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的內容·漢代詩歌·文人五言詩·《古詩十九首》

《古詩十九首》最早見于《文選》。因為這些詩都產生于漢代，又無作者姓名，故被后人統稱為“古詩”。“古詩”原來數量很多，《昭明文選》選錄了其中風格內容比較相近、藝術成就較高的十九首編在一起，這就是“古詩十九首”名稱的由來。

關于《古詩十九首》的產生年代，歷來有很多爭論，有的人說它產生于西漢早期，其中有枚乘的作品;有的人說它只能產生在東漢末年，或者建安中曹、王所制;還有其他說法，各能講出自己的道理，但又難以完全說服持異論者。

結合上文對東漢有主名的文人五言詩的創作情況分析，特別是結合對班固《詠史》和秦嘉《贈婦詩》的分析，我們把這些詩篇的產生年代定為東漢的中早期，也許是比較恰當的。其理由是：1.五言詩在西漢以前已經出現了不少，從秦時的《長城謠》到漢成帝時的《黃爵謠》，從戚夫人的《舂歌》到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的發展過程看，東漢中早期的文人已經具備了創作這種五言詩的可能;2.班固《詠史》從情采上看固然是“質木無文”，但是從它的語言形式看，卻已經相當完整，甚至在章法句式平仄韻律上也相當講究，這說明當時的文人已經熟練地掌握了五言詩的創作技巧，完全可以創作出《古詩十九首》這樣的五言詩;3.從秦嘉《贈婦詩》有明顯地模仿《古詩十九首》的痕跡看，說明這些作品在秦嘉之時已經廣泛流傳，它的產生也應該是在東漢的中早期;4.《古詩十九首》中多處寫到當時城市的繁華景象與歌舞升平的生活，但是卻沒有末世的人心惶恐和民生的蕭條，從時代背景看亦應該屬于東漢中早期的產物。

從內容看，《古詩十九首》所寫無非是游子思婦的相思與傷別，人生無常、及時行樂的抒懷，世態炎涼、懷才不遇的感嘆，充滿了感傷情緒，抒情格調并不高。但是在它的后面卻潛藏著一種深刻的中國文化背景，具有豐富的思想內蘊和生動的生活內容，具體來講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生動地反映了漢代文人士子游學求仕的艱辛生活。

《古詩十九首》是漢代文人詩，但是它并不是得志文人之詩，而是失意文人的創作，“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游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沈德潛《說詩晬語》) ，他們大都是中小地主階級的文人，為了求仕而游學四方，或奔權門，或謁州郡，或入京師，為此而拋棄了家庭幸福和夫妻歡愛，吃盡了離別之苦，看透了世態炎涼，希冀于謀得一官半職而飛黃騰達。但是，社會現實并不像他們想象的那般美好，即便是在承平盛世，真正能夠實現自己仕宦理想的也只能是少數。因此，這般失意的文人倍感矛盾與苦悶。他們或懷念家庭和妻子，傷自己在外之飄零，嘆如今有家而難歸，如《涉江采芙蓉》《明月何皎皎》;或羨慕那些身居高堂大屋的冠帶權貴，怨同門幸運者不能舉手相援，憤人情澆薄世態炎涼，如《明月皎夜光》《今日良宴會》;或敏感于光陰之流逝，于貧窮潦倒中及時行樂，如《青青陵上柏》。正是在這種抒情中，深刻地反映了漢代文人士子游學求仕的艱辛，表現了他們的生活痛苦和思想矛盾，從而能引起后世文人士子普遍的心理共鳴。

2.真實地袒露了漢代文人士子的世俗情懷。

《古詩十九首》不是政治抒情詩而是世俗抒情詩，它最真實地向人們展示了漢代中下層文人們的世俗心理，是以真情感人的藝術。作者不隱諱自己對于功名利祿的追求，如“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無為守貧賤，��軻長苦辛”(《今日良宴會》);也毫不隱諱自己的享樂意識，“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東城高且長》)，“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生年不滿百》)，“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驅車上東門》);還能直率地坦白自己的男女相思之情，“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青青河畔草》)。無怪乎連近代學者王國維，也認為其中有些詩篇“可謂淫鄙之尤”。但是，正因為這些世俗的情感出自于他們的內心，來自于他們的生活，表現的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的真情實感，因而才具有最為感人的藝術力量。雖為淫鄙之詞，“然無視為淫詞、鄙詞者，以其真也”^①。正因為它第一次真實地袒露了文人士子的世俗情懷，塑造了他們作為平凡世人的生動形象，寫盡了他們的世俗生活情態，具有濃郁的世俗人情味，因而才有打動人心的力量。

3.深刻地表現了漢代文人的生命意識。

感嘆人生短促是漢代興起的一種新的社會思潮，從漢初的《薤露》《蒿里》，到漢武帝的《秋風辭》和《郊祀歌》中的《日出入》，已經把這種人生的感傷表現得那么深切。漢代文人在這種時代思潮感染下，更從自身經歷中強化了這種生命意識。他們汲汲于功名利祿的追求，為此卻要付出巨大的自我犧牲，以個體人格的壓抑、青春生命的煎熬為代價來換取，然而其中大部分人并沒有得到名利的報償。正是在這種切身經歷中，他們才更深刻地體會了生命的真實價值，那不是官場傾軋中的勝利，功名利祿的獲取，更應該是和平安穩的世俗生活，真摯無比的男女情愛，千金難買的青春光陰。而且，只有這些才更為真實地屬于自我。在這種新的生命觀念啟悟下，回顧自己的艱難追求，他們切切實實地感到了自我的悲哀。于是，他們就帶著這種生命的真誠，去抒發自己的情感懷抱，表現自己對人生的領悟。在他們看來，男女離別的痛苦不但在于相思，而且還在于光陰的流逝。久別的夫婦雖然還會有團聚的日子，但青春的年華卻一去不返，它已經像盛開的蘭花一樣枯萎凋零(《冉冉孤生竹》);功名利祿雖然可貴，但是它怎能和家庭團圓相比(《明月何皎皎》);既然人生都不免一死，求仙又不可能，何不抓緊時間及時行樂(《驅車上東門》《生年不滿百》)。這些看起來似乎有些消極的作品，卻具有生命哲學的深刻內涵，表達了人類情感指向的一個重要方面。它深化了漢代文人的世俗之情，也深化了這些詩篇的思想意蘊，談理玄微，用意警絕，讓后人思之不盡，品之愈濃。

《古詩十九首》取得了卓越的藝術成就，其真摯自然的抒情風格，尤為人們所注重。前人評價《古詩十九首》，多用“真”和“自然”等語，如元人陳繹曾在《詩譜》中說它“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發至情”;謝榛在《四溟詩話》中說它“自然過人”。這正是《古詩十九首》的最主要特點。它們沒有標題，如隨口吟唱，只是憑外界景物對靈感的偶然觸發，突然把蘊藏在自己心底多年的人生經驗和生活感受傾吐出來，毫無矯飾地向人們袒露了他們那真實的內心世界，因而讀來特別親切感人。如《今日良宴會》，情從宴會而起，歡樂的場面真是難得。但是作者卻由樂而悲，因為他突然想到今日來參加宴會者都是些“含意俱未伸”的貧士，“歡樂”只不過是暫時的麻醉，“貧賤”和“苦辛”卻是永遠也揮之不去的煩惱。作者由此而感憤，痛苦，怨恨這個不公平的社會，說出自己對生活的真實感受：“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詩人的情感就這樣由宴會的觸動自然生發開來，飽含熱淚，步步深入;詩的創作也自然地延伸下去，不加思索，順口成章。但是詩人多年來的生活感受和思想蓄積卻全在其中，深深地打動著讀者。《青青陵上柏》《西北有高樓》《明月皎夜光》《驅車上東門》《凜凜歲云暮》等詩與此皆有異曲同工之妙。

《古詩十九首》具有整體渾成的藝術境界。胡應麟在《詩藪》中評價《古詩十九首》，說它“隨語成韻，隨韻成趣，辭藻氣骨，略無可尋，而興象玲瓏，意致深婉”;費錫璜《漢詩總說》中則說它“不可句摘，章法渾成，句意聯屬，通篇高妙”，都是指它的這一特點。這其中又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章法渾成，難以摘句;第二是情景相生，意象生動。這兩者又往往融合在一起，構成所謂“婉轉附物，怊悵切情”的境界。如《東城高且長》：“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回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馳情整中帶，沉吟聊躑躅。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先從章法來說。此詩以客中游冶所見眼前荒涼秋景寫起，由秋草枯黃想到光陰流逝之速，由晨風、蟋蟀的啼叫想到人生短促的悲哀，由人生短促想到應及時行樂，由及時行樂想到燕趙佳人，由燕趙佳人的悲曲想到她們與自己的同病相憐，由同病相憐想到與她們共吐心曲，互訴衷腸。整首詩的句法連接和情感連接相承不斷，渾然一體，不可分割。再從意境來看，此詩由景生情，景為眼前景，本無特別著意處，高高的東城，曲折綿長，旋轉的秋風，吹黃了秋草，晨風(一種鳥)在飛，蟋蟀在叫。可是，當這種眼前景突然觸發了作者的情懷，它便具有了無限的意蘊，那蕭索荒涼的城郊正映襯著他的淪落孤苦，那綠草在秋風下的凄然瑟索正是光陰飛馳的詮釋，晨風在悲嘆不能超然遠舉，蟋蟀在哭泣生命即將終結，這一切，不正是一幅人生苦短的悲涼圖畫、失意游子的象征寫實嗎?這就是《古詩十九首》的“深衷淺貌，短語長情”，王國維所推崇的“一切景語皆情語”的“不隔”的“境界”。《青青河畔草》《涉江采芙蓉》《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等皆如此。

《古詩十九首》采用了雅俗相融的語言形式。它用語淺近自然，不假雕琢，但又含蓄蘊藉，耐人品味。淺近自然源于抒情的坦率和對樂府風格的學習。《古詩十九首》所抒寫的是文人士子的世俗之情，從這一點來講，它與樂府詩有一定的相同性，也深受樂府的影響^①。如“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這幾句詩就直接取自樂府《西門行》，《去者日已疏》與《長歌行·岧岧山上亭》在情感的表露上也有些類似。而含蓄蘊藉又明顯地屬于文人詩特點。《古詩十九首》的作者雖然不是為賣弄才學有意為文，而是有所感發直抒胸臆，但是在他們的抒情中卻很自然地把自己的文化修養融化進去，處處體現出文人氣派。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對那些成語典故和前代典籍的隨心化用。如化用《孟子·公孫丑》“夫子當路于齊”的話而言“先據要路津”(《今日良宴會》)，引用伯牙鐘子期的故事而云“知音”(《西北有高樓》)，化用《詩經》與《離騷》詩句言“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引申古人常用詞語“同心”言“同心而離居”(《涉江采芙蓉》)等等。有時一首詩中不是一處兩處，而是多處這樣應用，如《青青陵上柏》中“青青陵上柏”、“忽如遠行客”、“驅車策駑馬”、“冠帶自相索”、“戚戚何所迫”等句，都可以從前代文獻典籍中找到其出處。此外，如“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秋蟬鳴樹間”，“促織鳴東壁”，“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等也是如此。可以這樣說，《古詩十九首》既是文人的詩歌，又是世俗的藝術。世俗化使它在情感的抒發上不同于傳統的文人雅詩和騷賦; 而文人的藝術修養又使它不同于一般的樂府歌謠。正是這兩者的結合，再加上它所采用的五言詩形式，形成了一種新的藝術風格：既有樂府詩的純真，又有文人詩的文雅;既不過于粗野，也不過于雕琢，質樸而自然，純真而高妙，標志著五言詩的成熟，成為一種新的藝術典范。

除了《古詩十九首》之外，今存漢代文人五言詩中還有一部分詩被后人稱之為“蘇李詩”，“蘇”指蘇武，“李”指李陵。但是這些詩是否為蘇李所作，爭論較大。鐘嶸在《詩品》中對李陵的詩就有相當高的評價，把它列為上品，并說：“其源出于楚辭。文多凄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大體來講，在唐代以前，雖然也有人對李陵的詩提出過懷疑，如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說：“自成帝品錄，三百余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后代也。”但是由于沒有更有力的證據，大多數人還是相信的，所以蘇李詩在后代也就成了一個專有名詞。但是自20世紀初之后，蘇李詩又被許多人懷疑為偽作，尤其是蘇武詩，疑點更多。逯欽立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把這些詩共21首集在一起，題名為“李陵錄別詩”。這些詩篇產生年代不一，既有漢代之作，也有魏晉以后的代言或擬作。這些詩篇從整體風格上接近于《古詩十九首》，在抒寫男女兄弟朋友別情方面甚至有更突出之處，如《良時不再至》《攜手上河梁》《嘉會難再遇》《骨肉緣枝葉》《結發為夫妻》《黃鵠一遠別》等，情悲意切，真摯感人，值得我們展開新的研究^①。

注釋

①王國維著、滕咸惠校注《人間詞話新注》第103頁,齊魯書社1981年版。① 《古詩十九首》和樂府的關系,古今學人早有論述。此處可參見馬茂元《古詩十九首初探》第2—3頁,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① 對李陵詩的真偽之爭,20世紀基本上以否定說占主導地位,但近二十年來有新的觀點,認為應該承認李陵詩的真實性,如雷樹田《試論李陵及其幾首五言詩的真偽》,載《西北大學學報》1981年第3期;章培恒、劉駿《關于李陵與蘇武詩及答蘇武書的真偽問題》,載《復旦學報》199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