明《唐鑒》一書在當時有較大影響，且為許多人所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