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鷹·燕臺何處》原文閱讀|主旨理解|賞析|讀后感

袁 鷹

自從遷居北京東郊金臺西路，腦際常常浮起一個疑問：這金臺路和金臺西路的名字因何而起？難道這一帶果真是兩千多年前燕臺的遺址嗎？ 一位同住在此處的同志寫文章，每每在稿末注上“×年×月于京郊黃金臺”字樣。我曾問他是否考證過，他笑而不答。恐怕他亦未必掌握確鑿證據，“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大約也是寄托一點向往之意吧。

想那“黃金臺”兩千余年前初起時，至多不過是一座黃土壘成的土丘，上面有點磚木結構的簡單亭臺而已。燕昭王置千金于臺上，接待當時的一位高級知識分子郭隗，這件事連同郭隗以諷喻形式講的那個用重金收買駿馬尸骨的傳說，流傳了兩千余年。黃金臺的政治價值遠遠超過了它的實際使用價值。在漫長的舊時代，它曾使多少讀書人艷羨過，詠嘆過，做過無數回美夢；也曾使多少不得志的文人墨客感慨過，哀傷過，發泄滿腹牢騷。唐初陳子昂登幽州古臺，是否就是這座燕臺呢？詩人沒有留下說明，不得而知。但那首“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千古名句，確是表達了多少蒼涼沉郁的情懷。以“燕臺”或“黃金臺”為題入詩，從唐宋直到明清，連篇累牘，不可勝計，大都反映了懷有駿馬之才而不遇、渴望有燕昭王式的明君而不得的心境。如元代貢師泰憤憤地寫道：“黃金買賣滿長安，惆悵英雄布衣老。”明代袁中郎在詩中質問：“十載筑臺親禮士，如何止得一人傳？”張明弼更是愁苦地低吟：“于今更賤縱橫士，莫倚荒臺發浩歌。”因為，說來說去，數來數去，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茫茫青史上，筑黃金臺以延國士、置重金以收駿骨的事例，似乎的確“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懷念燕臺，懷念黃金臺的故事，期望在盛明之世常能出現招攬人才的黃金臺，自然成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愿望。“人以國士待我，我必以國士報之。”有沒有千金，是在其次的。

然而在北京的古代史上，畢竟出現過這么一樁表現出禮賢下士、重視英才的軼事。雖然從古至今，誰也不曾確切地指明它的位置。《史記》、《資治通鑒》上都只說燕昭王“置宮”，未言“筑臺”，后漢孔融才開始提出“筑臺以延郭隗”。到南朝任昉的《述異記》，說燕臺在易縣東南。任昉身居南方，他的“述異”，可能也是沿襲別人的記載。易縣的燕臺，在古籍上倒也有過記載。抗日戰爭后期，在晉察冀邊區辦報的鄧拓同志作詩悼念在灤水附近犧牲的記者司馬軍城，就有“腸斷燕臺作吊臺”之句，這個燕臺，當指易水附近的燕臺。而《水經注》卻又有“固安縣有黃金臺遺址”一說。不過從元代以后，許多志書都認定燕臺在北京郊區。元末熊自得所著《析津志》，是目前發現的最早記述北京地區歷史的專門志書。熊自得曾經當過大都路儒學提舉和崇文監丞，在北京作過實地考察，他的記載自然可靠得多。可惜此書在明末前即已亡佚，不復得見全貌。根據近人輯佚所載，在“燕臺”這一條目下，記著：“在南城奉先坊元福寺內。十五年前木庵英長老有‘於期已死不復返，空有層臺壯古燕’之句”。這里所說“於期已死”云云，是根據燕太子丹用秦降將樊於期的首級取信于秦王以乘機行刺的故事，似乎同易水送別事有關，又接近燕臺在易水之說。他指明“在南城奉先坊元福寺內”，卻不知何據。但他接著又說此臺乃后人設置，“以惑于時者，不過慕名而已”。明代劉侗、于奕正編著的《帝京景物略》，跟他的看法相同，雖然對黃金臺的地點記得比較詳細，說“今易州、易水邊二黃金臺，都城朝陽門外東南又一黃金臺，三黃金臺，巋然皆土阜”，但也以為“黃金臺，后人擬名也；其地，后人擬地也”。

這樣，就有了三處燕臺。本來，史書上只簡略地記載燕昭王筑臺(或筑官)置金，當時既未留下設計圖紙，也未有任何有關檔案資料，后人無從詳加考證，慕名附會，以訛傳訛，也是在情理之中。詩人文士們托物起興，抒發點感慨，都當不得真的。到明代以后，北京城規模日漸恢宏，“京師八景”中才有了“金臺夕照”這一景，乾隆皇帝還題了碑的。據說解放初期，朝陽門外日壇北面某工廠施工時，曾經挖到這塊碑石，似乎可以坐實了黃金臺的下落。然而，各地的“八景”、“十景”之中，大抵總有“××夕照”、“××落日”之類的名目充數。而且京東自來是迤邐平原，一馬平川，并無崇山峻嶺，登上一座土丘看落日，未必就比其他地方更美，恐怕還不及另一景“薊門煙樹”來得有詩意。想當日土阜之上，無非也是供人吊古感今、借酒澆愁罷了。

有些名勝古跡，是無須去認真尋根究底的。讓它伴隨著美好的傳說，長留在人們的想像和向往中，豈不更好？比如杭州的“雷峰夕照”，至今仍列名于舊“西湖十景”之中。人們路過凈慈寺，看到南屏山下林樹翳翳，古塔杳然，可以引起對善良的白娘子無端被邪惡迫害的同情和遐想，也可以重溫一下魯迅先生的《論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深邃的思想。那么，我們今天又何必去尋查燕臺究竟在何處呢？在北京朝陽門外也好，在南城某一座廢寺也好，在固安縣也好，在易水東南十八里也好，都無關宏旨。反正歷史上曾經有那么一位比較開明的君主，為了招聘能夠安邦治國的良才，特為修筑那么一座土臺，上置重金，以接待天下士，這就很足以發人遐思了。

每天漫步金臺西路，想起黃金臺，總不免要神思蕩漾。我們的歷史悠邃而且豐富，有置千金以延國士的黃金臺，也有一言喪身、株連九族的文字獄。“以古為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明得失。”這兩種歷史現象對我們今天都有借鑒和警戒的好處。想著想著，我真想向北京市園林部門提一條建議：不妨在東郊日壇公園或朝陽公園或團結湖公園或南城宣武公園的假山上，將那塊乾隆所題“金臺夕照”碑石重豎起來，旁邊加個說明牌，介紹一下黃金臺的原委。如果再選幾首吟詠燕臺的詩詞，就更能增添韻致。自然，這類區區小事，可能有人譏為復古而嗤之以鼻，或根本不屑一顧。我卻以為，為了繼承和恢復歷史古城的傳統，為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首都再增加些文化氣息，同時也為了紀念古代燕京文明的開拓者，也許還是值得的，對今人和后人，都會有啟迪作用的。人們從古代讀書人空懷報國之心的感慨想到今天知識分子們可以大展宏圖、縱橫馳騁的廣闊天地，想到他們那比黃金貴重不知多少倍的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丹心，將會感到與舊時代詩人文士們完全迥異的欣喜心情。在燕臺碑石下領略著夕陽余暉，也許會想起朱自清先生晚年書以自勉的兩句詩：“但得夕陽無限好，何須惆悵近黃昏”，于是就會感到悠悠然與前人之心相通了。可能還有些有識之士，從燕臺會聯想到正確對待知識分子、認真貫徹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想想中國知識分子的貢獻、成就、功績，關懷他們的現狀，也想想這方面還有哪些不足和障礙。不過那是需要大手筆去寫大文章的大題目，不在這篇小文涉及的范圍之內，就此打住吧。

1983年12月底

燕臺，一處歷盡滄桑而依然引人注目的古跡，幾千年歷史風云變幻賦予它豐富的文化內涵，也構筑起后人可以遐想的廣闊空間。袁鷹的作品《燕臺何處》正是以此為切入口，引經據典，旁征博引，為我們描繪出了一幅幅有關“燕臺”的動人畫卷。

全文以追尋燕臺為線索，分為三個部分：燕臺的由來，燕臺何處，燕臺在今天的價值。每一部分既各自獨立，又在開拓燕臺文化內涵的深廣度上連為一體。

燕臺，又名黃金臺，其名稱的由來蘊涵著一則令人怦然心動的傳說。當年的燕昭王為了稱霸天下，筑高臺，置黃金千兩于高臺之上，招納天下高士賢才，是為燕臺。可以說，燕臺某種意義上就成為思賢若渴的明君的象征，成為知識分子可以憑自身才學脫穎而出的晉身之梯。然而，傳說畢竟是傳說，作者通過兩千年來的歷史梳理發現，“燕臺”與其說是知識分子完美的發跡之地，還不如說是一處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樓。陳子昂、貢師泰、袁中郎……歷朝歷代有無數文人墨客吟誦“燕臺”，而這些詩詞無一例外都在傾訴他們的郁郁不得志。傳說中曾經成功招賢納士的“燕臺”不再是文人飛黃騰達的見證，甚至都不能給他們以心靈的慰藉，而更多地成為了他們發泄內心不平的對象。由此，在歷史風雨的侵襲下，在文人墨客越積越厚的筆墨中，“燕臺”的形象正在逐步變形，它變成了千百萬知識分子內心永遠無望的憧憬。

似乎是為了進一步論證“燕臺”存在于傳說中，隨后作者花了大量的筆墨去考證“燕臺”的地理位置。得出的結論卻是相當撲朔迷離，或者以為“黃金臺，后人擬名也；其地，后人擬地也”，從而斷然否定“燕臺”存在的實有性；或者出現了多處“燕臺”舊址。“燕臺”何處依然是一宗歷史謎案。煞有介事考證的結果，無非是還傳說以本來面目——傳說本來就是人們內心美好愿望的一種體現，燕臺存在也罷，不存在也罷，如同寄寓著白娘子傳說的“雷峰夕照”一樣，是在抒發人們內心長久潛藏的一種理想：渴望有慧眼識英才的明君出現，渴望天下所有的人才都能大顯身手，各盡其用。只要這樣的理想一天不能實現，“燕臺”就永遠引人遐思。

將“燕臺”愿望化、理想化，較之第一個層面——那個看似實有化的“燕臺”，其內涵、意蘊無疑深沉了許多。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它已突破了一時一地一事的束縛，貫通了潺潺流淌的歷史以及歷朝歷代人們普遍的內心世界。“燕臺”更多成為了一個普遍化的符號，它聯結了知識分子的自我價值與社會價值的雙重實現。同時，它又在個人愿望(自我價值的實現)與殘酷的現實(伯樂太少)之間達到了一種奇妙的平衡。“燕臺”給予人的想象空間無疑是豐富的。

特別是聯系作者與作品的年代來看，“燕臺”給予人的咀嚼滋味就更加濃厚。作者在1983年寫作這篇《燕臺何處》，顯然是別有旨意的。十年浩劫剛剛結束，撥亂反正方興未艾，文革的夢魘還無比沉重地盤踞在受打擊最嚴重的知識分子群體的心頭。在這樣一個特殊時刻，作者著眼于尊重知識分子的“燕臺”，寫作了本文，應該說表達了一種隱晦的呼吁，呼吁尊重知識分子的優秀文化傳統能夠重新被發掘出來，不至于像真正的“燕臺”那樣湮沒在歷史的萋萋荒草之中，不知身在何處；呼吁知識分子能夠擺脫那些空懷報國之心的舊知識分子的滿腔牢騷與抱怨，積極地投身到祖國的建設中去。在這里，作者希冀借“燕臺”營造積極向上的氛圍的企圖是相當明顯的。這時候作者眼中的“燕臺”，似乎已經不是知識分子自怨自艾的對象，也不再是人們心頭永遠無法實現的美好愿望，而成為個人與時代，個人與社會攜手合作、共同邁進的烏托邦了。這樣的“燕臺”與其說是當時現實的折射，還不如說是作者當時天真而單純的一種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