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回顧

用幾十萬字的篇幅來論述清代文學，顯然要比論述以前各個朝代的文學更為困難。困難不只在于清代產生的文學家和文學作品比以前歷代更多，而更在于清代文學研究的積累總體上還很薄弱，可以參考的有價值的研究成果較少。與歷史研究相比，文學研究由于對象本身具有強烈的價值屬性，因而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選擇常基于一定的審美價值判斷。不同時代的文學，進入文學史家的視野，受研究者關注的程度有著很大的差異，這些差異的產生甚至可能是很偶然的。清代因其社會現象復雜，傳世文獻又豐富，20世紀以來一直是歷史學的寵兒，研究成果的數量和深度都相當可觀。而清代文學卻因文學史價值判斷的偏頗，一直被學界所冷落。除了顯學《紅樓夢》外，迄今對清代文學各部門的研究遠遠落后于對歷史上其他時代文學的研究。

這一結果，當代學術顯然應負更大的責任。20世紀以來，受“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傳統觀念及近代“文學進化論”的影響^①，又接受西洋文學觀念和理論體系的熏陶，當代學者大都視戲曲小說為清代文學的主流，以為精華是在，學術投入明顯向此類通俗文學傾斜，而詩古文辭等傳統文學樣式則受到不同程度的冷落。這導致清代文學研究各部門之間嚴重失衡，有關《紅樓夢》《儒林外史》《聊齋志異》《長生殿》《桃花扇》等作品的論著層出不窮，而詩文辭賦的研究寥寥可數。這只是就一般情形而言，若具體分析現有成果，則20世紀以來的清代文學研究又呈現盛衰不一的波浪式軌跡。

對清代文學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清朝人的總集編纂、別集注釋和詩文批評。清代是個學術史的時代，清人對本朝文學的關注和批評超過任何時代，其搜集作品之熱情，編纂總集之勤奮，撰著詩話之專門化，無不顯示出文學批評和研究的自覺意識。由于明清易代所包含的民族關系的特殊性，出于保存文化記憶和心靈歷史的動機，清初文人曾編纂了大量的詩文總集，尤以鄧漢儀《天下名家詩觀》三集為翹楚。此后，以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王昶《湖海詩傳》、符葆森《國朝正雅集》為代表的大型選集，都發揮了淘汰、遴選和批評一個時期詩歌的功能，至徐世昌《晚晴簃詩匯》而集其成，從而使距離我們時代很近的清詩也部分地被經典化。駢散文、填詞創作同樣由若干種有影響的選本勾畫出歷史線索和創作規模，而戲曲、小說則在搬演和說唱中得到傳播和整理。黃文旸《曲海總目提要》和姚燮《今樂考證》雖系通論古今的著作，但清代戲曲作品占有一定比例，后者甚至著錄了部分道、咸間流行的地方戲。吳偉業、王士禛、朱彝尊詩集以及王曇駢文集，清代已有注釋研究，趙執信、查慎行、乾隆三大家、郭麟及姚瑩等人詩都有人做專門的批評。數量眾多的地域文學總集和地方志中的藝文志，則覆蓋了整個清代文學的主要作品、作家，與數量眾多的詩話、文論、劇說，與選本的評點相配合，交織成密集的批評之網，給后人留下了當代評論的豐富資料。

進入民國以后，戰亂頻仍，學術難得安寧的環境。學界對前清文學雖無太高的評價，但出于保存文獻的動機，也出現了孫雄《道咸同光四朝詩史》、陳乃乾《清名家詞》、葉恭綽《全清詞鈔》、陳衍《近代詩鈔》、柳亞子《南社紀略》、阿英《鴉片戰爭文鈔》、丁福保《清詩話》等清代文學和批評的總集、叢書，還編出了黃人《小說小話》、王國維《曲錄》、鄭振鐸《中國小說提要》、劉復、李家瑞等《中國俗曲總目稿》、李家瑞《北平俗曲略》、阿英《晚清戲曲小說目》、傅惜華《子弟書總目》、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等工具書，此外楊守敬、董康、魯迅、王古魯、吳梅、向達、劉修業、周越然、伯英等學者的著作都對戲曲小說文獻的搜集和著錄做出了貢獻。

五四新文學運動的興起，對清代文學研究產生了很大的沖擊。一方面，一些作家只承認新文學與晚明文學有血緣關系，對清代詩文則予以批判，對影響直達晚清的桐城文派，錢玄同直斥為“桐城謬種”;另一方面，受西洋文學觀念影響，戲曲、小說等通俗文學也蔚為大觀。“中國新世紀第一個文藝批評家”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對當時的《紅樓夢》和清代小說研究產生極大影響。學界“神圣施(耐庵)曹(雪芹)、土芥歸(有光)方(苞)”的結果，是詩文辭賦等傳統文學樣式受到冷落。當時魯迅倡言“好詩被唐人作盡”，聞一多也說“詩的發展到北宋實際上也就完了”，影響所被，乃至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將狹義詩歌的歷史截止于唐末，并斷言“詞盛行以后的詩及散曲盛行以后的詞則概在劣作之列而刪去”，這無疑是很偏激和狹隘的見解。幸而不是所有人都持這種立場，一些著名學者仍用傳統的批評形式，包括陳衍《石遺室詩話》、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錄》《光宣以來詩壇旁記》、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桐城文學撰述考》、蔣箸超《天演閣清詩話》、郭則沄《十朝詩乘》、楊鐘羲《雪橋詩話》、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征略》、錢仲聯《夢苕庵詩話》、秦佩珩《秋窗囈語》等，對清代詩詞做了各有特色的研究，甚至還出現了徐珂《清代詞學概論》、梁乙真《清代婦女詩歌史》、楊鴻烈《袁枚評傳》、顧遠薌《隨園詩說的研究》等專著和劉師培《論近世文學之變遷》、顧敦��《明清戲曲的特色》、汪辟疆《論高密詩派》《近代詩派與地域》、曾克耑《論同光體》這些很專門的論文。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周作人《新文學源流》二書名為當代文學，內容卻多回溯前代，實際是在新文學語境下反思明清文學;陳子展《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也著眼于古代文學向現代文學的過渡和發展，對晚清文學史有一定的總結性質。1928年，日本學者鈴木虎雄的《支那詩論史》被孫俍工以《中國古代文藝論史》之名譯成中文，對國內的批評史研究產生一定影響^①，這從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對明清詩論的論述可以約略看出。1947年出版的錢鍾書《談藝錄》，雖然成就絕不限于清詩一端，但仍然應該說是民國年間最深入的清詩研究著作。他對眾多清代詩人的批評鞭辟入里，至今仍代表著清代詩人論的最高成就。

新中國成立以后，在狹隘的文藝觀念的主導下，清代文學研究呈現很不平衡的狀態。戲曲、小說受到學界重視，成果較多，《紅樓夢》更因特殊的政治背景，成為學者趨之若鶩的顯學。但迄今仍不減其學術價值的成果，卻是傅惜華于1961年編成的《清代雜劇全目》，該書直到1981年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印行。相比之下，詩文研究則只集中于顧炎武、王夫之等少數“進步詩人”，成果寥寥，顯得遠為冷落。20世紀60年代出版的鄧之誠遺著《清詩紀事初編》，是這個時期最有價值的成果，它啟發了后來錢仲聯主編的《清詩紀事》。張舜徽的《清代文集別錄》雖偏重于學術，也有相當的文獻價值，它直接啟發了袁行云的《清集敘錄》。那個時代留下來的論著，帶有鮮明的政治印跡，時過境遷，到今天已很少有參考價值，只有側重于文獻學研究的著作毫不褪色，不失其學術價值。類似的成果，還有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注》，這是今人纂輯的第一部清代詩集注本。這一時期出版了一些資料選編或舊籍點校，如195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中國近代文論選》及劉大櫆《論文偶記》、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林紓《春覺齋論文》等，便于使用。

清代文學研究的高漲，尤其是詩文研究的全面展開，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1980年《文學遺產》剛復刊，郭紹虞先生就建議趕快組織力量編輯全清詩、全清文、全清詞、全清曲等以保存一代的文獻。蘇州大學中文系隨即成立明清詩文研究室，并編輯出版“明清詩文研究叢刊”。1982年，程千帆主持的《全清詞》編纂工程在南京大學啟動。1983年底，《文學遺產》編輯部與蘇州大學合辦的全國首次清詩討論會在蘇州舉行，學者們基本形成共識，對作為中國古典詩歌終結階段的清詩應給予較高的評價。翌年《文學遺產》在第2期辟“清詩討論專輯”，發表蘇州會議的論文，對清代文學研究產生一定的的推動作用。1985年舉行的桐城派學術研討會，則對“五四”以來評價桐城派的偏頗具有撥亂反正的意義。隨著對過去研究中一些被回避、扭曲的問題的重新認識，清代文學研究逐漸走上正常的軌道，清代文學史開始得到認真的對待。

在新時期的清代文學研究中，蘇州大學的學者做出了最引人注目的成績。錢仲聯先生以耆年宿德大力倡導清代詩文研究，不僅出版了 《夢苕庵清代文學論集》《夢苕庵專著二種》《近百年詩壇點將錄》等著作，還培養了一支清代文學研究的專業隊伍，拿出王英志《清人詩論研究》、陳少松《評梁啟超的藝術論》、裴世俊《錢謙益詩歌研究》、趙永紀《清初詩歌》等最初一批清詩研究成果。他此后指導的馬亞中《中國古典詩歌的最后歷程》、沈金浩《性靈詩與明清文化》、魏中林《清代愛國主義詩歌研究》、嚴明《清代廣東詩歌研究》、羅時進《虞山詩派研究》、馬衛中《光宣詩壇流派發展史》、趙杏根《乾嘉代表詩人研究》等一批博士論文，都成為清詩研究中很扎實的成果。另一位清代文學專家嚴迪昌先生，以《清詞史》《清詩史》兩部專史，奠定了他在清代文學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這兩部在多年搜集研讀清代文籍的基礎上寫成的力作，將清代詩詞研究的整體水平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他的《陽羨詞派研究》也是高水平的地域文學流派專論，給后人多方面的啟發。蘇州大學之外，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繼承鄭振鐸、孫楷第先生開創的小說研究傳統，以吳世昌、蔣和森、陳毓羆、劉世德、鄧紹基、石昌渝等先生為代表，在《紅樓夢》研究方面取得豐富的成果，其中劉世德先生的小說版本研究，石昌渝先生的小說史研究以扎實的文獻功夫將當代明清小說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近年石昌渝先生主持完成了收書約4000種共計300萬字的《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提要》，為清代小說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堅實的文獻基礎。山東大學以袁世碩先生為代表的學者群體，在清代戲曲小說和清初詩文研究方面獨樹一幟，成績突出。南京師范大學除有陳美林先生成績卓著的吳敬梓研究外，李靈年、江慶柏、陸林等學者在清代文獻的搜集和整理方面已有《清人別集總目》《清代人物生卒年表》等基礎性成果，后勁十足，相信在不久的將來能做出引人矚目的成績。

20世紀90年代以后，清代文學研究走向廣闊和深入，其突出標志是涌現一批有分量的文體史研究專著，包括陸萼庭《昆劇演出史稿》、周妙中《清代戲曲史》、胡忌、劉致中《昆劇發展史》、李昌集《中國古代散曲史》、朱則杰《清詩史》、黃霖《近代文學批評史》、鄔國平、王鎮遠《清代文學批評史》、劉世南《清詩流派史》、張俊《清代小說史》、歐陽健《晚清小說史》、郭英德《明清傳奇史》等。綜合性的研究著作則有張永芳《晚清詩界革命論》、方正耀《明清人情小說研究》、康保成《中國近代戲劇形式論》《蘇州劇派研究》、郭英德《明清文人傳奇研究》、吳孟復《桐城文派述論》、張仲謀《清代文化與浙派詩》、曹虹《陽湖派研究》、張宏生《清代詞學的建構》、謝正光、佘汝豐《清初人選清詩匯考》、許建忠《明清傳奇結構研究》、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孫立《明末清初詩論研究》、李玫《明清之際蘇州作家群研究》、李世英、陳水云《清代詩學》、程亞林《近代詩學》、王小舒《神韻詩學論稿》、譚帆《中國小說評點研究》等著作，多方面地拓寬了清代文學研究的視野。作家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大作家，如錢謙益、吳偉業、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王士禛、袁枚、蔣士銓、趙翼、黃景仁、龔自珍、魏源、黃遵憲，而通俗文學作家如李漁、金圣嘆、蒲松齡、吳敬梓、曾樸、劉鶚等又受到更多的關注，涌現許多造詣精深的專家。曹雪芹和《紅樓夢》就更不用說了，僅列舉著名專家也將是一個很長的名單，重要著作都已列入附錄的研究書目，讀者自可參看。就整個清代文學研究而言，后期的研究一向比較薄弱。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對“現代性”的反思和梳理中，近代文學受到了特別的關注，作家、作品和文學史研究都有長足的進展，尤其是清末同光體和改良派作家梁啟超以及新舊時代過渡性人物王國維等，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

港、臺地區的清代文學研究，雖不如大陸成果多，但內容似更廣泛而專門。不僅錢謙益、吳偉業、袁枚、趙翼、翁方綱等著名作家有研究專著出版，重要的文學流派如桐城派文學，20世紀70年代中期就出版了尤信雄《桐城文派學述》、葉龍《桐城派文學史》、唐傳基《桐城文派新論》三種專著。而學界較少注意的女性文學，近年有鐘慧玲 《清代女詩人研究》 和胡曉真《才女徹夜不眠——清代女性彈詞小說論集》 兩種新著作了廣泛而深入的探索，最具開拓意義。對清代詩學的研究，臺灣學者也走在了前面，吳宏一《清代詩學初探》作為清代詩學研究發凡之作，大體勾勒了清代詩學的概貌和流變，附錄“清代詩話知見錄”收書346種，是對清代詩學文獻的最初考察。張健《明清文學批評》以獨特的形式整理了明清文學批評問題，不無見地。專題研究則有黃景進《王漁洋詩論之研究》、胡幼峰《清初虞山派詩論》等，與香港學者吳淑鈿《近代宋詩派詩論研究》，同為很專門而深入的探索。臺灣中山大學每年舉辦清代學術研討會，并出版會議論文集。他們還編輯《清代學術研究通訊》，對了解臺灣地區清代學術研究很有幫助。尤其是此書中《臺灣地區清代文學研究博碩士論文提要》部分，更有參考價值。臺灣以清代作家為題的博士、碩士學位論文相當多，除已出版的趙翼、翁方綱等評傳外，如談海珠《顧亭林詩研究》、單文惠《笠翁十種曲研究》、廖淑慧《金圣嘆詩學研究》、江仰婉《馮班文學批評研究》、陳惠豐《葉燮詩論研究》、丘慧瑩《唐英戲曲研究》、王熙銓《賀裳〈載酒園詩話〉研究》、陳茹琪《查慎行詩歌研究》、林秀蓉《沈德潛及其弟子詩論之研究》、吳曉佩《薛雪詩學研究》、趙太順《翁方綱研究》、張春榮《姚惜抱及其文學研究》、劉韻蘋《龔自珍詩歌研究》、吳明德《王闿運及其詩研究》、柯夢田《劉熙載〈藝概〉詩歌理論研究》等，也是選題很值得重視的成果。

相比之下，海外有關清代文學的研究，涉及面較國內為窄。西方學者多用力于戲曲小說，無論在版本研究方面還是敘事研究方面都有豐富的成果。日本學者則不僅在小說文獻研究上貢獻突出，在詩文和俗文學的研究上也多有開拓之功。日本老輩學者都在清代文學上下過很大工夫。狩野直喜清末在中國留學歸國后，任京都大學教授，1918年到1923年之間講授清朝文學課，1984年東京みすず書房出版了他的講義錄 《清朝的制度與文學》。鈴木虎雄1922年出版《支那詩論史》，其中對明清詩論的研究對中國學者影響極大，青木正兒的《清代文學評論史》是第一部清代文學批評史，書中不少論述至今仍不失參考價值。吉川幸次郎對清詩用功最深，筑摩書房1995年出版的《吉川幸次郎遺稿集》第三卷“清初詩說”，是1961至1963年為京都大學中國文學專業研究生授讀清詩的講義，從清初講到乾隆三大家，極有心得。近年研究清代文學的學者似比過去減少，但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仍不斷涌現。清水茂、竹村則行、松村昂、大平桂一等學者的清詩論文，都注意到一些中國學者忽略的問題，如明亡后一度遁入空門的方以智、金堡、錢澄之等人的創作，康熙十八年博學鴻詞試對文壇的影響等，其他如松下忠、船津富彥的清代詩學研究，田仲一成的清代地方戲研究，樽本照雄的清末小說研究，都可以說成績斐然，可惜除清水茂的論著外^①，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國內還沒有翻譯介紹。今后有必要加強溝通和交流，相信日本學者的成果會不同程度地拓展國內學術界的視野。英語世界的學者譯介和研究詩文的興趣遠不如小說那么強烈，但他們的一些研究從論題到思路都很給人啟發。如L.C.Goodrich《乾隆對文學的查究》(1935)、D.S.Nivison《章學誠的生平與思想》(1966)、A.R.Zito《作為文本和實踐的獻祭： 十八世紀中國的儀式與寫作》(1989)在角度和方法上頗具特色。其他如桐城派古文、儀征派駢文、袁枚、鄭板橋、龔自珍等人的詩歌，都有研究專著出版。華裔學者葉嘉瑩對清詞和王國維詞作、詞學的闡釋，在20世紀詞學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王靖宇于1972年出版《金圣嘆》一書，以對金圣嘆文學批評的深入剖析，引起西方漢學界對金批小說的熱烈關注。有關英語世界的清代文學研究，黃鳴奮《英語世界中國古典文學之傳播》一書有較詳細的評述，可以參看。新加坡學者楊松年著有《王夫之詩論研究》、《中國文學評論史編寫問題論析：晚明至盛清詩論之考察》《姚瑩〈論詩絕句六十首〉論析》等著作，對明清之際詩論的歷史特征作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其中揭示的文學批評史編寫中的問題，至今仍有參考價值。早年以《中國詩歌美學》著聞，現執教于新加坡大學的蕭馳，最近將歷年所撰的六篇論文結集為《抒情傳統與中國思想——王夫之詩學發微》一書，將王夫之詩學的闡釋推進到一個新的深度。目前我們對海外清代文學研究的成果了解得很不夠，今后需要加強這方面的學術交流和溝通。

注釋

① 梁啟超在1903年《新小說》第七號的《小說叢話》中說:“文學之進化有一大關鍵,即由古語之文學變為俗話之文學是也……自宋以后,實為祖國文學之大進化。何以故?俗語文學大發達故。”① 近代以來中國的古典文學研究,多受日本學者的論著啟發,自王國維的甲骨文、敦煌曲子研究到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研究都是典型的例子。鈴木書出版于1922年,也許中譯之前就已對國內學界產生影響。① 清水茂《清水茂漢學論集》,蔡毅譯,中華書局2003年版。內收《清詩在日本》,對日本接受和研究清詩的情況有扼要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