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清代文學的時代特征

無論從哪方面看，清代都是中國歷史上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文化最復雜的時代。它是中國古代社會的末日和現(xiàn)代社會的前夜，是中國社會現(xiàn)代化過程中最重要的一段歷程。它是一個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疆域最為遼闊，人口最為眾多。清廷既崇尚漢文化又壓抑漢族士大夫的民族政策和政治制度，使?jié)M漢關系一直處于尖銳對立和斗爭的緊張狀態(tài)中。明清易代之際，士人以文學寄托亡國之恨和對清朝統(tǒng)治者的仇視;鴉片戰(zhàn)爭以后，國勢的衰亡，使?jié)h族士大夫的排滿意識重新在政治改革的呼聲中高揚。面對清廷的政治禁錮和文字獄恐怖，文化啟蒙和個性解放的欲求始終在文學中涌動，并借助于某些時機迅速地澎湃開來;置身于封建社會末世，對國運世事充滿失望和無奈的感傷心態(tài)，接觸西方近代文明而產(chǎn)生的新奇感受和進退失據(jù)的復雜心情，無不反映在文學中，使文學再現(xiàn)社會生活的廣度和表現(xiàn)內心情感的深度都達到前所未有的境地。更兼政治、法律、教育乃至新聞制度的滯后，許多本應由政治、法律等承擔的思想文化建設被轉嫁給文學，使文學負荷了過于沉重的思想內容。以致清代留下的大量文學文本常首先被作為政治、經(jīng)濟和思想史文獻來閱讀，而各種《經(jīng)世文編》和《清詩紀事》正是在這樣的意識主導下編纂的，無形中將人們對清代文學的注意引向經(jīng)世而非審美的方向。

事實上，當代學者眼中的清代文學，首先在紀實性和敘事性上顯出特色。相對于歷來的文學傳統(tǒng)，清代的文學創(chuàng)作首先表現(xiàn)為敘事文學的繁榮。在傳統(tǒng)文學形式中，詩歌的敘事性最引人矚目。“以詩歌敘說時政，反映現(xiàn)實，蔚為有清詩壇總的風氣，十朝大事往往在詩中得到表現(xiàn)，長篇大作動輒百韻以上。作品之多，題材之廣，篇幅之巨，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敘事性是清詩的一大特色，也是所謂超明越元、上追唐宋的關鍵所在”^①。從吳梅村《永和宮詞》《圓圓曲》、胡天游《烈女李三行》到王闿運《圓明園詞》、劉師培《癸丑紀行六百八十八韻》、王國維《頤和園詩》，這類敘事性的長篇巨制已同人們對清詩的聯(lián)想聯(lián)系在一起，成為清詩標志性的特點。駢散文章中敘事性和紀實性作品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重大事件、人物傳記、祥瑞災禍乃至奇聞異事，都被熱心地記述和書寫，充實著敘事文學的庫存。不能不提到的是，社會階層的進一步分化和城市生活的繁榮，造成表現(xiàn)市民階層的生活和意識的通俗文學的長足發(fā)展。戲曲、小說以及鼓詞俗曲等說唱文學，不僅成為市民階層文化消費的主要形式，甚至也深入到士大夫及其眷屬的日常生活中，同時將市民階層的價值觀、審美趣味和文學素材帶進士大夫的寫作，對士大夫文學產(chǎn)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導致士大夫文學傳統(tǒng)的分裂和變形。

明清時代，傳統(tǒng)形式的文學寫作與前代最大的不同就是遭受科舉嚴重的侵害。正如黃生所說：“談詩道于今日，非上材敏智之士則不能工。何也?以其非童而習之，為父兄師長所耳提而面命者也。大抵出于攻文業(yè)舉之暇，以其余力為之，既不用以取功名、博科第，則于此中未必能專心致志，深造自得，以到古人所必傳之處。”^①士人只有少年得志方能究心文學，否則白首場屋，精力消耗于舉業(yè)，文學難以有成。這，總體上決定了明清兩代傳統(tǒng)文學形式的創(chuàng)作難與前代爭勝的結局。時人很清楚這一點，并深感絕望，使他們更加氣餒，喪失與前人爭長的氣概^②。嚴酷的科舉競爭將大批失意才人擠出仕途，而商業(yè)化的通俗文學領域適時地接納了他們，甚至誘惑他們。通俗文學市場的商業(yè)競爭造成新的人才流向，市場競爭機制與刻書業(yè)的發(fā)達相呼應，共同造就了通俗文學創(chuàng)作的繁榮局面，同時改變了傳統(tǒng)的文學格局。而作家的才能也適應這種變革，走向多元化，涌現(xiàn)出吳偉業(yè)、丁耀亢、金圣嘆、尤侗、黃周星、董說、蒲松齡、廖燕、曹寅、吳綺、孔尚任、洪昇、徐大椿、吳敬梓、鄭板橋、蔣士銓、屠紳、黎簡、王曇、舒位、姚燮、汪端、魏秀仁、蘇曼殊等一大批在傳統(tǒng)文學和通俗文學兩方面都取得很高成就的作家。他們在通俗文學方面的成就也許更為今人所矚目，當代學者編纂的文學史已表明這一點。

比起戲曲小說創(chuàng)作的輝煌成就來，清代傳統(tǒng)詩文的寫作似乎沒什么特別的光彩奪目之處。在今人撰著的文學通史中，清代詩文詞賦已退居較邊緣的位置，被用簡略的筆墨輕輕地帶過。誠然，清代傳統(tǒng)文學領域的創(chuàng)作，確乎不如通俗文學那樣表現(xiàn)出更多的創(chuàng)造性，更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但這決不意味著通俗文學的總體成就超過了傳統(tǒng)文學，或者說通俗文學取代傳統(tǒng)文學占據(jù)了主流地位。毫無疑問，傳統(tǒng)文學依舊是清代文學的主流，只不過它已喪失了在前代擁有的強大勢能而已。對文學來說，最大的困難永遠來自形式方面，如何用一個新穎的或者說是獨特的形式來表達自己想要說的東西，是每一個有作為的文學家無法擺脫的苦惱。生當封建時代的末世，似乎古漢語的一切表現(xiàn)形式都已被前人用完，甚至連要表達的東西也都被前人表達過了。當近代社會姍姍其來遲，作為傳統(tǒng)文學創(chuàng)作骨干的士大夫階層似乎已失去了表達新東西的沖動。傳統(tǒng)文學形式正在變成無源的死水，還有什么能在死水上激起微瀾呢?

清代是個學問的時代，學人未必都能詩，但一定能寫文章，而詩人也很少沒有學問的。于是在一部分作家手中，學問成了他們向前代作家挑戰(zhàn)的利器——以學問為文，以學問為詩，甚至以考訂議論為詩。朱彝尊《齋中讀書》五古組詩濫觴于前，趙翼、洪亮吉、翁方綱、施朝干等人揚波于后，在乾、嘉之際煽起一股以詩論學的時尚，招致袁枚“誤把抄書當作詩”的批評。盡管如此，清人仍以為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出奇制勝之道，所謂“竹垞以經(jīng)解為韻語，趙甌北以史論為韻語，翁覃溪以考據(jù)金石為韻語，雖各逞所長，要以古人無體不備，不得不另辟町畦耳”^①。雖然他們努力的結果，無論在當代在后世都鮮被認可，批評家往往在負面的意義上指出清代文學的這一特征，但他們的努力本身還是值得肯定的。“另辟町畦”的意識畢竟反映了一種力圖反抗文學傳統(tǒng)的強烈要求和企望超越前代經(jīng)驗的創(chuàng)新精神，在這股思潮的驅動下，人們以各種方式、各種途徑嘗試了更新詩文寫作面貌的努力。

然而所有的努力，方向和結果是不同的。古文在充實以學問的同時，也在向日常化、實用化的方向發(fā)展。桐城文章游刃于經(jīng)師論說、幕客案牘和文士閑情之余，沒能在精神境界上重現(xiàn)清初古文的宏大氣局，更不能再造唐宋文章那蓬勃的氣勢和酣暢的筆調。當桐城教師爺半天下，文士操觚無不奉行桐城義法時，桐城文法也就不可避免地墮落到瑣屑而匠氣的地步。詩歌的情形略有不同，以文為詩、以考據(jù)為詩，只是某個時期的短暫風氣，在更多的時候，抒情傳統(tǒng)仍發(fā)揮著強大的影響力。只不過當一切抒情題材都被寫遍，一切感情經(jīng)驗都變得不新鮮，變得日常化以后，反抗日常經(jīng)驗成了詩歌寫作中一種最迫切的要求。清代詩人為此付出了種種努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力開拓旅行和懷古題材，通過旅行接觸新異景觀，通過懷古想象歷史情境，作家由此擺脫日常經(jīng)驗的包圍，磨去日常感覺的厚繭，獲得全新的感覺和體驗。

瀏覽清代別集，我們一定會對數(shù)量眾多的以“游草”命名的紀行、游覽詩專集和懷古組詩留下深刻印象。諸如游覽一地風景，如葉封《嵩游詩》、蔡鐸《觀光堂游草》、陳文述《岱游集》、丘逢甲《倉海君庚戌羅浮游草》;或一次旅程，如王士禛《蜀道集》《南海集》《雍益集》、喬萊《使粵集》、徐蘭《出塞詩》、葉燮《己畦西南行草》、呂履恒《使滇草》等等。有些詩人的詩集甚至全是以紀行草構成的，比如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朱戴曾詩集稿本和抄本，即由《圣湖草堂集》《滇南草》《上谷草》《粵游草》《東粵草》《大梁草》《北游草》《慶陽草》《晉游草》《臺游草》《豫游草》《塞上草》《魏塘十詠》《禾中草》《西湖懷古詩》《漫游草》《豫章草》《金臺草》《古北草》《海亹草》《伴巖草》組成。這數(shù)量眾多的專集，留下不少成功的范例。田肇麗《送盧抱孫之任洪雅》云：“才子方宜西蜀去，漁洋標格許誰同? ”^①王漁洋典四川鄉(xiāng)試寫作的《蜀道集》為詩壇樹立了一個“得江山之助”的典范，追慕者固然競相仿效，即不滿者也不能擺脫它的影響^②。以致像桑調元《庚辰四月十七日贛州登舟紀程》七絕163首，題下注“一日一首”;袁嘉谷《臥雪詩話》卷二所載其師棨門先生自云南入京《紀程詩草》百二十首，“每驛必作一絕句，每詩必提明驛名”^③，后來成為清人別集中習見的形式，也可以說是清詩的一個特色。至于懷古所包括的詠懷古跡和詠史兩類，雖都是傳統(tǒng)樣式，但清人擴大了規(guī)模，由組詩發(fā)展為專集。詠懷古跡如郭士璟《廣陵舊跡詩》、陳文述《西泠懷古集》、湯濂《金陵百詠》等，詠史如張篤慶《明季詠史百一詩》、鮑瑞俊《桐華舸明季詠史詩鈔》、謝啟昆《樹經(jīng)堂詠史詩》等，不勝枚舉。詠史的亞類宮詞以及介乎游覽、詠古之間的竹枝詞，也都有數(shù)量龐大的組詩和專集傳世，共同構成了清代詩歌的新奇景觀。很顯然，這些游覽勝景和尚友古人的詩篇，正是詩人們脫離狹窄的有限的日常生活，自覺擴展、更新經(jīng)驗世界的記錄，我們可以沿此進入詩人的寫作，理解他們的感覺和表達方式。

與旅行和懷古相通，擺脫日常經(jīng)驗的另一種方式是拓展寫作題材。歌詠題材廣泛是清詩的又一大特色，幾無物無事不可入詩。寫日常生活，有詠雞蛋、大頭菜、醋，詠煤球，詠裹腳，詠痔;寫新奇事物，有詠眼鏡，詠淡巴菰，詠攝影，詠顯微鏡。馬位見法華老衲有詠棺詩，乃勸其補足衣、衾、棺、槨四首，并一一和之(《秋窗隨筆》)，這種題材前代少見。清人詠物之作往往連章疊韻，剌剌不休。吳梅村作《八幻詩》，海內多和者，林鶴招和至百首^①。杜甫連章詩只到八首，而清人動輒數(shù)十首。晚清朱庭珍說“近人尤好以一題順押上下平韻作三十首，甚至詠物小題亦多至數(shù)十首，且有至百首者”^②。元代中峰和尚和馮海粟《梅花百詠》，疊用神、真、人、塵、春字，已稱奇觀。清初趙吉士依韻答于儀部七律四首，自后一直疊此韻作詩，竟得千余首，名《千疊余波》，又有《疊韻千律詩》二卷。清代詩社雅集，也常以疊韻的方式詠物、賦題。清代的詩社不像明代那樣講究組織形式，也很少政治色彩，往往是不定期集會，分題賦詠，其題不像唐宋人多取詠物，而常是詠歌一種人物角色或情境。如佚名《養(yǎng)拙山房詩草》有《社課十老吟》詠十種老人，又有《社課十六聲》分詠讀書、度曲、彈琴、敲棋、賣花、煎茶、夜蛩、山禽、寺鐘、牧笛、搗衣、紡紗、窗雪、階雨、流泉、落葉。史善長《秋樹讀書樓遺稿》卷一六有《戲作二十四影詩》，分詠松、竹、梅、桐等二十四物之影;李鑄《次青小閣詩集》卷下有詠月27首，分詠蘆月、宮月、團月、無月等27種賞月情境;林鶴年《福雅堂詩鈔》有《山居雜詠》，以山為題，分詠山鳥、山花、山泉等30題。秋也是詩人們熱衷歌詠的題材，黃來《友鷗堂集》卷三有詠秋詩61題，徐謙《秋興雜詩》分詠信、影、心、氣、聲、色、曛、月、漢、露、風、云、煙、雨、霜、霽、陰、曉、晚、宵、山、嵩、岱、華、棧、原、邙、瀑、海、湘、江、漲、潮、舫、灘、帆、郭、宮、寺、圃、閨、漠、燐、塞、獵、戍、驛、旅、樵、漁、獲、夢、觴、別、笳、砧、笛、斥、鐘、漏、琴、屐、衣、扇、簟、燈、簾、鶴、隼、鷹、雕、燕、雁、騎、猿、蟬、螢、蛩、蝶、鱸、蘭、菊、莼、蘆、蕖、蘚、林、梧、楓、籜，共90題，為古來罕見。即使純粹的詠物詩，清人也每出以奇異的主題。如張貞生《庸書》卷一七詠船詩26首，分詠漕船、欽差官船、現(xiàn)任官船、新任官船、去任官船、假歸官船、遣歸官船、巡河官船、武官船、龍衣船、商客船、抽豐客船、游客船、汛兵船、鹽船、進香船、渡船、漁船、柴船、酒船、月船、雪船、順風船、避風船、冰船、雨船，在詠物中融入了各種人情世態(tài)和生活體驗。

詩歌是古代最普及的文學體裁，也是文學生活中最受重視的對象，通過詩歌我們能把握一個時代文學的精神脈搏和一般風貌。清代詩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為我們呈現(xiàn)了清代文學的整個生態(tài)和發(fā)展趨勢。如果說清詩的階段性最大程度地體現(xiàn)了清代文學史運動的基本軌跡，折射出清代文人在不同時期的心態(tài)和文學觀，那么清代詩人在詩歌語言上的多樣化開拓，則反映了古典文學向近代轉型的總趨勢。與題材和內容的豐富性相應，清代詩歌的語言從語料到表現(xiàn)力都有大幅度的拓展，成為清詩引人注目的貢獻之一。清人的學問基礎普遍勝于前代，諳熟傳統(tǒng)典籍，究心地域文化，兼之文藝興趣廣泛，多方面的傳統(tǒng)文化和地方知識為他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了豐富的語言素材，帶來不同文體的相互滲透，體制和修辭層面的變異、更新。像靳榮藩指出吳梅村詩俗字俚語都入陶冶^①，朱庭珍指出趙翼“街談巷議、土音方言以及稗官小說、傳奇演劇、童謠俗諺、秧歌苗曲之類，無不入詩，公然作典故成句用”^②，再如施閏章《浮萍兔絲篇》摹寫《警世通言》中“范鰍兒雙鏡重圓”^③，王士禛《秦淮雜詩》用《牡丹亭》“雨絲風片，煙波畫船”曲詞，《落鳳坡吊龐士元》以《三國演義》的虛構內容為史實，李漁詩的語言洋溢詞曲風調，曹雪芹、魏秀仁以小說表現(xiàn)詩才，黃遵憲摭拾大量新名詞入詩，直到光緒中夏曾佑、譚嗣同、梁啟超“挦扯新名詞以自表異”^④，凡此等等，絕不只是個人癖好，而是一個時代的風氣，也是文學發(fā)展的必然趨勢。

日益復雜的城市生活，日益世俗化的生活趣味，必然帶來語言素材的更新，最終造成詩歌風格的異化和傳統(tǒng)文學體制的裂變。如果說明代以前的詩古文辭演進更多地表現(xiàn)為聲律、句法和結構的因襲或創(chuàng)變，那么清代文學的變異更多地表現(xiàn)在語言風格的多樣化上，舉凡古近體詩、駢散文、辭賦、詞曲、戲曲、小說、說唱莫不皆然。由于語言色彩的變化比較微妙，不像聲律、結構乃至題材等方面的變化那么顯豁，往往被人們所忽視，造成清代文學缺乏鮮明特征、缺乏創(chuàng)新力度的一般印象。這是清代文學研究不足所導致的結果，它作為一種價值判斷，反過來又對清代文學研究的投入和成果估量產(chǎn)生影響。在閱讀和研究清代文學之前，我們首先要破除這種迷執(zhí)。

清代文學是豐富的，但也是良莠不齊、有待淘汰的;清代文學總體上是缺乏創(chuàng)造力的，但也是復雜多樣、有待認識的。在習慣于厚古薄今的中國，離我們最近的東西往往最不為人重視，文學史上的清代就是如此。迄今為止，清代文學研究還是投入最少，成果積累最薄弱的領域。在今天用幾十萬字的篇幅通論清代文學，恐怕誰都會有力不從心的感覺。本卷的論述只是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希望它有限的呈現(xiàn)能引發(fā)讀者閱讀和探討清代文學的興趣，和我們一起投入對清代文學寶藏的探索和發(fā)掘中去。

注釋

① 涂曉馬《猶有壯心歌伏櫪——錢仲聯(lián)先生訪談錄》,《文藝研究》2003年第5期。① 黃生《詩麈》卷二,《皖人詩話八種》第85頁,黃山書社1995年版。② 參見本書中編第六章《清代文學與科舉制度》。① 吳仰賢《小匏庵詩話》卷一,光緒八年刊本。① 盧見曾輯《國朝山左詩鈔》卷四一,雅雨堂刊本。黃臣燮《平泉詩稿》卷首張應麐題詩云:“蜀江水碧蜀山青,襆被曾為萬里行。到處留題傳絕唱,不教能事讓新城。”末句自注:“漁洋詩以《蜀道集》為最。”道光十四年刊本。② 《湖海詩傳》卷三“論王峻詩”云:“其詩宗尚兩馮,參以趙秋谷、何義門之說,不獨前后七子深加擯斥,即漁洋尚書,亦多未愜。然集中黔行詩最為清矯刻削,轉似 《蜀道集》,何也?”③ 《袁嘉谷文集》第2冊第525頁,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① 王原《西亭文鈔》卷三《林鶴招百幻詩序》,光緒十七年不遠復齋刊本。②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二,張國慶編《云南古代詩文論著輯要》第269頁,中華書局2001年版。① 參見靳榮藩《吳梅村詩集箋注》卷四《蘆州行》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② 參見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二,張國慶編《云南古代詩文論著輯要》第290頁,中華書局2001年版。③ 詳見沈金浩《論清代詩歌戲曲小說間的聯(lián)系滲透與互補》所舉,《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化》第182頁,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④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第52頁,時代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