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世通言》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不題撰人。凌濛初《拍案驚奇序》 “獨龍子猶氏所輯《喻世》等書”，笑花主人《今古奇觀序》 “墨憨齋……所纂 《喻世》、《警世》、《醒世》三言”，點明編撰者為別號龍子猶、墨憨齋的馮夢龍。馮夢龍，詳《古今小說》介紹。書凡四十卷，有金陵兼善堂刊本，三桂堂王振華刊本，衍慶堂 “二刻增補”本等。

《警世通言》是“三言”第二部，其中的“宋元舊種”比《古今小說》少些，明代擬話本相對多些，許多作品是馮夢龍創作或經他改寫的。但是，由于四十篇作品都經馮夢龍整理加工，很難精確區分哪些是改編、哪些是創作。只有《老門生三世報恩》一篇，因馮夢龍曾在《三報恩傳奇序》中明言“余向作 《老門生》 小說”，所以肯定是他創作的。不過，書中好幾篇都注出 “舊名”，而《玉堂春落難逢夫》卻注明 “與舊刻 《王公子奮志記》不同”，也可能是馮夢龍所作。還有一些作品，即使有故事出處，但經馮夢龍較大改造，或短文演為長篇，也可視為馮夢龍創作。如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故事雖有所本，但已作了創造性發展。唐人《白蛇記》寫白蛇精化為白衣婦人，以色害青年李黃致死，是此故事最初的雛形。《清平山堂話本》 中有 《西湖三塔記》，寫白蛇精化為美女專門迷人吃人，后被鎮壓在石塔下。《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根據白蛇化婦人傳說，結局也采取《西湖三塔記》寫法，但白蛇的形象被美化了，成為一個美貌多情的婦人。她不以色迷許宣，而是真誠愛他，為此，她還幾次試探許宣的性格和感情，確知其老實善良才提出婚姻，還要 “尋一個媒證”，說明她的慎重。她對李將仕的態度也說明她對許宣的忠實。為追求幸福，她還不畏強暴，盜庫銀、吊道士、斗法海。雖曾害許宣吃過官司，卻并非有意，雖也說過恐嚇許宣的話，但從來不曾有害他的意思。總之，白蛇的形象已起了根本性變化，從害人的妖精向多情的人方面邁進了一大步。只是，她身上還有妖氣，還因作妖法而不自覺害人。作者的矛盾態度反映出他還沒有擺脫傳統題材的影響，徹底把握住白蛇形象的本質。不過已完成了白蛇故事由寫妖精害人至寫愛情婚姻的關鍵性轉變，為后來優美動人的白娘子形象的出現打下了良好基礎。

唯一可以確認是馮夢龍創作的《老門生三世報冤》，歷來評價不高。此篇雖不算 《警世通言》 中最優秀的作品，但其對科舉弊病的揭露值得重視。這個趣味橫生的喜劇故事，寫主考官居然以 “亂亂的文法、歪歪的四六、怯怯的策論、憒憒的判語”之類為錄取標準，辛辣地嘲諷了 “盲試官亂圈亂點”的昏聵，和取“少年初學”“后路悠遠”“房師也靠得著他”的私心，揭露了科場的混亂。馮夢龍才高天下，卻困頓場屋，直至五十七歲才考出貢，六十一歲才出仕小小縣令，正與 “才高而數奇，志大而命薄” 的鮮于同考中入仕的年齡相合，看來并非無心巧合，而是有意為之。幽憤滿腔，小說才寫得特別辛辣而又辛酸，在含淚的苦笑中把明代科舉取士的荒唐腐敗揭露得淋漓盡致，非常真切生動。本來，科舉取士相對只重門第品級的世襲制是一個歷史的進步，但至明以八股取士，禁錮思想，科舉制就墮落了。至景泰元年 (1450) 開納粟入監之例，更標志著科舉取士的腐敗，科場賄賂舞弊現象也更日趨嚴重。《警世通言》不少作品都揭露了科場黑暗腐敗現象，除《老門生三世報恩》外，《蘇知縣羅衫再合》中的李生說： “世間所敬者財也，我若有財，取科第易如反掌。”《趙春兒重旺曹家莊》中被人稱為“曹呆子”的曹可成也知道：“如今的世界，中科甲的也只是財來財往。”《鈍秀才一朝交泰》中的黃勝，就是 “夤緣賄賂，買中了秋榜”的，真是 “目今朝政紊亂，公道全無，請托者登高第，納賄者獲科名” (卷九)。在中國小說史上，馮夢龍第一個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封建科舉制度，揭露了科舉的弊端，為以后凌濛初、蒲松齡、吳敬梓等的批判開了先路。

反映愛情婚姻的作品，在 《警世通言》 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優秀之作不少，既表現了青年男女對自由愛情的追求，也描寫了婦女們的不幸遭遇，反映出較普遍的社會問題。卷六入話寫卓文君和司馬相如的愛情故事，在史載的基礎上更突出了卓文君追求愛情婚姻的卓識和勇敢，為書中許多青年樹立了樣板。而市民階層的較少受封建禮教約束，也使這些作品中的青年，特別是女性顯出了大膽潑辣的特色，而不同于貴族少女的矜持、羞怯。《樂小生拚生覓偶》中的樂和，為了愛情，盡管不會水也勇敢地跳進錢塘江大潮救情人，終于得到了幸福，表現出 “鐘情若至真深處，生死風波總不妨”的真情。《金明池吳清逢愛愛》中的盧愛愛，生愛吳清，死亦相隨，真是 “隔斷死生終不泯，人間最切是深情”。《唐解元一笑姻緣》 中的唐伯虎，才高名大，輕世傲物，但為了秋香“不惜辱千金之軀”，卑詞下氣，賣身為仆，勤苦謹慎得主人歡心，終遂所愿。其事雖有風流喜劇色彩，但其情深，其行誠，用心良苦，感情堅執，終成佳話。《宿香亭張浩遇鶯鶯》中的李鶯鶯，為了愛情，不僅敢于跳墻私會，而且敢于公堂告狀，慷慨陳詞，引卓文君為例，為愛情公開辯護，強調 “律設大法”應“禮順人情”，要求官府為她的私婚作主，廢除張浩后來經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訂下的婚姻。這真是歷代文學作品中不曾出現過的敢作敢為的女性形象，其對愛情的執著追求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此勇敢的女性，與 《十日談》六天故事第七中的菲莉芭相似，都敢于公開辯護。不過，李鶯鶯是主動告上公堂，菲莉芭是被告上法庭，李鶯鶯是為愛情辯護，菲莉芭是為情欲辯護，二者仍有區別。《王嬌鸞百年長恨》中的王嬌鸞，在周廷章變心后，也勇敢地把兩人 “從前倡和之詞”及私訂的婚約，夾帶在官府往來公文中告狀，最后終于使負心漢在公堂上被 “亂棒打殺”，與 《古今小說》中的金玉奴以棒打小示薄懲不同，表現了對負心漢的強烈憎恨和對婦女人格人權的尊重。同時，從為李鶯鶯作主的陳待制和為王嬌鸞作主的察院樊祉身上，也可以看出這些封建官員有了新的色彩。他們對大膽公開封建禮教視為 “淫奔”、“丑禍”的私訂婚約取同情支持態度，一以為據廢除經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訂的合法婚約，一以為據懲處負心漢。這都表現出他們沒有按封建禮法辦事，置“圣賢”教訓和 “失節事極大”的理學教條于不顧，而照李鶯鶯所要求的 “禮順人情”，把封建社會視為神圣的禮法置于普通人情之下。而重視人的價值，承認人情、人欲的合理性，正是新的歷史時期市民意識的核心內容，這些封建官員實際上已被市民化了，成了市民階層意愿和要求在政治上的體現者。

《警世通言》中的一些愛情婚姻悲劇，既揭露了封建黑暗勢力的迫害，也表現了對封建勢力的反抗。《崔待詔生死冤家》 中的養娘璩秀秀，為了愛情婚姻，為了人身自由，乘火災與崔寧逃往外地，去過自食其力的夫妻生活。后來雖被郡王抓住，活活打死，但她的鬼魂仍不屈服，繼續尋著崔寧做夫妻。當人間連她的鬼魂都容不下時，便拉崔寧一起去做鬼夫妻了。這個悲劇，既揭露了封建統治者的兇橫殘暴，也表現了被壓迫者的反抗斗爭，璩秀秀對愛情婚姻的追求因與人身解放聯系在一起而顯得特別勇敢頑強。《小夫人金錢贈少年》中的小夫人，先在宣招府做妾，“只為一句話破綻些”，就被主人攆出去 “把與人”，又受騙嫁與一個 “須眉皓白”的老員外，“心下不樂”，只能時時流淚。她沒有享受過愛情婚姻的幸福，只是象玩物一樣被左右易手，任人隨意玩弄。她不甘于當玩物，渴望享受愛情幸福，于是愛上了主管張勝，成了鬼魂后還因 “生前甚有張勝之心，死后猶然相從”。這個可悲可憐的婦女，其渴望追求愛情婚姻幸福、擺脫玩物地位的真情實在感人。

《警世通言》中關于妓女的愛情婚姻悲劇寫得更為深刻感人，突出的是代表話本小說最高成就的《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這篇深刻的現實主義作品成功地刻畫了杜十娘的典型形象。私蓄 “百寶箱”，表明了她的心計; 與鴇母斗，顯出了她的機巧; 反復試探李甲，說明了她的沉穩; 壓抑被出賣的悲痛，表現了她的堅韌; 怒斥沉江，顯現出她的剛烈。作品以從良之喜和沉江之悲的對比反襯構成兩大層次，又以杜十娘為從良斗鴇母、試李甲的層層深入和被賣后的 “冷笑”、“嚴妝”、“怒沉”構成小層次，通過精致的細節描寫、準確的心理刻畫、生動有力的語言，把杜十娘的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杜十娘高于以前妓女形象的不同一般之處，在于她并不簡單以跳出火坑從良嫁人為理想目標，象王幼玉那樣只以他人 “指曰彼人婦也” (柳師嚴 《王幼玉記》) 為滿足，她追求的是有真摯愛情和真誠相待的夫妻生活。因此，在她與李甲相愛時，她是平等的，從不曾有霍小玉 “妾本娼家，自知非匹”(蔣防 《霍小玉傳》)和譚意歌 “以賤偶貴，誠非佳婚” (秦醇 《譚意歌傳》) 那樣自卑的想法。她是明中后期資本主義萌芽發展、思想解放浪潮涌現中覺醒了的女性，把個人幸福、人的權利、人格尊嚴看得高于一切。因此，追求愛情，她執著而沉穩，不抱幻想; 面對悲劇，她決不妥協，以死抗爭。杜十娘的悲劇，本質上是封建制度造成的，這一把她壓在社會最低層任人凌辱的制度，不能容許貴族子弟娶一個地位卑賤的妓女，李甲雖表面 “忠厚志誠”，但也不會不顧家世利益、個人前程“因妓而棄家”，她的悲劇不可避免。杜十娘以憤怒沉江向吃人的封建社會發出了最強烈的抗議，也完美地顯現了她有高度精神世界、理想追求的性格光彩。《玉堂春落難逢夫》中的玉堂春愛上王景隆，先中鴇母 “倒房計”甩掉耗盡銀錢的王景隆，又被騙賣給山西商人作妾，更受誣下獄，幾被處死，也反映出妓女地位的卑下和命運的悲慘。不過，作品把貴公子王景隆描寫成一切為了所愛妓女的形象，他為妓而棄家不歸，為妓而讀書科考，為妓而作官，為妓可以拋棄父子夫妻人倫關系，終于與玉堂春團圓。這樣寫，既表現出對封建門第等級觀念的突破，對妓女悲慘命運的同情，同時夸張的喜劇手法也反映出市民階層的浪漫幻想。按《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傳》和 《情史·玉堂春》 中所寫，王舜卿 (即王景隆) 并未如此為妓而不顧一切，最后把玉堂春領回，也只是“陰置別邸為側室”，并不敢讓家里人知道。

《警世通言》 中還有一些反映市民道德觀念的作品。如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中塑造了一個善良純厚的小商販形象，贊揚了拾金不昧、為人著想的好品質; 《趙太祖千里送京娘》歌頌了無私助人的坦蕩胸懷和義氣;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中，針對“于今交道奸如鬼”的社會現實，歌頌了古人知音相交，情深義重的美德;《桂員外途窮懺悔》中肯定了“富而好義”的施濟，批判了忘恩負義的桂富五。另外，象《王安石三難蘇學士》教育人應謙虛戒驕，寫得既有思想意義，也頗有藝術趣味。

《警世通言》中作品思想藝術水平并不一致，良莠相雜，既受題材的限制，也反映出作者思想的復雜性。如《莊子休鼓盆成大道》中的封建貞節觀念，一些鬼怪佛道故事中的迷信、輪回思想，都是明顯局限，這些作品藝術上也無甚特色。而且，即使在同一篇作品之中，也反映出復雜的思想。如 《小夫人金錢贈少年》，一方面同情小夫人的不幸遭遇，肯定她對愛情婚姻幸福的追求，一方面又跳不出舊題材的限制，割不掉把小夫人寫成“禍水”的尾巴，削弱了作品的思想藝術價值。反過來，如 《拗相公飲恨半山堂》對實行新法的王安石采取攻擊態度，時有惡毒的情節和語言，但卻又能寫出王安石節儉自重、傷痛民苦的優點，并非一味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