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曲論·詩論· 鶴林玉露》新詩鑒賞

十六卷，南宋羅大經撰。大經(生卒年不詳)，字景綸，廬陵(今屬江西吉安)人。寶慶二年(1226)進士，曾為容州司法參軍。晚年歸隱。

此書介于詩話與筆記之間。由于卷帙較繁，書中論詩之語很多。羅氏受理學影響很大，主張文應成為“貫道”之器，注重詩的“勸戒”作用，否定無益“勸戒”的文藝作品：“彼有繪畫雕刻，無益勸戒者，固為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流連光景，過于求適，幾于誨淫教偷，則又不可之甚者矣”。

因此，他十分不滿白居易晚年閑適詩：“自詩家言之，可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矣。然讀之者，將必起其頹惰廢放之意，而汲汲于快取樂，惜流光，則人之職分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將何時而可為哉!”對于宋朝士大夫，特別是蘇軾對白居易的向慕提出了質疑，從中也見大經重視人生的意義。基于這種認識作者大力表彰杜甫詩。

在藝術上羅氏以畫馬為例提倡以“自然”為師，“大概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若能積精儲神，賞其神駿，久久則胸中有全馬矣。信意落筆，自然超妙，所謂‘用意不分，乃凝于神’者也”。注重藝術構思的完整性和具體性。

他還提出：“作者必以巧進，以拙成。”“巧”是指作家關于藝術技巧的修養;“拙”是指藝術形象的渾樸，不見雕琢痕跡。

宋詩多用賦體，少比興，而羅氏指出，“詩莫尚乎興”，“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于此，而意寄于彼，玩味乃可識”。宋詩少用比興，因為宋代多次發生士大夫以詩得罪的案件，使得人們作詩不敢用“比興”。書中有“詩禍”條，從楊惲以《報孫會宗書》而被腰斬起，羅列了古今因詩文得禍的案例，較詳盡地介紹了宋代蘇軾的“烏臺詩案”、蔡確的“車蓋亭詩案”、陳起等人的“江湖詩集案”，并指出這類事件對宋代詩歌創作的影響。

書中還記錄了兩宋一些文人軼事。

明代葉廷秀從此書輯出詩話四十條，編成《詩譚續集》一書。

《鶴林玉露》有十八卷、十六卷兩種版本，國內流傳為十六卷本。十八卷本在日本流傳，它更接近羅本原貌。

今人王瑞來以日本“慶安本”為底本校以多種版本，由中華書局1983年排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