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元文學的文獻·遼金文學的文獻·總集、別集·總集

清代至民初，先后出現過5部全集性遼代詩文總集。韓小亭《遼文存》是其最早的成果，已亡佚。

繆荃孫《遼文存》是現存清人所編遼代總集的最初成果。繆荃孫于光緒中總修《順天府志》時，搜拓畿輔碑志，甄錄遼代詩文二百多篇，編為《遼文存》6卷，附錄《遼藝文志》、《遼金石目》各1卷，使本書成為粗具規模的遼代詩、文總集，為研究遼史和遼代文學提供了較為豐富的資料。它承襲《文選》以來總集的通行體例，將所收作品按文體分為16類。但它在詩、文輯錄方面有疏誤，既頗多失收，同時對非遼人作品也有誤予闌入的現象，文字訛舛和失校之處也不少，與一代作品全集備本尚有相當距離。《遼文存》有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上海來青閣刊本。

王仁俊《遼文萃》是踵繆編之后又一補遺性著作。編者有憾于上古至明皆有總集，唯五代和遼闕如，便自光緒二十年(1894)起矢志編輯《五代文薈》與《遼文萃》。四年后《遼文萃》成。初為14卷。光緒三十年(1904)，王氏得見繆荃孫《遼文存》后，便刪去與其重復的篇什，又做了一番搜闕補遺工作，將剩下的一百余篇厘為7卷，包括正編4卷，《補遺》《作者考》和《逸目考》各1卷，書末附《遼史藝文志補證》1卷。編次和分類大體與繆編相同。編者《述例》謂其書名乃取《易·序卦·傳》“萃者，聚也”和《小爾雅·廣言》“萃，集也”之義，并在《自序》欣慰地說：“于是契丹遺文，蓋萃于此矣。”實際上此書遺漏和錯誤仍不少，足見一代總集的編纂是何等的艱辛。《遼文萃》有清光緒三十年無冰閣刊本、民國年間金毓黻《遼海叢書》本。

嗣后，黃任恒《遼文補錄》問世。關于此書的編輯緣起與成書經過，編者在作于民國八年(1919)的“敘言”中說：“余輯《遼文最》四卷，甫成于光緒三十年，得詩文一百八十余篇。其短小詔令、佚存詩句，余以為無關文意，故盡從割愛，非漏收也。歷歲增刪，屢易其稿，卒以見聞寡陋，卷帙無多，深滋愧矣。今歲己未春，巡閱書肆，購得《遼文存》六卷，始知江陰繆筱珊先生二十年前已有是輯。開編披讀，則所載金石文字多至七十余通。時先生官京師，總修《順天府志》，廣搜碑版，故遼文獲此巨觀。斯乃獨得時地之優，非南方下士所能致力也。然短小之詔令、佚存之詩句，輯文集者原不必收，且無名氏之《北遼遺事序》及王樞、張通古、魏道明諸人之詩，皆成于金代。先生概為錄入，未免失于斷限之寬，而西夏、高麗稱藩于遼，其所作之時明有可考者反從刪汰，則亦未見其允當也。顧先生書既已出世，則余稿可以不存。惟余稿中有先生所闕者凡七十余篇，似不妨摘而錄之，以萃遼人一代之文焉。”黃氏指摘了繆編失當之處，但他的某些看法也未必完全正確，如對于“短小之詔令，佚存之詩句”，若從求全的角度看，還是應當予以輯錄的，何況遼代文獻散佚頗多，更有必要重視這些殘章斷簡的價值。而且，以當今之觀念繩之，《遼文補錄》闌入高麗、西夏之詩文，并非完全妥當。黃輯《遼文最》已不存。《遼文補錄》作為對繆編的續補，確有重要的歷史意義。書后附其《遼文最》原序文與目錄。黃任恒未見到王仁俊《遼文萃》，所以二書仍互有重收。《遼文補錄》有民國十四年(1925)刊《述窠雜撰·遼痕五種》叢書本。

羅福頤《遼文續拾》，掇拾繆、王、黃三書之遺，由正編2卷、補遺和匯目各1卷組成。有民國二十六年(1937)刊《待時軒叢刊》本。

20世紀50年代以來，出現了幾部集大成式的各體作品全集。《全遼文》導夫先路。陳述因補注《遼史》而搜羅輯錄遼代作品，并有感于繆、王、黃、羅四編各自成書，既互有重出，又都失之缺漏，于是將諸書所錄之詩文重新編排、校勘、訂誤、補遺，輯成《遼文匯》10卷，收作品凡五百多篇，大大超過了以上四書所收之總和。《遼文匯》于1953年由中國科學院印行。嗣后30年間，編者又將陸續發現的遼代作品，輯成《遼文匯續編》，未付梓。后來，陳述將此二書合并為《全遼文》，收詩文作品八百余篇。該書于198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全書分13卷，末附《類目索引》《作者索引及事跡考》和《圖版》。《圖版》部分為考古新發現的以契丹文字寫成的各種應用文體性質的碑刻，不與書本體裝訂在一起。《前言》和《序例》可使讀者體味編者的甘苦，領略編者的治學經驗。

《全遼文》出版距今凡19年。其間又有不少遼人作品和遼代刻書陸續被發現，也出版了一些各種撰述和各類文體作品的影印本、輯本，如山西省文物局、中國歷史博物館聯合整理的《應縣木塔遼代秘藏》(文物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劉好佐《應縣木塔古詩文會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向南《遼代石刻文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黃震云《〈全遼詩詞〉輯錄與編年考述》(載《遼代文史新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和閻鳳梧、康金聲主編《全遼金詩》(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以及臺灣江應龍所編《遼金元文匯》(3冊，臺北國立編譯館1985、1986、1988年陸續出版)等。它們都起到補闕增益的作用。

向南(楊森)自20世紀70年代起廣泛搜求遼代石刻的原件、拓本和抄本，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編成《遼代石刻文編》，收漢文石刻文三百余篇。此書最突出的一個優點是，每篇作品之前有簡要說明，略記其出土時間、地點和形制;對石刻文中凡能補正《遼史》之缺謬和有重要史料價值的歷史、民族、地理、官制、宗教、典章制度、人物事件等詞、語，皆在注文中予以考證、詮釋，征引文獻頗富。它與《全遼文》的情況相同，限于印刷條件，未收契丹文石刻。該書不僅對于考稽遼代文壇事件有重要作用，而且所收許多碑文本身就是文學作品，從一定角度反映了當時的創作情況和水平。

遼詩今存數量很少，自然難以獨立成帙。陳述《全遼文》屬于詩文合編性全集，其中輯錄詩作76首。《〈全遼詩詞〉輯錄與編年考述》和《全遼金詩》是迄今整理遼、金詩的最新成果。它們均追求“全”，為遼代歷史與文學的研究提供盡可能完備的史料，對保存遼代韻文有明顯的意義。前者共輯錄140首詩詞(其中詞10首)，大大超過陳編。后者由《全遼詩》和《全金詩》兩部分組成。《全遼詩》部分收錄詩人83家，詩作連殘篇計算在內共142首。本書是集體項目，成于眾手，統稿力度也有所欠缺，主要問題是挖掘、辨析史料的功夫不夠，對新發現的資料和新研究成果未注意吸收，錯誤和疏漏較多。合作項目容易產生的問題和弊端在書中都有所表現。

據元好問《中州集》，金人編纂了不少本朝詩文總集，如李任道所編以云館二星命名的宇文虛中和朱弁的合集、魏道明編商衡增益的《國朝百家詩略》、趙秉文《明昌辭人雅制》等。這些文獻都沒能保存下來。元好問編成于金亡后的《中州集》和《中州樂府》是今天所能見到的最早的金代詩、詞總集。今存元人所編《河汾諸老詩集》和《二妙集》也是今存使用價值較高的總集。金代文，元姚燧《牧庵集》卷二○《中書右三部郎中馮公神道碑》稱，金代文學家馮璧之子馮渭入元后曾 “搜輯金代文章，凡積若千百卷”，惜未見傳世。

詩選本《中州集》全名《中州鼓吹翰苑英華》，又稱《翰苑英華中州集》，共輯錄作家251人，詩2062首。它以天干為序，分為10集，每集1卷。有元好問自序和家鉉翁跋語，元刊本和明汲古閣刊本還有張德輝的后序。金哀宗天興元年(1232)，元氏在汴京任尚書省掾時，曾與馮延登、劉祖謙相約編纂此書，但在金朝處于危急存亡之際，未及著手實施。第二年元好問被蒙古軍羈管于山東聊城，“杜門深居，頗以翰墨為事，馮、劉之言日往來于心。亦念百余年以來詩人為多，苦心之士積日力之久，故其詩往往可傳。兵火散亡，計所存者才什一耳。不總萃之，則將遂淹滅而無聞，為可惜也。乃記憶前輩及交游諸人之詩，隨即錄之”。恰逢商衡之子來訪，帶給他商衡手抄增補的《國朝百家詩略》。元好問將它與自己所編合為一書，名為《中州集》。此時編成的只有前7卷。它收錄了109位詩人的作品，基本上依時序編排。嗣后十余年間，元好問又斷斷續續增補完后3卷，并充實了前7卷。后3卷共輯錄140位詩人。卷八首標“別起”二字。卷八和卷九的前半部分又依時序編排金初至金末的許多小詩人。卷九下半部分與卷一○改為以類詮次，分為諸相、狀元、異人、隱德、三知己、南冠、附見六類。體例與前7卷不同。顯系后來陸續補輯而成。書成之后，因財力困難，擱置了數年，直到定宗皇后海迷失稱制元年(1249)才在真定提學趙振之資助下刊行。元好問選詩的宗旨是“以詩存史”，保存失傳可能性較大的作品，對常見的詩作和當時有文集傳世的作家的詩作則酌量少收，并且為每位入選作家撰寫了小傳。在當時歷史條件不允許編纂一部大規模、大容量全集的情況下，元好問用選集的方式使一批歷史、文學史料免于泯滅，此功不可埋沒。《中州集》在清郭元《全金詩》問世之前一直是收詩最多的金詩總集，作為當代人所編的當代詩集，更有其獨特的意義。它是我們今天認識、研究金詩最重要的依據之一。《中州集》于1249年初版之后，元至大三年(1310)，平水曹氏進德齋再度刻印。明人刊本主要有弘治九年(1496)沁水李瀚刊本、明末毛氏汲古閣刊本。清人刊本主要有四庫全書本、光緒七年(1881)讀書山房刊本。民國時期有《四部叢刊》縮印董氏誦芬室影元本。1959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斷句排印本，為《金元總集》叢書之一。它以誦芬室影元本為底本，校以汲古閣本。《中州集》的大多數版本都附錄《中州樂府》。

詞選本《中州樂府》，1卷。它收詞人36家，詞作124首，其中有誤收宋、元人的詞10首。它同樣貫徹了編者“以詩存史”的意圖。凡《中州集》未收其詩的作家，《中州樂府》都有詳細的小傳，如完顏從郁、張中孚、王澮和折元禮四人。此書還反映了元好問對金詞發展走向的認識和總結。它把吳激和蔡松年排在最前面，以標志吳蔡體肇開有金一代詞風的歷史功績及金詞與南宋詞迥然不同的美學風貌。所選作品標榜北方詞伉爽清疏、豪壯遒上、頗多深裘大馬之風的特征，并肯定了在這一總體特征下的多種風格。《中州樂府》大約與《中州集》同時編成，是今存成書最早的一部金詞總集。它大都與《中州集》合刻，叢書本主要有讀書山房刊《元好問先生全集》本、《影印宋金元明本詞四十種》本、《彊村叢書》本(附校記一卷)。今人箋注本有趙興勤、申士堯、魯安澍、孟廣超箋注的《中州樂府》，中國國際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年出版。

《河汾諸老詩集》，元房祺編，8卷。此書輯錄8位金末元初出生或長期生活在黃河、汾河之間平陽府一帶(今山西臨汾、運城兩地區)的作家詩作201首，人各1卷。河汾諸老是一個地域性色彩極濃的詩歌創作群體，皆從大文豪元好問游，詩歌創作亦受其影響。《河汾諸老詩集》成書于大德五年(1301)至皇慶二年(1313)，由平水高昂霄尊賢堂刊行。房祺后序稱，有嗥嗥郝先生序。明弘治十一年(1498)，時任監察御史的山西沁水人李瀚出畀此書于開封同知謝景星再次梓行。明崇禎末，毛晉汲古閣又刻。清代開館編《四庫全書》時，館臣未見元尊賢堂刊本和明李瀚刊本，認為它們已佚。《四庫全書》所收乃汲古閣本，提要說：“此本為毛晉汲古閣所刊，稱以林古度、周浩若及智林寺僧所抄三本互校，乃成完書。然祺后序稱古、律詩二百一首，嗥嗥郝先生序于前。今郝序已佚，而詩止一百七十七首，則尚非全本矣。”汲古閣本其實也不是177首。四庫館臣是據總目錄計算的，凡總標題下有分標題的組詩沒有分開統計。故所謂177首應為177題(組詩只計總題)。實際為198首。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汾州人曹學閔官京師，得明弘治舊刻，以汲古閣本和舊抄本校之，并補小傳，請文壇大老翁方綱審定，梓于家塾，這就是敬翼堂刊本。它存詩200首，多于汲古閣本，而且考訂精詳，堪稱善本。道光十五年(1835)，其后人曹容甫再次刊于家塾。容甫侄曹樹谷參預校勘，又從《山西通志》補入曹之謙《虞坂曉行》一詩，并作跋語。至此，《河汾諸老詩集》復為完璧。叢書本除四庫本外，還有《四部叢刊》所收上海涵芬樓影印的烏程劉氏嘉業堂藏影元寫本、《元人選元詩五種》所收膠州柯氏藏元刊本、《叢書集成初編》所收《詩詞雜俎》本、《粵雅堂叢書》所收汲古閣重刊本。今人整理的本子有二：1.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8年出版的校點排印本。它以汲古閣本為底本，校以《四部叢刊》本和《粵雅堂叢書》本，列入《金元總集》叢書。2.張正義、劉達科校注本，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它以曹氏敬翼堂刊本為底本，以上述所有本子入校，對人名、地名和冷僻典故加以注釋，前有新撰前言，后附歷代諸家序跋、著錄，使用簡體字和新式標點，橫行排版。

《二妙集》，金末元初段克己、段成己詩詞作品合集。克己孫段輔編成于元泰定年間，吳澄為之序。段氏兄弟于金末游京師，文壇耆宿趙秉文贊之以“二妙”，故以之名集。虞集《河東段氏世德碑銘》(又稱《稷山段氏阡表》)說克己、成己“各有文集數十卷”。段輔在跋語中說克己、成己“遺文惜多散逸”，他合二人“所幸存者古律詩樂府三數百首”，編為此集，于泰定四年(1327)刻之家塾。此書包括詩6卷，詞2卷，收段克己詩115首，詞67首;收段成己詩187首，詞53首。近代孫德謙從《臨汾縣志》輯出《二妙集》所失收的《平水神祠》詩1首，附錄于他為“二妙”所編年譜之后。清末民初人繆荃孫從《弼宋樓藏書志》《金文最》和《山右石刻叢編》輯出佚文7篇，編成《二妙集遺文》1卷，吳重熹將它與《石蓮龕匯刻九金人集》本《二妙集》8卷合刻。孫德謙輯有《二妙集補遺》1卷，收入其《金源七家文集補遺》叢書。我們又從《永樂大典》卷18245又發現段成己《梓人遺制序》文和《霍峰望月》詩，為前人所未見。《二妙集》在元泰定四年段輔編訂的塾刻本之后，明成化十七年(1481) 又由絳州守賈定訂補刊行過。今存版本主要有元刊明修本、明成化十七年賈定補本、《四庫全書》本、《石蓮龕匯刻九金人集》本，此外還有幾種抄本。清人顧嗣立《元詩選》二集收錄《二妙集》詩1卷，為段氏兄弟詩作的選本。

清人整理的金代作品總集主要有以下數部。

《御選金詩》，清張豫章等奉敕編纂，為《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之二。康熙四十八年(1709)成書。《御選四朝詩》是一部大型巨著，凡302卷，首2卷，姓名爵里13卷。其中金詩24卷，首1卷，姓名爵里1卷，輯錄作者321人。《御選金詩》體例與全書一樣，“其詩則首帝制，次四言，次樂府歌行，次古體，次律詩，次絕句，次六言，次雜言，以體分編”(《四庫全書總目》)。《御選四朝詩》有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內府刊本、《四庫全書》本、《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金詩選》，清顧奎光選輯，陶玉禾參評。卷首有顧奎光序、陶玉禾所撰帶有金詩總評和重要作家點評性質的《例客》及《金詩選名字爵里錄》，較有參考價值。有乾隆十六年(1751)刊本。

郭元的《全金詩》是集金詩之大成的巨制，本時期金代文獻整理領域引人注目的成果，有繼《中州集》之后金詩總集編纂的又一里程碑之譽。它成書于康熙五十年(1711)，全名《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74卷。此書在《中州集》的基礎上重為葺綴增補而成。它廣采旁搜，細大不捐，收錄作者358人，詩作5544首，篇幅比《中州集》倍增。在編排上，它沒有仿照《中州集》的原有體例，而是“卷首上”收帝藻、公族、金源，“卷首下”收樂歌，卷一、二為諸相，卷三為狀元，卷四至七為宋耆舊，卷八至一四為大家，收黨懷英、趙秉文二人，卷一五至二一為名家，卷二二以下為諸家，卷五三為異人、隱德，卷五四至五九為河汾諸老，卷六○、六一為道釋，卷六二為宴會、名媛、仙鬼、謠諺、無名雜詩，卷六三至七四為遺獻二人，收元好問與劉祁。此書全部保留了《中州集》的作家小傳，又網羅群籍中評論金代作家、作品之言論，分別附于相應的作家小傳、作品之后。此書未收《中州集》卷一○中的五南冠。與元好問“以詩存史”的意圖不同，郭氏重在“以史證詩”，以保存整理金源一代為宗旨，“同異并存，洪纖不失”(《全金詩》奏章)，力求反映金詩傳世作品全貌。據康熙帝序，《全金詩》進呈御覽后，玄燁“遂命更加搜緝”，終于使它“卓然成一代之書”。《全金詩》仍存在某些不足。首先，輯佚范圍仍嫌不廣。如當時王寂的《拙軒集》已佚，郭氏只據《中州集》輯錄7首。《全金詩》成書后，乾隆年間四庫館臣才從《永樂大典》輯出王寂的詩文，厘為6卷。《道藏》所收道士詩人文集中的詩，也未予錄入。方志、石刻所載零星詩篇，失收亦不少。其次，體例稍有失當。如有文集行世者，不是先收其集中之詩，再補錄佚詩，而是先收《中州集》中的詩，再以其文集增補。這樣處理，搞亂了文集原有的編排次序。再次，把作家按身份分為16類，也表現出歷史局限性。盡管如此，作為歷史文獻，此書仍不失為清人整理金詩的一項突出的成果。至今仍有一定的使用價值。《全金詩》有《四庫全書》本、清內府刊本、揚州書局本。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縮印本，為《四庫文學總集選刊》之一種。臺灣也出過縮印本。

近代，孫德謙在《中州樂府》的基礎上輯佚增補而成《全金詞》。該書雖以網羅全部傳世的金代詞作為宗旨，但收錄范圍并不廣。其草創之功應予肯定。僅有稿本，南京圖書館藏。另外，劉毓盤收金代歷朝國君詞作輯為《金諸主詞》，收入其《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詞集》。

清人莊仲方《金文雅》和張金吾《金文最》是兩部常被人并提的金人總集。張金吾的《金文最》集金代文之大成，是清人繼官修《全金詩》后又一項金代文獻整理的重要收獲，堪與《全金詩》合稱雙璧。它是編者積12年功力，四處搜訪、網羅，三易其稿而成的巨著。全書120卷，輯錄42類文體，近2000篇駢、散文作品。書名“最”，乃取《公羊傳》“會猶最也”之意。可見編者有會聚金代文章之意旨。它不但采錄廣泛，而且編排嚴謹，考訂、校勘都較精審、確當。若以匯纂一代文章的全集的標準衡之，它或許尚有一定距離，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以個人之力完成這樣一項艱巨、龐大的工程，的確是很不容易的。它是20世紀以前輯錄金代文最多的文獻，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此書自然也有所疏誤遺漏。它只收完整之文，不收殘篇，這也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陷。此書編成于道光二年(1822)，但刊行時間在《金文雅》之后。書成后擱置了60年，光緒八年(1882)始有廣州粵雅堂刊本，120卷。光緒二十一年(1895)蘇州書局重刊，刪去《金文雅》已收之文，僅存目錄，將其余合并為60卷。1990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校點排印本。它是以粵雅堂本為底本整理的，匡誤補闕殊多。

《金文雅》是詩文選集，16卷，成書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莊氏編此書的意圖是“聊存一代文獻”(自序)。它經“廣搜嚴遴，汰其粗率，取其雅馴”，共選輯作者80人，作品包括五、七言古詩和各體駢、散文330篇，分為27類。因過去曾有金元好問所編金詩總集《中州集》，故莊氏重點在于收羅各體文章，并依《南宋文范》之例，書前有“作者考”。此書比張金吾《金文最》略為晚出，但刊行時間略早。作為選本，它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編者的去取標準和對金代文的認識。它選入了不少有代表性的文章，但選汰之間也有不盡妥善之處，而且采錄的范圍只涉及二十余種書。因此其史料價值不及《金文最》。《金文雅》有光緒十七年(1891)江蘇書局刊本。

清及民初學者所編兼收金代作品的各體通代總集、叢書很多，這里只介紹兩部價值較高的金人文集叢編。《石蓮龕匯刻九金人集》，清吳重熹編，收王寂、趙秉文、王若虛、李俊民、元好問、段克己和段成己的詩文集以及蔡松年的詞集，另外還有元人白樸的詞集，光緒年間海豐吳氏刊本;《金源七家文集補遺》，民國孫德謙編，是對趙秉文、王若虛、元好問、李俊民、段氏兄弟的詩文集以及蔡松年和元人白樸的詞集的補輯，稿本，上海圖書館藏。

就旨在網羅一代各體作品的全集型總集而言，20世紀30年代以來，陸續出現了一批總結性的巨著。無論從收羅范圍之廣來看，還是就考訂、校勘之精來看，它們都堪稱前無古人。

薛瑞兆、郭明志《全金詩》是新時期出現收錄數量最多、校勘訂誤最精詳的成果。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厘為160卷，分4冊。全書收作者534人，完整詩作12066首，還有大量的殘章斷句未統計在內。其編纂規模、水平和質量大大超過了元好問《中州集》和郭元《全金詩》。 它所收作家是元編的兩倍以上，比郭編多收近180人;所收詩作，不算殘詩，幾為元編的六倍，比郭編多出一倍有余。其輯錄范圍比元、郭二編更為廣泛。編者較全面地涉獵了各種宋、金、元人的詩文總集、別集以及有關史籍、方志、道藏、類書、筆記、詩話、金石、書畫題跋、文物考古資料等文獻，從中輯出不少散佚詩作。此書突破了前人以政治態度為甄別標準的歷史局限。如《中州集》所收而郭氏《全金詩》不收的五位“南冠”詩人，此書則予以輯入;南宋人洪皓使金被羈期間的詩作，因為它們以獨特的視角和感受反映了金朝的社會生活，此書也收錄。在編排體例上，它不采用前人以類相聚的方法，而是以時序編次。生活年代失考者，則另立專卷。入編詩人皆有小傳。小傳皆注明出處。對有文集傳世者，據其文集的善本、足本收錄，校以其他有價值的本子，然后輯錄佚詩。對無文集傳世者，則先輯錄《中州集》所收之詩，然后續錄來自其他文獻的佚詩。對所輯之詩皆注明出處。校語隨文夾注。當然，以盡善盡美的標準繩之，該書仍稍有不足。這是正常的。編者在該書出版后，一直輯佚訂誤，預計他們的新成果不久將會面世。近年來出現的訂補性成果主要有王慶生《讀新編〈全金詩〉》(《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總第326期，1998年1月)、劉達科《新編〈全金詩〉補正》(《元好問及遼金文學研究》，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8)和胡傳志《新編〈全金詩〉小議》(《古籍整理出版簡報》2001年第5期)等。

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閻鳳梧、康金聲主編的《全遼金詩》。其中金詩部分收錄詩人633家，詩作包括殘篇凡11918首，少于郭、薛編《全金詩》。此外，它在作家小傳、作品校訂、編輯體例和具體技術等方面也存在若干不足。一代全集的編纂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工程。尤其在前人或同時代人已有所建樹的情況下，爭取后出轉精實為不易，非下力氣不可。寧佩榮有書評《讀〈全遼金詩〉》，見《社會科學戰線》2000年第3期，談此書優劣得失較詳盡中肯。

唐圭璋《全金元詞》分上、下兩冊，上冊為《金詞》，下冊為《元詞》。金詞部分收70人3572首。在此書之前，金詞的整理成果有金元好問《中州樂府》和民國孫德謙《全金詞》。清末至民國時期出現的幾部通代詞叢集如王鵬運《四印齋匯刻宋元三十一家詞》、江標《宋元名家詞》、吳昌綬《影印宋金元明本詞》、朱孝臧《彊村叢書》、趙萬里《校輯宋金元人詞》輯錄了不少金、元人詞作。唐圭璋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又廣征群籍，輯出大量佚作，編成此書。編者在此之前曾輯《全宋詞》。二書體例基本一致，都以作家時間先后為序編次，詞人各有小傳，詞末注明出處。《全金元詞》的輯錄范圍較前人任何一部金元詞總集都廣泛，引用書達二百余種，為研究金、元詞的創作情況和發展歷史提供了豐富的史料。所用底本以善本、足本為主，以它本詳加校訂，改正其誤，補足其脫，并在正文中隨處以附注的形式對作者、詞調等予以考證、辨析，后附作者索引，使其利用價值大為提高，為研究者和一般讀者了解金、元兩代詞作的情況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此書由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后來編者作了修訂補遺，又數次重印。有關此書的補正，可參閱唐圭璋《讀金詞札記》(《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2期)、王瑛《〈全金元詞〉刊誤》(《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總第99期，1982年)、幺書儀《〈全金元詞〉中一些問題的商榷》(《古籍整理與研究》1986年第1期)、張朝范《金元詞辨》(《文學評論》1989年第6期)和《〈全金元詞〉校讀》(《文獻》1996年第3期)、周玉魁《略談〈全金元詞〉的校訂問題》(《文學遺產》1989年第5期)、羅忼烈《〈全金元詞〉補輯》(《詞學雜俎》，巴蜀書社1990)、張紹靖《〈全金元詞〉補輯》(《蘇州大學學報》1992年第2期)、寧希元和寧恢《補〈全金元詞〉二十九首》(《文獻》1998年第1期)、葛渭君《〈全宋詞〉、〈全金元詞〉訂誤》(《文獻》1993年第4期)、黃文吉《〈天機余錦〉見存宋金元詞輯佚》(張高評主編《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4期，臺灣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等。

數百年來，遼人作品很難入詩、文選家之彀。20世紀80年代問世的周惠泉、米治國《遼金文學作品選》(時代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是唯一一部專選遼金各體作品的綜合性選本。兼收遼金詩、文的通代選本很多，其中影響較著的有章荑蓀《遼金元詩選》(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羅斯寧選注黃天驥審訂《遼金元詩三百首》(岳麓書社1990)、夏承燾和張璋《金元明清詞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嚴迪昌《金元明清詞精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林邦鈞《宋遼金元散文選注》(岳麓書社1998，列入《中國歷代散文選注》叢書)、丁如明《遼金元散文》(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王水照《宋遼金元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等。近年來問世的含有遼金文學內容的鑒賞辭典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