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文獻·魏晉南北朝文論研究文獻·《文心雕龍》·成書年代問題

《隋書·經籍志》著錄《文心雕龍》曰：“梁兼東宮通事舍人劉勰撰。”《直齋書錄解題》《遂初堂書目》《宋史·藝文志》等并同。但《文心雕龍》是否成書于梁代，清代以來的學者已多有懷疑。《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據《時序》篇中所言，此書實成于齊代，此本署梁通事舍人劉勰撰，亦后人追題也。”清人劉毓崧《書〈文心雕龍〉后》考曰：“《文心雕龍》一書，自來皆題梁劉勰著，而其著于何年，則多弗深考。予謂勰雖梁人，而此之成則不在梁時而在南齊之末也。觀于《時序》篇云：‘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高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貳離含章，中宗以上哲興運，并文明自天，緝遐景祚。今圣歷方興，文思光被。’云云。此篇所述，自唐虞以至劉宋，皆但舉其代名，而特于齊上加一‘皇’字，其證一也。魏晉之主，稱謚號而不稱廟號，至齊之四主，唯文帝以身后追尊，止稱為帝，余并稱祖稱宗，其證二也。歷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貶，獨于齊則竭力頌美，絕無規過之詞，其證三也。東昏上高宗之廟號，系永泰元年八月事，據高宗興運之語，則成書必在是月以后。梁武帝受和帝之禪位，系中興二年四月事，據皇齊馭寶之語，則成書必在是月以前。其間首尾相距，將及四載。所謂今圣歷方興者，雖未嘗明有所指，然以史傳核之，當是指和帝而非指東昏也。”范文瀾引述上文后，以為“劉氏此文，考彥和書成于齊和帝之世，其說甚確。”又考曰：“今假設永明五六年，彥和二十三四歲，始來居定林寺，佐僧祐搜羅典籍，校定經藏。《僧祐傳》又云：‘初，祐集經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為《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及《弘明集》等，皆行于世。’僧祐宣揚大教，未必能潛心著述，凡此造作，大抵皆出彥和手也。《釋超辯傳》：‘以齊永明十年終于山寺，沙門僧祐為造碑墓所，東莞劉勰制文。’永明十年，彥和年未及三十，正居寺定經藏時也。假定彥和自探研釋典以至校定經藏撰成《三藏記》等書，費時十年，至齊明帝建武三四年，諸功已畢，乃感夢而撰《文心雕龍》，時約三十三四歲，正與《序志》篇齒在逾立之文合。《文心》體大思精，必非倉促而成，締構草稿，殺青寫定，如用三四年之功，則成書適在和帝之世、沈約貴盛時也。”楊明照《梁書劉勰傳箋注》亦力主成書于齊末說。他又引郝懿行說：“按劉氏此書，蓋成于蕭齊之季，東昏之年。故其論文，盛夸當代，而不與銓評。著述之體，自其宜也。”楊明照稱：“所言雖不如劉毓崧之文翔實確切，然亦不中不遠矣。余如《明詩》《通變》《指瑕》《才略》四篇，所評皆至宋代而止，于齊世作者則未涉，亦其旁證。唯自《隋志》以下著錄皆署曰梁，蓋以其所終之世題之，此本古籍題署之常，無足怪者。”他又作《〈文心雕龍·時序〉“皇齊”解》(《文學遺產》1981年4期)，針對有些學者根據梁代蕭子顯著《南齊書》亦用“皇齊”二字稱蕭齊來推翻齊末成書說，并提出異議：蕭子顯是齊室成員，他用此二字亦在情理之中，而“劉勰既非宗室，也不是齊的世臣，入梁始得廁身仕途，這時著書還要尊稱已被蕭衍推翻了齊為‘皇齊’，試問有何必要?而且當文人動輒得咎之世，又值殘暴猜忌之君蕭衍，恐怕劉勰也不敢吧?”他又列舉《南齊書·明帝紀》建武元年十月即位詔“皇齊受終建極”、《王慈傳》上表“啟皇齊之孝則”、王儉《褚淵碑文》“擇皇齊之令典”、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皇齊把符于后”及《齊竟陵王題佛光文》“以皇齊之四年”等證據，認為這些“都是齊代君臣對當時王朝例行的尊稱”。“自齊入梁的劉勰在其著作中對齊的稱呼前后是不同的。他在齊末撰寫《文心雕龍》時稱齊為‘皇齊’，是對當時王朝例行的尊稱。入梁以后，天監十六年左右撰寫的《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敘述齊代事跡時，則只稱為齊(文中凡兩見)，并未冠有‘皇’(或‘大’)字，而于梁則稱為‘大梁’(文中凡兩見)，同樣是對當時王朝例行的尊稱。同一齊代也，劉勰稱呼上的前后差異，正是寫作年代不同的顯著標志，也是最可靠的第一手資料”。這些學者的考辨，論據是充分的。《文心雕龍》成書于齊末說，雖不能說是定論，但若沒有更有力的證據，一時是難以推翻的。不過對于“齊末”的理解也有異議。劉毓崧認為是指和帝時，這是根據《梁書·劉勰傳》中“約時貴盛”一句來立論的，因為在東昏時沈約還未“貴盛”。牟通《〈時序篇〉末段發微》(《文學評論叢刊》第7輯)也認為“今圣歷方興”是指和帝登位，“海岳降神”是歌頌蕭衍等佐命大臣，從而進一步論定《時序》篇作于齊和帝中興年間。對這些解說，陳思苓《〈文心雕龍〉成書于齊末補證》(《文學評論叢刊》第30輯)提出異議，認為《文心》當成書于東昏侯即位初期。因為東昏初期，政治清明，重視典禮。《時序》中“今圣歷方興，文思光被”與“經禮典章，跨周爍漢”云云都可以“與東昏初即位史實相應”。再說沈約，在東昏朝他雖非齊明帝托孤的“六貴”之一，但齊明帝的托孤遺詔卻是尚書令徐孝嗣使沈約撰定的，可見他在東昏時代地位確實相當重要。東昏初，他“遷左衛將軍，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從《沈隱侯集》中可以看出，沈約在東昏時，政治上受到相當的重視，為朝廷撰制詔書，迄永元二年十月。蕭懿被東昏所殺以后，沈約集中再沒有為東昏撰寫的詔書。根據這些材料推斷，“劉勰成書以永元元年春最近情實”。總之，《文心雕龍》成書于齊末，盡管具體理解有細微差異，但成于齊末說已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甚至被視為定讞。

不過問題并非如此簡單。清代阮元《四六叢話后序》：“孝穆振采于江南，子山遷聲于河北，昭明勒選，六代范此規模，彥和著書，千古傳此科律。”駱鴻凱《文選學·纂集》：“《雕龍》論文之言，又若為《文選》印證。”又引清代李義鈞《縉山書院文話》：“舍人為昭明所愛接，崇尚文藝，故有《雕龍》之作。”這些論述，似都把《文心雕龍》與《文選》聯系起來，以為作于同時，這當然不妥。因《文選》成于梁代中期，而《文心雕龍》則必成于沈約逝世之天監十二年之前，這是毫無疑義的。如果僅以上述諸說證明《文心雕龍》成書于梁代，當然不會使人信服。但是近來，施助、廣信、葉晨暉、夏志厚、周紹恒等人先后撰文，用很多材料論證了《文心雕龍》成書于梁初。他們的觀點應當給予重視。施助、廣信的《關于〈文心雕龍〉的著述和成書年代的探討》發表在《文學評論叢刊》第3輯上，主要論據是：第一，從史籍的記載來看，《隋書·經籍志》小注曰“梁兼東宮通事舍人劉勰撰”，未注“亡”字，說明《文心雕龍》在隋唐時代正在流傳，而流傳的版本也必定是題“梁劉勰”，而不是題“齊劉勰”。否則，《隋志》便不會這樣著錄。第二，從劉勰的思想和當時的社會環境以及著書條件等方面來看，劉勰在齊末正于定林寺整理佛經，在此之際撰著《文心雕龍》是不合情理的。若在“起家奉朝請”之后，劉勰在崇尚佛教，但又不得不借助于儒教的梁王朝的官邸里，踏上仕途之后，弘化歷來被統治階級視為正統的儒教，則是十分合情合理的。再說當時的社會環境也需要這樣一部“商榷古今”的集大成之作。蕭統在天監五年“始出居東宮”，“討論篇籍”的風氣極盛，客觀上需要總結。當時劉勰已做了為蕭統掌管奏章和參謁一類的近侍官，來到了藏書3萬卷、名才并集的東宮。也正是這樣的社會環境和著書條件，才使劉勰有可能寫出包羅群籍、詳辨文體、籠罩群言、針砭時弊的《文心雕龍》來;而在此前的定林寺，不僅地點偏，且藏書也不會很多。第三，再從《文心雕龍》中“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這段話來看，皇齊確實是對齊王朝的美稱。但是，齊梁王室同族，齊梁文學并盛。諸如沈約、江淹、何遜等著名文學家都橫跨齊、梁二世，劉勰歷經齊世，其給予稱頌是可以理解的。再說，“皇”字也未必只能冠于當代。屈原《離騷》開篇：“帝高陽之苗裔分，朕皇考曰伯庸。”皇考是對先父的美稱。梁武帝大同十一年詔“皇王在昔，澤風未遠”。皇王是說黃帝時代的事。可見只一“皇”字并不能說明問題。根據以上三方面論證，作者得出結論：“《文心雕龍》的著述和成書年代不早于梁天監五年，不晚于天監十二年，是可以肯定的。其間著手著述于昭明太子出居東宮的天監五年，或者說劉勰兼任東宮通事舍人的時候可能性最大。”此文發表后，引起了一些學者的關注。秀川《關于〈文心雕龍〉著述和成書年代》、牟通《〈時序篇〉末段發微》(并見《文學評論叢刊》第7輯)、楊明照《〈文心雕龍·時序〉“皇齊”解》、韓玉生《〈文心雕龍〉究竟成書于什么年代》(《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5輯)、王楚玉《〈文心雕龍〉成于梁初說商兌》(《重慶師院學報》1981年2期)等文針對施助、廣信文章提出的論據逐一駁難，仍維持成書于齊末的說法。

葉晨暉的系列論文《〈文心雕龍〉成書的時代問題》(《山西大學學報》1979年3期)《〈文心雕龍·時序〉“海岳降神”句試釋》(《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5輯)《〈時序篇〉末段齊帝廟號蠡測》(同上書第7輯)等仍對齊末說提出挑戰：第一，“海岳降神”句，黃叔琳、范文瀾、楊明照等無注，牟世金引《詩經》“唯岳降神”以為指天降輔佐的賢臣。葉晨暉據《典論·自敘》、鮑照《河清頌》等文，認為“海岳”非“唯岳”，而是魏晉后出現的一個詞匯，是指青州、徐州地區而言的。齊、梁皇室的祖籍即徐州東海郡所屬之蘭陵縣。因此，“海岳降神”的神，很可能即指齊梁開國君主，因為前文已有“皇齊馭寶”說到蕭道成，故此句當指蕭衍，這是《文心雕龍》作于梁武帝代齊后的佐證。第二，《時序》中“太祖以圣武膺箓，高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貳離含章，中宗以上哲興運”。這里所說的“太祖、高祖、文帝、中宗”何指，歷來爭執不一。范文瀾注以為“太祖”指蕭道成，“高祖”當是“世祖”之誤，指蕭賾，文帝指蕭長懋，中宗，不詳。“案明帝號高宗，豈‘中’為‘高’之誤歟”?這就是說，最后一位論及齊明帝，故主張齊末說者以為成書于明帝死后之東昏侯與齊和帝之永元、中興年間。葉晨暉則以為“太祖”與“高祖”實際并指蕭道成，贊美他文武全才。“文帝”與“中宗”并指蕭長懋。這兩個人，“都是一句稱其廟號，一句稱其帝號，兩兩成對亦有可能”。這樣，作于齊末說的基地便不存在了。第三，至于“皇齊馭寶”中“皇齊”二字，是主張齊末說的關鍵證據。但成于梁代的《南齊書·高帝紀》中“史臣曰”一段有“皇齊所以集太命也”之句，史臣是作者蕭子顯自稱，時為梁代吏部尚書，而《南齊書》之撰又曾經過奏請批準，具有官方色彩。蕭子顯身為梁代大臣卻用“皇齊”來稱呼前代，我們當然不能僅據此二字就將成書于梁代的《南齊書》定為齊代的著作。對《文心雕龍》亦應作如是觀。為什么時已梁代還要尊稱齊代?這可能是蕭衍為了爭取齊代皇族支持擁護梁政權采取的一種策略。齊梁皇室同姓同宗，所以蕭衍屢曰“情同一家”。又說革代是“為卿兄弟報仇”，推許“齊業之初，是甘苦同嘗”。為了表示梁代對齊代的尊崇，從而爭取齊代貴族的支持，允許在著作中稱齊為“皇齊”也并不難于理解。第四，如果上述諸論可以成立，那么《時序》一篇相反到成為說明《文心雕龍》成書于梁代的最重要佐證。當劉勰敘述齊代“中宗以上哲興運”后，接以“今圣歷方興，文思見被”云云，以往改朝換代都要改歷，改歷也就成為改朝換代的另一說法。如《梁書·武帝紀》載武帝受禪后告天的辭里就有“齊氏以歷運斯既，否終則亨，欽若不應，以命于衍”句，禪讓禮畢后詔書有“齊代以代終有征，歷數云改”云云，可見，《時序》中說的“圣歷方興”應當是指改歷而言，同一朝代內的新皇帝登基嗣位是不應該這樣說的。

嗣后，夏志厚《〈文心雕龍〉成書年代與劉勰思想淵源新考》(《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11輯)又從作于梁代的沈約《郊居賦》中發現該文稱齊王齊代為“龍顏”、“皇邑”，從而說明《文心雕龍》作于梁代初年，稱齊為“皇齊”不足為怪。作于齊末說反倒可怪，因為在亂世，劉勰不可能“突然萌生棄佛入世的想念，匆匆忙忙地負書干約”。更重要的證據還在于，《時序》中有“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范文瀾注引《易上系》“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后曰：“大易，疑當做大衍。”劉勰何以改“大衍”為“大易”?夏文考《文心雕龍》中提到的名衍的學人共三人，即先秦鄒衍、東漢馮衍、晉代王衍，無一例外，劉勰都避免使用“衍”字。這說明，《時序》中改“大衍”為“大易”，這“絕不是劉勰一時大意的偶然疏忽，而是故意避‘衍’就‘易’的”，“很明顯，這是在避梁武帝蕭衍的諱。這就足以證明，《文心雕龍》必成書于梁，如果成書齊末，即令當時蕭衍已位居梁公、梁王，也決無如此小心翼翼地為之避諱的可能”。《梁書》本傳載其“天監初起家奉朝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記室”。蕭宏三年進號中軍將軍，六年夏遷驃騎將軍，因此劉勰被引為記室，當在三年后六年前，由此斷知“《文心雕龍》成書肯定在天監六年蕭宏去中軍職務前無疑”。為證實這一結論，夏文又從劉勰的著書動機、立論原則和撰述內容這三個方面予以闡釋。就著書動機而言，這在《序志》《程器》等篇中表露得最為明顯，那就是為求聞達。天監初年，蕭衍屢下詔書以延攬天下才士，這正與急欲入仕求宦的劉勰的心情不謀而合，無疑為他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和絕好的機會。劉勰在依傍佛門十余年之后，突然拋出一部雜采諸家而以儒道為其正宗的洋洋巨著，如果聯系天監三四年間梁武帝發動的一場復興儒學運動的時代背景，如開館立學、宣傳五經以力圖扭轉“儒教論歇”的局面，那么，這個長期令學術界感到困惑的疑問便不難得到解釋了。由此而斷定，其立論原則也必然以儒學為宗，“即尊圣賢、崇經典、斥浮蕩、倡變革，條條都可以在梁初的實際政務中找到他們的思想根源。這當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它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劉勰是在梁初時流的襄挾下撰寫《文心雕龍》的”。至于他為什么選擇論文的途徑入手，亦可以從現實背景中找到原因：“由于梁初已立五經館，置五經博士，且廣增生員，招攬寒門俊生，在論說經典的領域內必定競爭者甚眾。這就使劉勰不得不轉求他途。所謂‘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其實有它另外一深意在內。這不僅是比‘馬鄭諸儒’等歷史人物而言，也是因現實狀況而發的感慨。加以蕭衍愛好文學，廣招文士，文學地位又一次大為提高，這就決定了劉勰以儒道為宗，而由論文入手來博取聲譽的舉動。”

此外，周紹恒《〈文心雕龍〉成書年代新證》(《文心雕龍學刊》第6輯)在上述諸說基礎上又補充兩點新證，用以說明成書于梁代：第一，《文心雕龍》幾次稱齊代為“近代”，如《指瑕》：“宋來才英，未之或解，舊染成俗，非一朝也。近代辭人，率多猜忌。”這里依次承舉“晉末”、“宋來”、“近代”，說明“近代”是指齊。“劉勰只有在梁代寫《文心雕龍》才會稱齊代為近代。所以阮氏父子認為《總術》篇‘今之常言’是指‘梁時恒言’，是很有道理的”。第二，《文心雕龍》成書于《宋書》之后，因為“劉勰在寫《文心雕龍》之前是看過沈約《宋書》100卷的，其根據是《文心雕龍》的某些觀點、表達方法等，很明顯是借鑒了沈約《宋書》的”。而《宋書》最后寫定并傳世是在梁代，作者舉出四證：一是《宋書·自序》明載永明六年僅成本紀、列傳等，“所撰諸志，須成續上”，說明當時未完;二是《樂志》中“后人衍其聲”的“衍”字改作“演”，鄒衍改作鄒羨，是避梁武帝諱;三是《樂志》中“《鞞舞》，即今之《鞞扇舞》也”。今即指梁。《樂府詩集》卷五三：“《古今樂錄》曰：鞞舞，梁謂之《鞞扇舞》。”四是《宋略總論》：“齊興后數十年，宋之新史，既行于世也。”此指沈約《宋書》在齊興數十年后行世。數十年，至少在20年以上。齊共23年，可見《宋書》在梁代才最后寫定并行于世的。至于《南齊書·陸厥傳》所載厥與沈約書，說明陸厥只看到列傳，因為他是王晏少傅主簿，有機會看到沈約上奏的70卷本紀列傳。《文心雕龍》既成于《宋書》寫定并傳世之后，則必成于梁代無疑。至于具體時間斷限，周文推測說：“如果劉勰從‘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到撰成《文心雕龍》50篇，最少也要二三年時間的話，那么《文心雕龍》的成書時間最早也只能是梁天監三年(504)。又據《梁書·劉勰傳》，書成后劉勰欲取定于沈約，因此《文心雕龍》的成書時間當是在劉勰出任中軍臨川王宏記室的天監三年至沈約卒的天監十二年閏三月，即公元504至513年3月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