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研究·詩風流派·后七子

明嘉靖、隆慶年間的詩文流派。由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吳國倫、徐中行七人組成。為了和李夢陽、何景明等七人相區別，世稱“后七子”。他們在“前七子”之后繼續提倡復古，聲勢更為浩大。嘉靖皇帝開始當權，雖有些中興氣象，但內憂外患此起彼伏，一些有識之士力圖有所改革。而“后七子”中許多人正是這樣的有識之士，他們在政治上力圖改革，而在詩文上也反對疲軟現象，再次提倡秦漢古文和盛唐精神。其理論核心仍是沿襲“前七子”。在他們看來，“西京之文實，東京之文弱，猶未離實也。六朝之文浮，離實矣。唐之文庸，猶未離浮也。宋之文陋，離浮矣，愈下矣。元無文”(王世貞《藝苑巵言》卷三)。并且認為古文已有成法，今人作文只要“琢句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于古之作者而已”(王世貞《李于鱗先生傳》)。他們提出：“盛唐之于詩也，其氣完，其聲鏗以平，其色麗以雅，其力沉而雄，其意融而無跡，故曰盛唐其則也”(王世貞《徐汝思詩集序》)。他們認為：“建安之作，率多平仄穩帖，此聲律之漸。而后流于六朝，千變萬化，至盛唐極矣。”(謝榛《四溟詩話》)極力頌揚盛唐詩歌。“后七子”左右文壇的時間比“前七子”要長，他們之間的文學主張也有不少差異，并且有所變化和發展。開始，“李攀龍、王世貞輩結詩社，(謝)榛為長，攀龍次之”。謝榛雖也主張模擬盛唐，但其取徑較寬，認為“歷觀十四家之作，咸可為法”，“不必塑謫仙而畫少陵也”。待到李攀龍聲名大盛，更把復古理論推向極端，“謂文有兩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于本朝獨推李夢陽”(《明史·李攀龍傳》)。李攀龍死后，王世貞主盟文壇二十年之久，“聲華意氣，籠蓋海內，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片言褒賞，聲價驟起”(《明史·王世貞傳》)。當時還有所謂“前五子”、“后五子”、“續五子”、“末五子”等名目，影響更為深廣。就在這聲勢大盛的發展過程中，王世貞也漸漸覺察到復古運動中某些流弊，認識到“代不能廢人，人不能廢篇，篇不能廢句”(《宋詩選序》)，有取于宋元詩。并且，在品評他人詩歌時，也常用直寫性靈為其贊詞。由于“后七子”立論有的偏狹，有的通達，所以他們創作中模擬仿古程度也有所區別，其中李攀龍最為嚴重。“后七子”在七言律詩方面皆有一定功力，如李攀龍俊潔響亮，王世貞精切雅致，吳國倫整密沉雄，徐中行閎大雄整，謝榛神簡氣逸。但都帶有一些模擬的毛病，加之才氣不足，生活不厚，常有詩句重復雷同的現象。后來，在公安派、竟陵派的極力反對下，“后七子”的詩文理論已不能左右文壇。但是，他們“墨守唐音”的部分看法仍為許多人所接受。明末陳子龍稱七子“其功不可掩，其宗尚不可非”(《仿佛樓詩稿序》)。清初詩家如李因篤、朱彝尊、屈大均、毛奇齡的手眼多承七子，即顧炎武、吳偉業也受其影響。沈德潛編選《明詩別裁集》，論詩亦與七子有同調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