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清代文學的歷史分期

清代文學的歷史分期較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要困難，難點在于清代二百多年的歷史上橫跨著一個比附政治史上的“近代”概念而生的“近代文學”概念，其起訖是道光二十年(1840)至民國八年(1919)。以鴉片戰爭為界，清代前、后期的文學被分屬于古代和近代兩大文學史時段。在尚未受“近代”概念影響的早期文學史著作，如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中，還能簡單地將清代文學分為清初遺臣文學、康熙文學、乾嘉文學、道咸以后之文學四期，后來的著作幾乎都不能擺脫“近代”概念的影響。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三期七段的劃分，上古期(3世紀以前)先秦、秦漢，中古(3世紀到16世紀)魏晉至唐天寶末、唐至德至南宋末、元至明正德末，近古(16世紀至20世紀初)明嘉靖至鴉片戰爭、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清代文學實際上是被分為前后兩個時期。以王朝為單位的李修生著《中國文學史》第四卷，將清代文學史分成三個時期，前兩段與一般看法相同，第三段則以近代文學史的起點為限，將道光二十年以后劃為晚清文學。這樣的處理雖“主要著眼于文學本身的發展變化，體現文學本身的發展變化所呈現的階段性”^①，但不可否認其中仍有對政治史分期的依賴。政治史分期是否可以成為文學史分期的依據，文學史的階段是否與歷史時代的演進相吻合，還是有待于深入研究的問題^②。本書既按王朝分卷，仍以清代為自然時段來考慮其分期。

但即使以朝代為單位來劃分時期，依然遇到一個棘手的問題。文學發展到明清兩代，除了社會和精神內容的空前豐富外，創作格局上一個最明顯的態勢就是文學樣式齊備，詩文辭賦、戲曲小說、彈詞說唱和文學批評各領域都涌現出數量可觀的作品。文學樣式的豐富和創作的多元化，已使文學史敘述難以作單一視角或標準的分期。馬積高《清代學術思想的變遷與文學》(湖南出版社1996) 是少有的按文學的總體傾向來給清代文學史分期的嘗試，分為順康雍、乾嘉、道光至光緒十五年、光緒十五年至清末四段。第四段以光緒十五年為起點的理由是前一年康有為上書請求變法，本年又是光緒親政的開始。雖然作者說這只是約略的劃分，前后幾年也沒關系，但這仍是個政治視角的劃分，要適用于眾多文體，恐怕還有一定困難。文學樣式間的不同步性，決定了文學史著作的分期不得不順應文學生態的變異而變通，文學史敘述只能是多線式的，不同文體分別對待。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中華書局1963)將清代詩歌分為清初、康雍、乾嘉、鴉片戰爭前后、詩界革命及清末五期，而散文只分三期。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以鴉片戰爭為界分前后兩部分外，不再作進一步的分期，而代之以不同作家群和不同文體的分論，都反映了文學史敘述的這種特殊性。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主持編纂的十四卷本文學通史，明清兩代干脆按文學樣式而非時期來分卷，也不失為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事實上，只有進入文體發展史的內部，我們才可能談論一種具體的階段性，從而避免龐雜、混淆的解釋和不必要的紛爭。這一工作是留待給正文的任務，緒論不能成為各種文學門類的歷史進度表。緒論要討論的是較能體現整個文學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它通常集中于較能體現不同時期的文學精神和風格特征的文體，就清代來看仍然是詩歌。這不只因為詩歌擁有最豐富的作品和相關參考文獻，還因為詩歌最直接和全面地表達了那個時代的精神內容和藝術趣味。

關于清代詩歌的分期，學術界的看法基本是四期，只不過具體年代的劃分有所不同。晚清楊希閔在《詩榷》中曾將清代詩歌分為四期，其斷限分別為清初至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中至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中至道光末(1850)及咸豐以后^①。楊書成于同治至光緒中葉，其分期基本對應了清代詩歌的幾次轉折，很有歷史眼光，但此書只有稿本存世，未產生影響。后陸草《清詩分期概說》(《中州學刊》1986年第5期)一文見解與之大致相同，差別只在第二期始于康熙二十年，終于雍正末。朱則杰《清詩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只寫到龔自珍，而將道光以下歸入近代，合順康、雍乾、嘉道三段實際是四期。嚴迪昌《清詩史》(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8)分順康、乾嘉和道光以后三段^①，但順康段分上下編，分別討論遺民詩人群和新朝詩人群，其實是將順治、康熙前期和康熙中后期、雍正分為兩個階段。我們的看法，康熙中期、乾隆中期和咸豐初分別是清代詩歌發生轉變的關節點，其間的雍正、道光屬于過渡時期，究竟從前還是屬后，按不同的詩歌史解釋會有不同的歸屬。所以粗分則為四期，細分則為五期，差別只在道光以后是否再分為二。1923年陳衍在《近代詩鈔序》中曾從詩壇盟主的更替來劃分清詩的時期：

有清二百余載，以高位主持詩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簡，在乾隆曰沈文愨，在道光、咸豐則祁文端、曾文正也。文簡標舉神韻，神韻未足以盡風雅之正變，風則《綠衣》《燕燕》諸篇，雅則“楊柳依依”、“雨雪霏霏”、“穆如清風”諸章句耳。文愨言詩，必曰溫柔敦厚。溫柔敦厚，孔子之言也。然孔子刪詩，《相鼠》《鶉奔》《北門》《北山》《繁霜》《谷風》《大東》《雨無正》《何人斯》 以迄《民勞》《板》《蕩》《瞻印》《召旻》，遽數不能終其物，亦不盡溫柔敦厚，而皆勿刪。(中略)夫文簡、文愨生際承平，宜其詩為正風正雅，顧其才力為正風則有余，為正雅則有不足。 文端、文正時，喪亂云，迄于今變故相尋而未有屆，其去小雅盡廢而詩亡也不遠矣。

他沒有提到清初的詩壇盟主錢謙益。正是由于錢謙益的鼓動，王漁洋繼而提倡，這才有清初詩壇熾盛一時的宋詩風氣，是為清詩一變。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武功告成，肇興文治，開博學鴻詞科，王漁洋以新朝詩人領袖羽儀風流，宏獎后進，影響所及，整個康熙中后期直到雍正間，神韻詩風成為詩壇主潮，清詩為之一變，而自家面目出。雍正后期延及乾隆中，康熙朝名家逐漸凋落，神韻詩末流弊端漸顯，沈德潛以耆年宿望主盟詩壇，以格調之實救神韻之虛，守成而已。乾隆中袁枚聲名日盛，以性靈說摧廓傳統的羈絆，最大限度地發揮詩歌的自我表現機能，天下向風，百態雜陳，清詩于是又一變。乾隆三十二年(1767)王鳴盛撰《苔岑集序》云：“集中所錄，類皆弄草拈花，模山范水，或吊古而傷逝，或送別而懷人，風月之外，絕少慨慷;酒歌之余，都無感慨。在曲論者，漫以淺易見遺;而深識者，正復以高奇見貴。何者?(中略)吾儕生長升平，優游熙洽，立言固宜爾爾，孰謂閑適之文，無與于論世之助，必無病呻吟，乃系名教哉?”這不只是當時文士為他們歌舞升平、風流自賞的辯解，言下也曲折地流露出避忌文網的意識。嘉道之間，學術盛而詩不濟，與學風的調和漢宋相應，詩歌觀念也趨于折中與融合，文章寫作則出現不拘駢散的傾向^①，文學創作總體以流連光景、嘲風弄月為主流，度過一個最平庸的時期。

道光二十年(1840)的鴉片戰爭，向來被視為中國社會歷史產生突變的轉折點，此后的80年被稱為近代史，道光二十年后的清代文學也就順理成章地被稱近代文學。學術史研究者認為，最早把近代文學史界定為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是吳文祺《近百年來的中國文藝思潮》。吳文開宗明義，指出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上一塊畫時期的界石”^②，其觀點顯然是比附于政治史分期的。但文學史的節奏畢竟不同于政治史。照梁啟超的看法：“文化史的年代，照例要比政治史先走一步。”^③而具體到文學，我們看到的情況恰好相反，文學史的年代似乎總比政治史后走一步。吳文祺指出，在鴉片戰爭促發的諸多變動中，文學的變動最晚，直到戊戌變法后才開始，突出標志是維新派的“文學改良運動”、“王國維的文學批評”和“章炳麟的文學主張”。的確，鴉片戰爭對文學的影響并沒有近代文學史分期所象征的那么大——那畢竟只是天朝的邊警，僅僅在廣東和長江下游部分作家的作品中略有反映，而未曾在文壇激起廣泛的反響。這一事件對歷史的深遠影響要到很多年以后才能為人們品味出來。當時真正對社會產生巨大影響的是太平天國起義，這場波及大半個中國的內戰給文學帶來的影響，不單是 “沉重地打擊了以孔孟為核心的文藝觀”^①，而是整體沖擊了傳統的禮樂社會及其思想基礎^②，從而使整個文學的創作風貌發生轉變，連帶文學批評也隨之變異，詩文中正面或側面涉及戰亂的作品層出不窮，詩話也出現魏秀仁《陔南山館詩話》、徐賢杰《三山詩話》、盛鐘歧《崇道堂詩話》等熱衷于記載時事之作。這可以理解為清代文學第四期的發端，從此以后，文學風氣日漸由輕浮轉向質實，由流連光景轉向干時濟世。

歷來談清代學術，通常說清學凡三變，順、康間為程朱、陸王之爭，乾、嘉間為漢、宋學之爭，道光以后為古、今文經學之爭。實際到咸、同之際，又出現了第四變——中、西學之爭。咸豐十一年(1861)，清廷設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以務實的態度對待國際事務;同治六年(1867)設同文館，聘請西人教習西語西學，舉國上下，風氣為之一變。以致時人感慨： “今之以學外夷為經濟者，遍天下皆然。其始蓋猶以漢學為名，近且公然橫議，號曰西學。”“蓋自寇亂平而洋教興，儒生誦習，亦惟時務是趨，人人騖于功利矣。”^③這是清代社會進入變革時期的顯著標志。黃人《清文匯序》論太平天國平定后的思想文化變革態勢說：“中興垂五十年，中外一家，梯航四達，歐、和文化，灌輸腦界，異質化合，乃孳新種，學術思想，大生變革?！蔽膶W精神也隨之嬗變。陳衍《近代詩學論略》云：“道光之際，盛談經濟之學。未幾，世亂蜂起，朝廷文禁日弛，詩學乃盛。故《近代詩鈔》斷自咸豐之初年，是時之詩，漸有敢言之精神耳?！迸c敢言相伴的，不僅是時事內容進入詩歌，藝術風格也出現了醒目的變化，即陳衍指出的，同光以后“蘄向杜韓，為變風變雅之后，變本加厲。言情感事，往往以突兀凌厲之筆，抒哀痛逼切之辭。甚切嬉笑怒罵，無所于恤。矯之者則為鉤章棘句，僻澀聱牙，以至于志微噍殺，使讀者悄然而不怡”。由此看來，最早闡釋近代文學發展的胡適以曾國藩卒為象征性標志，將同治十一年(1872)定為近代文學的開始^①，還是可取的。

至于陳子展《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光緒二十四年(1898)以戊戌維新為近代文學的起點，認為直到此時“古舊的中國總算有了一點近代的覺悟”，才是“中國文學有明顯變化的時候”^②，乃至劉納認為文學的觀念、主題、形式的變化到光緒二十八年(1902)以后才開始^③，都有各自的道理。事實上是甲午的戰敗，徹底打消了國人最后一點盲目自大之心，于是士大夫競講新學，議富國強兵之道，社會風氣因而自由開放。戊戌維新后，梁啟超的報章文體風靡天下，與方興未艾的西洋文學翻譯相呼應，造就了晚清小說創作的繁榮，大眾傳媒的迅速發展使文學的變革較以往任何時代都更為急劇并迅速傳播，最終接引新文學運動的到來。問題是，既然以變革為文學史分期的依據，就應該考慮到漸變和突變的不同。突變可以取轉變之點為斷限，而漸變通常只能以濫觴為斷限。正如上文所述，咸豐初是晚清文學漸變之濫觴，取為分界點是適合的。順便提一下，民國間學者的“近代”概念，有可能受日語名詞的影響，是指今之所謂的“現代”。呈現在學術史視野中的有關從鴉片戰爭到五四的文學分期的歧見^①，部分原因是術語的歧義，部分原因是學者們在分期依據上缺乏共識。這暴露出我們的文學史研究在元理論上的薄弱，有必要加強有關基礎理論的研究，同時進一步反思文學史“近代”概念成立的依據^②。

注釋

①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12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② 參見章培恒《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的開端——兼及“近代文學”問題》,載章培恒、陳思和主編 《開端與終結——現代文學史分期論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① 楊希閔《詩榷·國朝人詩補錄》,江西省圖書館藏稿本。其中收入同治元年所撰《詩軌序》,此書當編成于同治間。① 參見蔣寅《王漁洋與清初宋詩風的興替》,《文學遺產》1999年第3期。① 參見曹虹《清嘉道以來不拘駢散論的文學史意義》,《文學評論》1997年第3期。② 原載《學林》第1期,1940年11月出版。轉引自《中國古代文論研究論文集》第55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③ 梁啟超《明清之交中國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飲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冊,中華書局排印本。① 葉易《中國近代文藝思潮史》第119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② 參見杜書瀛、錢競主編《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第一部第198—299頁,錢競、王飆撰,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③ 孫葆田《校經室文集》卷三《復徐季和先生書》,劉承干刊求恕齋叢書本。① 參見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文存二集》卷二,上海亞東圖書館1924年版。② 參見陳子展《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第3頁,中華書局1929年版。作者在一年后出版的 《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 中又將近代文學的起點上推到甲午戰爭(1894)。又,盧前《近代中國文學講話》也是“從同光講起”,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1930年版。③ 參見劉納《開始于一九○二、一九○三年間的文學變動》,載《中國近代文學的特點、性質和分期》,中山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① 有關近代文學的分期及斷限之爭,可參見北京出版社“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系列中裴效維、牛仰山撰《近代文學研究》第二章《近代文學史的分期與斷代研究》,此書對近代文學研究中的重要論爭都有清楚的梳理。② 近年學界主張取消“近代文學”的見解,見鄭利華《中國近世文學與“近代文學”》,《復旦學報》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