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研究·詩學概念·舍筏達岸

古代詩學概念。語見明何景明《與李空同論詩書》：“仆嘗謂詩文有不可易之法，……法同則語不必同矣。……佛有筏喻，言舍筏則達岸矣，達岸則舍筏矣。”“舍筏達岸”，原是佛學術(shù)語，見佛典《阿梨吒經(jīng)》。佛家以筏喻正法，岸喻涅槃，治正法到達涅槃彼岸，即正法亦應舍棄。這就是“舍筏達岸”的意思。明代前七子首領李夢陽、何景明都傾向于追摹盛唐之音，可是二人在學古態(tài)度上存在分歧。何景明在《與李空同論詩書》里，將這種分歧概括為：李夢陽“刻意古范，鑄形宿鏌，而獨守尺寸”;他自己則“欲富于材積，領會神情，臨景構(gòu)結(jié)，不仿形跡”。實際上反映了刻板地機械模仿與一定程度的靈動新變之間的區(qū)別。因此，何景明借用佛教“舍筏達岸”之說，指出作詩拘泥古人陳法不足取。他說：“今為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fā)，泯其擬議之跡，以成神圣之功，徒敘其已陳，修飾成文，稍離舊本，便自杌隉，如小兒倚物能行，獨趨顛仆。雖由此即曹、劉，即阮、陸，即李、杜，且何以益于道化也?”說明學習古人詩法只是提高自己創(chuàng)作的一種手段，目的是要“推類極變”，寫出古人所無，自我新“開”的詩篇，如果拘守“已陳”，未能消泯“擬議之跡”，猶如一個人畢生站在渡河的筏上，未能到達彼岸，這是沒有出息的。雖然何景明自己的詩歌創(chuàng)作離開“舍筏達岸”的目標還有相當距離，但其以上主張則有其合理的因素，與后來公安派、竟陵派追求新變的理論有潛通之處。袁枚說：“后之人未有不學古人而能為詩者也。然而善學者得魚忘筌，不善學者刻舟求劍。”(《隨園詩話》卷二)“得魚忘筌”恰是對“舍筏達岸”下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