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元文學的內容·元代南戲·元代五大南戲——《荊》《劉》《拜》《殺》《琵琶記》

元代南戲的劇目，在明清的一些曲目著作及南曲譜中多有記載。錢南揚先生匯集了《永樂大典目錄》《南詞敘錄》《南曲九宮正始》《南九宮十三攝曲譜》《傳奇匯考標目》等明清文獻中所載錄的南戲劇目，共238種，其中有一部分是宋南戲與明初南戲，但大多是元代南戲?，F存有全本者共為19種：《張協狀元》《錯立身》《小孫屠》《荊釵記》《白兔記》《拜月亭》《殺狗記》《琵琶記》《金釵記》《破窯記》《金印記》《黃孝子尋親記》《趙氏孤兒記》《東窗記》《牧羊記》《三元記》《周羽教子尋親記》《胭脂記》《古城記》等，除去《張協狀元》與《三元記》《周羽教子尋親記》《胭脂記》《古城記》五種分別為南宋與明初南戲外，其余皆為元代南戲。

在現存的元代南戲作品中，當以《荊釵記》《白兔記》《拜月亭》《殺狗記》《琵琶記》等五種影響最大。前四種在明清時期被并稱為四大南戲，如清代無名氏《曲?？偰刻嵋吩疲骸霸饕詠恚鄠髟罕旧铣耍栽弧肚G》《劉》《拜》《殺》?！肚G》謂《荊釵》，《劉》謂《白兔》，《拜》謂《幽閨》，《殺》謂《殺狗》……樂府家推此數種，以為高壓群流。”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元南戲之文章》也謂：“元之南戲，以《荊》《劉》《拜》《殺》并稱，得《琵琶》而五?！?/p>

《荊釵記》，又名《王十朋荊釵記》，清高奕《新傳奇品》、黃文旸《曲海目》、姚燮《今樂考證》等皆題“柯丹邱”作，張大復《寒山堂南九宮十三攝曲譜》卷首在《王十朋荊釵記》劇名下注云：“吳門學究敬先書會柯丹邱著?！笨梢姟肚G釵記》的作者是元代蘇州(吳門)的一位書會才人。今存的《荊釵記》皆為明代的刊本，寫的是書生王十朋家道清貧，以荊釵為聘，娶錢玉蓮為妻。后王十朋狀元及第，授官江西饒州僉判。當朝宰相萬俟欲招王十朋為婿，十朋執意不從。萬俟惱羞成怒，將十朋由饒州改調煙瘴之地潮州，并不準回鄉。與王十朋一同赴京應試的豪紳孫汝權欲娶玉蓮，篡改了王十朋的家書，詭稱王十朋已入贅相府，讓玉蓮改嫁他人。玉蓮繼母與姑母貪圖錢財，嫌貧愛富，見信后便逼玉蓮改嫁孫汝權。玉蓮誓死不從，投江殉節。恰被赴任路過溫州的福建安撫錢載和救起，認作義女，帶至任所。五年后，萬俟倒臺，王十朋升任吉安太守，而錢載和也由福建安撫升任兩廣巡撫，攜玉蓮上任途中，路過吉安府，遂使十朋與玉蓮團圓。

王十朋在歷史上確有其人，是南宋時溫州樂清人，字龜齡，號梅溪，早年曾“聚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南宋紹興二十七年(1157)狀元及第，歷任秘書郎、侍御史、龍圖閣學士等職。又出知饒、夔、湖、泉四州。著有《梅溪集》。《宋史》有傳。那么作為歷史人物的王十朋是怎樣成為戲曲中的人物了呢?據《甌江逸志》載：“今世俗所傳《荊釵記》，因梅溪劾史浩八罪，孫汝權實慫恿之。史氏切齒，遂令門客作此作以誣之。蓋玉蓮乃梅溪之女，孫乃梅溪同榜進士也，史客故謬其說耳。又有一說：玉蓮實錢氏，本倡家女，初王與之狎，錢心許嫁。后王狀元及第歸，不復顧，錢憤，投江死?！泵骼钊杖A《紫桃軒雜綴》也云：“玉蓮，王梅溪先生十朋之女;孫汝權，宋進士，先生之友，敦尚風誼。先生劾史浩八罪，汝權實慫恿之。史氏切齒，遂妄作《荊釵記》傳奇，故謬其事以蔑之耳?！敝^《荊釵記》是史浩門人為報復王十朋與孫汝權所作，這恐為附會之說，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荊釵記》本事及劇情的演進之跡，即王十朋這一形象有一個從反面形象到正面形象的演變過程。在早期的《荊釵記》中，王十朋當與孫汝權一樣，也是一個受到抨擊、丑詆的對象。正如前人的記載中所說的，他在狀元及第前，與倡家女錢玉蓮狎，狀元及第后，便“不復顧”，拋棄了玉蓮，致使“錢憤而投江死”。也正因為劇中有這樣的情節，才會有人將它與王十朋彈劾史浩及史浩門人報復之事牽附起來。另外，根據前人的記載，今存的《荊釵記》確是根據古本《荊釵記》改編的。如清無名氏《曲?？偰刻嵋吩疲骸肚G釵記》“元人所撰，后人又加更改，有古《荊釵》及《荊釵》兩種。”

今存的《荊釵記》雖是古本《荊釵記》的翻案戲，但從劇作所敷演的故事情節與人物形象來看，同樣反映了下層民眾的愛憎觀與道德觀。首先，從王十朋這一人物來說，他忠于愛情，面對萬俟丞相的威逼招贅，他既不做忘恩負義的王魁，也不做妥協屈服的蔡伯喈，寧可被奸相改調煙瘴之地去做官，始終不肯拋棄自己的糟糠妻室，入贅豪門。如果說古本《荊釵記》是通過王十朋狀元及第后拋棄前妻錢玉蓮，致使玉蓮投江而死這一故事情節，抨擊了書生的負心行為，那么今本《荊釵記》則通過王十朋狀元及第后不忘糟糠之妻，拒絕入贅豪門的情節，從正面對不負心的書生予以歌頌，為那些出身寒門的士子提供了典范，從另一個角度表達了下層民眾的道德理想。其次，今本中的女主角錢玉蓮不為財利所誘，不為威逼所屈，忠于愛情，直至投江殉節，仍和古本中的憤而投江自盡的錢玉蓮是一致的，而她的這種堅貞不屈、忠于愛情的精神，也得到了下層民眾的同情與贊賞。最后，今本《荊釵記》雖以王十朋與錢玉蓮的大團圓為結局，但這一結局是建立在戰勝萬俟丞相、孫汝權等罪惡勢力的基礎之上的，以正義戰勝邪惡為結局，這與《琵琶記》以蔡伯喈的動搖妥協和趙五娘的無原則容忍為前提的一夫二婦的大團圓結局相比，更能體現下層民眾的愿望。因此，《荊釵記》的故事情節雖然經歷了由描寫書生負心到描寫書生不負心的演變，但其中所蘊含的下層民眾的道德理想與愿望沒有改變，也正因為如此，這一劇目才得以在戲曲舞臺上屢演不衰，為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

作為南戲的經典劇目，經過了許多藝人及文人的加工，《荊釵記》在藝術上也有著較高的成就，而這也是它在舞臺上久演不衰，為廣大觀眾所喜聞樂見的重要原因?！肚G釵記》的藝術成就，首先體現在劇作的結構上，全劇的情節安排既曲折巧妙，又緊湊嚴謹。全劇設置了三組矛盾沖突：一是王十朋與孫汝權，二是錢玉蓮與繼母、姑母，三是王十朋與萬俟丞相。這三組矛盾沖突都緊緊圍繞著王十朋與錢玉蓮之間悲歡離合這一主線展開，故劇中雖然頭緒多，矛盾沖突此起彼伏，但劇情發展井然有序。為了突出主線，作者巧妙地運用道具，將象征王十朋與錢玉蓮的愛情的荊釵貫串于劇情發展的始終，在劇作的開頭，以荊釵為聘禮，王十朋與錢玉蓮得以結合;劇情演進到中間，玉蓮被逼投江時，將荊釵牢系身上，把荊釵作為殉情的見證;最后，又以荊釵為媒介，使王、錢二人得以團圓。在具體安排劇情時，又能前后照應，針線緊密。如《堂試》出，太守看到孫汝權的試卷與王十朋的試卷字跡相同，便謂孫汝權是“令人代作文字”，命人背起來打。這一情節就照應了后來孫汝權偷改王十朋的家書的情節。又如王十朋不從萬俟丞相的招贅，由原來所授的饒州僉判，改調潮陽，這又為《誤訃》一出錢玉蓮把饒州王僉判的死訊當成王十朋訃音的情節埋下了伏線。由于層層照應，使劇情發展既合理，又十分緊湊。

在曲調的運用上，《荊釵記》也有獨到之處，即能根據劇情的不同，選用具有與劇情相合的曲調，使曲調與劇情得到了較好的統一。如《閨念》一出，王十朋上京應試去后，錢玉蓮獨自在閨房內思念丈夫。錢玉蓮一上場，就唱了一支長引子【破陣子】，接著又連唱四支適宜抒情的長調細曲【四朝元】，使錢玉蓮對丈夫的思念之情得到了充分的表達。故明代呂天成《曲品》云：“《荊釵》以真切之調，寫真切之情，情文相生，最不易及?！?/p>

《白兔記》，又名《劉知遠白兔記》，《曲?？偰刻嵋分^“此劇未知誰筆，總出元人之手”。據1967年新發現的明成化永順堂刊本的副末開場所云，為永嘉書會才人所作?！栋淄糜洝方翊娴囊步詾槊骺?，寫五代后漢高祖劉知遠與李三娘的故事。劉知遠被繼父所逐，流落荒廟，為李文奎收留，并將女兒三娘許配給劉。三娘兄嫂為獨占家產，設計加害劉知遠。劉知遠被逼到邠州投軍，后入贅岳節使府中。李三娘在家受盡兄嫂的迫害，白天汲水，晚上挨磨，在磨房產下一子，因無剪刀，只好用牙咬斷兒臍，故取名咬臍，怕兄嫂加害，托人送到劉知遠處。16年后咬臍長大成人，一日打獵，追趕一只白兔，與生母李三娘相遇，便回去報與劉知遠，劉知遠便率領兵馬回到沙陀村，與三娘團聚。劉知遠與李三娘的故事在《舊五代史》與《新五代史》上皆無記載，但在民間早已流傳，如宋代話本《五代史平話》中就有了較詳細的描寫，金代又有《劉知遠諸宮調》。而南戲《白兔記》正是根據民間傳說編撰而成的。從作品的主題及對劉知遠與李三娘這兩個人物形象的描寫來看，在南戲中李三娘的形象比話本、諸宮調所描寫的更為突出。南戲雖也同樣以較多的篇幅敷衍了劉知遠的情節，但劇作歌頌與贊揚的卻是李三娘，她面對兄嫂的威逼迫害，推磨打水，受盡折磨，不肯屈服，故這一人物最能引起讀者與觀眾的同情與贊美，而與李三娘有關的幾出戲，如《挨磨》《分娩》《見兒》《私會》等，也是全劇中的精華。對于劉知遠，劇作在前面雖然也寫了他受李洪一夫婦迫害，離家出走的不幸遭遇，但后來又寫他發跡后不念在家受苦的三娘，另娶貴家之女為妻，這顯然是一種負心行為，故劇作對劉知遠這一人物的褒貶還是甚為分明的。

《白兔記》在藝術上也有著較高的成就，如劇情安排，線索分明，先寫劉知遠與李三娘由合而分，后寫他們由分而合，中間則通過竇公送子、咬臍打獵追兔的情節，將前后兩部分情節聯結起來。又劇作的語言具有質樸自然的特色，如呂天成《曲品》評曰：“《白兔》詞極古質，味亦恬然，古色可挹。”

《拜月亭》，又名《幽閨記》，一般都以為是元代杭州人施惠根據關漢卿的同名雜劇改編的。寫金朝貞元年間，番兵入侵，金主聽信奸臣讒言，遷都南京(宋稱汴梁)。書生蔣世隆與妹瑞蓮、尚書王鎮的夫人與女兒瑞蘭在逃難途中失散，世隆與瑞蘭相遇，并在患難中結為夫妻，而瑞蓮與王夫人相遇，被收為義女。王鎮和番回朝，在旅店遇見瑞蘭，不認世隆為女婿，強將瑞蘭帶走。瑞蘭回到家中，月夜焚香拜月，祈禱上天，保佑世隆平安。后世隆狀元及第，王鎮奉旨招親，于是夫妻、兄妹團圓。與同類題材的其他南戲相比，《拜月亭》自有它獨特的思想高度。它不只是以才子佳人的風流韻事來取悅觀眾，而是通過男女之間的悲歡離合，展示了較深刻的思想內容與社會風貌。首先，劇作將這一故事放在社會大動亂的特定環境中來描寫，以蔣、王的遭遇，向觀眾展示了萬民倉皇、妻離子散的社會現實，反映了民族矛盾與統治者的昏庸給百姓帶來的災難。其次，劇作對蔣世隆與王瑞蘭在患難中不為封建禮教束縛，自主婚姻的行為加以肯定與歌頌，并對王鎮為維護封建門第、恪守傳統婚姻道德的行為加以批判與否定。

《拜月亭》在藝術上也有較高的成就。如在安排情節時，采用巧合的表現手法：世隆與瑞蘭奇遇;瑞蓮與王夫人巧逢;世隆與瑞蘭途中遇盜，寨主恰是世隆的義弟陀滿興福; 又王鎮和番回朝，在途中與女兒、夫人意外相遇;最后王鎮要招贅的女婿正是被他嫌棄的窮秀才。由于作者善于運用巧合的手法來安排情節，組織戲劇沖突，故使劇情發展錯落有致，妙趣疊出。又，劇作的語言本色自然。如明李贄云：“《拜月》曲白都近自然，委疑天造，豈曰人工!”^①呂天成《曲品》也謂其“天然本色之句，往往見寶，遂開臨川玉茗之派”。

《殺狗記》的作者，多認為是明初人徐��。其實，《殺狗記》必為元人所作，徐��只是改編者。而今存的《殺狗記》是明代馮夢龍的改定本。《殺狗記》寫的是家庭矛盾，兄孫華受壞人柳隆卿、胡子傳的挑唆，將弟孫榮逐出家門。嫂楊月真殺狗假作人尸，要孫華去請柳、胡移尸滅跡，柳、胡不但不幫忙，反而向官府告發。在公堂上楊月真說出真相，使孫華看清了柳、胡的真面目，與孫榮重歸于好。作者編撰這本戲文的意圖是“奉勸世人行孝順，天公報應不差移”^①，即通過一場家庭矛盾來宣揚封建倫理道德，提倡“親睦為本”，“孝友為先”^②。因此，在劇作中充滿著封建說教的氣味。但作者在描寫這場家庭矛盾時，也揭露了封建社會的某些黑暗現象，如對“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的世態炎涼的真實描寫。

與其他三種南戲相比，《殺狗記》在藝術上的成就不高，只是在語言上還具有早期南戲的質樸自然的特征，故為一些文人學士所鄙視，如清梁廷枏《曲話》云：“《荊》《劉》《拜》《殺》曲文俚俗不堪，《殺狗記》尤惡劣之甚者。”

《琵琶記》，作者高明，字則誠，號菜根道人，溫州瑞安(今屬浙江)人。約生于元成宗大德年間。元至正五年(1345)進士。先后任處州錄事、杭州行省丞相掾、江南行臺掾、福建行省都事、浙東閫幕都事等職，后因與元人主帥不合，辭官，隱居四明(今浙江寧波)櫟社，以詞曲自娛。戲曲有《琵琶記》、《閔子騫單衣記》(已佚)，詩文有《柔克齋集》20卷。

《琵琶記》是根據早期南戲《趙貞女蔡二郎》改編的，寫蔡伯喈為父親所逼，離開新婚妻子趙五娘，赴京應試。狀元及第后，又被牛丞相強逼入贅，欲辭官回家，但皇帝不從。而家鄉連遭饑荒，趙五娘獨自承擔起侍養公婆的重擔。公婆去世后，五娘身背琵琶，上京尋夫，在牛小姐的幫助下，終與伯喈團聚?！囤w貞女蔡二郎》是一部抨擊書生負心的婚變戲。《南詞敘錄》載：“伯喈棄親背父，為暴雷震死。”而高明的《琵琶記》則是一部翻案戲，他在副末開場的【水調歌頭】詞中表明了自己的改編主旨，曰：“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閨，瑣碎不堪觀。正是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休論插科打諢，也不尋宮數調，只看子孝共妻賢?！睘榇?，他把“背親棄婦”、不忠不孝的蔡伯喈改成了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將“雷轟蔡伯喈”的結局改成了一夫二婦大團圓的結局。但由于是在辭去官職，“避居四明櫟社”時改編《琵琶記》的，因此，他也將自己此時厭棄功名、不滿科舉和向往退隱的思想傾向在劇作中表達出來。如他把蔡伯喈赴試不歸、造成父母餓死的責任歸之于“三不從”，即辭試不從、辭官不從、辭婚不從，“只為君親三不從，致令骨肉兩西東”。而“三不從”中，主要是辭試不從，即科舉制度逼得蔡伯喈有家難歸，造成了蔡家的悲劇。而且，高明還將拐兒行騙、社長里正貪污官糧等當時的一些黑暗現象與“三不從”交織在一起描寫，這就更形象地告訴人們，給蔡家帶來災難的，不僅僅是蔡伯喈一人，而主要是社會本身?？梢?，高明的《琵琶記》為蔡伯喈翻了案，把“背親棄婦”、造成蔡家悲劇的責任歸之于社會，從這一點來看，《琵琶記》擴大了《趙貞女蔡二郎》的思想意義。當然，高明抨擊科舉及揭露社會的黑暗現象，并不是要否定當時的社會制度，而是要說明，正是不合理的制度和黑暗現象，妨礙了忠孝節義等傳統倫理道德的實行，使人們欲孝不能。正因為如此，當剛推翻元朝統治，欲恢復儒家思想統治地位的明太祖看到《琵琶記》后，便大為贊賞，謂“五經、四書，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記》，如山珍海錯，貴富家不可無”^①。

在藝術手法上，《琵琶記》也有較高的成就。如全劇的布局緊湊，全劇的情節是順著兩條線索發展的，一條是蔡伯喈應試求官的遭遇，一條是趙五娘在家侍養公婆的情形，并且采用了對比的手法來安排這兩組情節，將趙五娘的悲慘遭遇與蔡伯喈在牛府的豪華生活交叉著描寫，一邊是趙五娘臨妝感嘆，一邊是蔡伯喈杏園春宴;一邊是趙五娘吞咽糟糠，一邊是蔡伯喈與牛小姐中秋賞月。一喜一悲，一貧一富，一賤一貴，相互映襯，既突出了戲劇沖突，又增強了悲劇氣氛。其次，劇作的語言既本色自然，又蘊藉富有文采。如《糟糠自饜》一出趙五娘所唱的【孝順歌】曲，以糠和米，比喻自己與丈夫，“本是相依倚，被簸揚作兩處飛，一貴與一賤”，既質樸自然，又真切感人。另外，與早期的南戲相比，全劇抒情性場次和長套細曲的運用有了明顯的增多。而《琵琶記》在藝術上的這些成就，都顯示了文人參與南戲創作后，南戲在藝術上已開始擺脫早期的粗率，逐步趨于完善，為進入到傳奇階段在藝術上奠定了基礎。前人曾把《琵琶記》譽為“詞曲之祖”^①，這并非過譽。

注釋

① 《李卓吾先生批評幽閨記》總評,明虎林容與堂刻本。①② 《殺狗記·孝友褒封》出,《六十種曲》第十一冊第128、126頁,中華書局1958年版。① 明徐渭《南詞敘錄》,《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三冊第240頁。① 清焦循《劇說》卷二,《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八冊第10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