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研究·詩風流派·公安派

明萬歷年間的詩文流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為代表人物。因“三袁”的籍貫是湖廣公安(今屬湖北)，故稱。該派成員還有江盈科、陶望齡、黃輝、雷思霈等人。明代自弘治以來，文壇即為前后七子所把持，“公安派”可謂異軍突起。此派成員的文學思想受到李贄的影響，反對前后七子的擬古風氣，對當時文壇“剽竊成風，眾口一響”的現象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們的文學主張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其一，認為文學應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時代發展，文學也應隨之發展，“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袁宏道《敘小修詩》)，“世道改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勢也”(袁宏道《與江進之》)。他們反對摹擬古人，提出“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袁宏道《敘小修詩》)，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袁中道《花雪賦引》)基于這樣的認識，公安派致力于解除對文學的各種束縛，求得文體的解放，至有“一掃王、李云霧”(《公安縣志·袁中郎傳》)的評價。其二，主張詩文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即要求文學作品要抒發作家的真實感情，表現作家的個性。他們認為“出自性靈者為真詩”，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所行，是謂真人”(袁宏道《識張幼于箴銘后》)。針對儒家傳統的溫柔敦厚的詩教，他們提出“真者精誠之至，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所以應該“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瀟碧堂集序》)。總之，公安派主張創作要有個性，要表現真情實感，只有“抒性靈”的作品、“從自己胸臆流出”的作品，才可能“令人奪魂”(袁宏道《小修集序》)。其三，公安派認為：文學要有一定的內容，只注意形式而不注意內容，則會空泛，故而他們認為“物之傳者必以質”(袁宏道《行素園存稿引》)。其四，與公安派的文學發展觀和創新論相聯系，他們十分重視小說、戲曲創作，提倡通俗文學。他們重視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認為《西廂記》、《水滸傳》，“皆古今至文”，如袁宏道不僅以民歌為詩，而且還贊揚《水滸傳》比《史紀》更為奇變，相形之下便覺得“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聽朱生說水滸傳》)。公安派的文學理論和主張，十分新穎和大膽，在當時很有影響，但也遭到傳統派文人的批評與攻擊，正如魯迅所說：“明末公安、竟陵兩派的作品也大受排斥，其實這兩派作者，當時在文學上影響是很大的。”在文學創作方面，公安派作家較長于散文，他們的游記、尺牘、小品或秀麗清雅，或風趣活潑，很有特色。還有一些作品抨擊時政，表現出對道學的不滿。但總的看，他們的作品大都缺乏深刻的社會內容，局限于抒寫“文人雅士”的閑情逸志、身邊瑣事或自然景物，這與他們消極避世的態度有密切聯系。他們的詩歌題材十分狹窄，內容貧乏，而詩風又較為輕佻，仿效者則“沖口而出，不復檢點”，“為俚語，為纖巧，為莽蕩”，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產生了消極的影響。《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論云：“三袁詩人變板重為輕巧，變粉飾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又復靡然從之。然七子猶根于學問，三袁則惟恃聰明。學七子者不過贗古，學三袁者乃至矜其小慧，破而壞度，名為救七子之弊，而弊又甚焉。”這段話雖然不無偏頗，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公安派”的風格對清代鄭燮的散文、袁枚的詩和詩論都有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