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文獻·魏晉南北朝詩文研究文獻·陶淵明研究文獻·20世紀陶淵明研究概觀

19世紀末，西方新學被大量引進中國。新學的引進，不僅對我國政治、經濟產生巨大影響;同時對傳統(tǒng)文化的研究也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這一影響在陶學研究領域亦有所反映。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他在《致劉淞芙書》中說：“足下論陶，與嗣同所見若重規(guī)疊矩。真西山稱陶公學本經術，最為特識。如足下所舉之外，它若‘道喪向千載’云云……皆足為證。然嗣同尤有妄解，以為陶公慷慨悲歌之士也，非無意于世者，世人唯以沖澹目之，失之遠矣!”(《譚嗣同全集》卷三)在譚嗣同看來，陶淵明不僅不是和平沖澹忘懷政治之士，而且對政治特別熱心，倘能居高位，“必錚錚以烈鳴矣”。譚嗣同評陶，明顯帶有維新派的觀念特征，表現出排除“世人”成見的強烈意向，與康有為托古改制的經學研究精神是一致的。

在20世紀初葉，王國維即已接觸并吸取了西方美學理論，并能將其融入他的小說研究和詩詞曲研究中。他的《人間詞話》即體現了繼承并改造中國傳統(tǒng)詩詞評論的努力。其中所提出的“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隔與不隔”等命題，皆獨辟蹊徑，有異于古代的詩詞評論。在王國維的論述中，陶淵明成為重要對象。如認為陶淵明《飲酒》詩其五中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句為“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古今為詞，寫有我之境者為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樹耳”。在王國維看來，寫“有我之境”容易，寫“無我之境”卻極難;在非常難的條件下，陶淵明卻能做到。又如他認為陶詩中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寫景如此，方為不隔”。王國維對陶淵明的為人和作品給予評價，認為“屈子(原)之后，文學上之雄者，淵明其尤也。韋、柳之視淵明，其如劉、賈之視屈子乎”(《中國歷代文論選》第4冊380頁)!可見陶淵明在王國維構筑其美學理論體系時所起的重要作用。然而，運用近代觀念和方法第一個全面論述陶淵明的，當首推梁啟超。梁啟超《陶淵明》一書出版于1923年，包括《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陶淵明年譜》《陶淵明考證》三部分。其中包括傳統(tǒng)的研究方法(《年譜》《考證》)，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如梁氏提出陶淵明56歲說，即是一種新見)。但更重要的是在傳統(tǒng)領域之外，作了新的開拓，如論陶詩的“文藝及品格”，其視角就完全不同于千百年來的陶學。作者多角度、多方面地分析了淵明的為人及其作品，認為“古代作家能夠在作品中把他的個性活現出來的，屈原以后，我便數陶淵明”。判斷一個文學家的個性，首先要“不共”，即“要他的作品完全脫離模仿的套調，不是能和別人共有”。第二，要“真”，即“要絕無一點矯揉雕飾，把作者的實感赤裸裸地全盤表現”。據此，梁氏認為：“唐以前的詩人，真能把他的個性整個端出來和我們相接觸的，只有阮步兵和陶彭澤兩個人;而陶尤為甘脆鮮明，所以我最崇拜他，而且大著膽批評他。”關于陶淵明的人格，梁啟超著墨較多，他指出：“第一須知他是一位極熱烈極有豪氣的人”，“第二須知他是一位纏綿悱惻最多情的人”，“第三須知他是一位極嚴正——道德責任心極重的人”。論及陶淵明的身分，梁啟超說：“老實說他不過是廬山底下一位赤貧的農民。”(同上書10頁)在梁啟超看來，“‘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容顏’這兩句話，可算得他老先生自畫‘行樂圖’……他的快樂不是從安逸得來，完全從勤勞得來”(同上書第5頁)。因此“淵明是‘農村美’的化身，所以他寫農村生活，真是入妙”。梁啟超從陶淵明人品和作品，進而探討其“自然”人生觀，“他的文藝只是‘自然’的體現”。綜觀《陶淵明》一書，特點在于吸收了“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中形成的新的觀念和方法，較為系統(tǒng)地運用到陶淵明研究領域，體現出近代的研究性格和研究方式。

魯迅在講演和雜文中，多次論及陶淵明。1927年8月廣州所作《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講演中，論及東晉的思想時說：“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潛。”又說：“陶潛總不能超于塵世，而且，于朝政還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這是他詩文之中，時時提起的，用別一種方法研究起來，恐怕也會成為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物罷。”魯迅所謂“別一種方法”，大約是指不能簡單地將陶淵明理解為“超于塵世”的人物，陶淵明自有其作為世俗人物的思想和生活的一方面。

胡適的《白話文學史》，論及陶淵明作品特點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別開生面。他說：“陶潛的詩在六朝文學史上可算得一大革命。他把建安以后的一切辭賦化，駢偶化，古典化的惡習都掃除得干干凈凈……他的環(huán)境是產生平民文學的環(huán)境; 而他的學問思想卻又能提高他的作品的意境。故他的意境是哲學家的意境，而他的言語卻是民間的言語。他的哲學又是他實地經驗過來的，平生實行的自然主義，并不像孫綽、支遁一般人只供揮麈清談的口頭玄理。所以他盡管做田家語，而處處有高遠的意境;盡管做哲理詩，而不失為平民的詩人。”^①胡適以白話為正宗的角度肯定了陶詩是六朝詩史上“一大革命”，說陶淵明是“平民詩人”，這是與五四時期反對“貴族文學”，提倡“平民文學”潮流相一致，體現了近代文學的新觀念。至于說陶詩的“高遠的境界”等，這些評價卻不能算是新見。又，胡適在肯定陶淵明的同時，否定古文、駢文，不免表現出偏激的態(tài)度，這是他過分強調白話文學的結果。20世紀前20年，也有一些學者以傳統(tǒng)的方法，在陶淵明研究方面做出一定成績。如古直的《陶靖節(jié)年譜》(中華書局1926)、傅東華《陶淵明年譜》(商務印書館1927)等，對陶淵明生平事跡作了重新梳理，得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如古直提出的52歲新說等等。

陳寅恪于1945年撰寫的《陶淵明的思想與清談之關系》，以陶淵明的《形·影·神》詩論證陶淵明的“新自然說”;而“新自然說的要旨在委運任化”。作者認為“運化亦自然也，既隨順自然，與自然混同，則認己身亦自然之一部，而不須更別求騰化之術，如主舊自然所為也。但此委運任化，混同自然之旨自不可謂其非自然說，斯所以別稱之為新自然說也”。陳寅恪又撰有《桃花源記旁證》一文，考證陶淵明創(chuàng)作該篇之本事甚詳，其“要點”為：“(甲)真實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農，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乙)真實之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贏秦。(丙)《桃花源記》記實之部分，乃依據義熙十三年春夏間劉裕率師入關時戴延之等所見之材料而作成。(丁)《桃花源記》寓意之部分乃牽連混合劉之入衡山采藥故事，并點綴以‘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等語所作成。(戊)陶淵明《擬古》詩之第二首可與《桃花源記》互相印證發(fā)明。”(《陶淵明研究資料匯編》第347頁)陳氏論陶淵明的思想及考證，文甚辯洽，而其結論則稍冷僻，故后世論者少有從者。

朱光潛于1948年寫了關于陶淵明的長篇論文，從多角度論述了陶淵明。該文開頭處寫道：“大詩人(陶潛)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養(yǎng)成一首完美的詩，充實而有光輝，寫下來的詩是人格的煥發(fā)。陶淵明是這個原則的一個典型底例證。正和他的詩一樣，他的人格最平淡也最深厚。”^①論及陶淵明一生的生活時，朱光潛用“半農半讀”四個字來概括。談及陶淵明的哲學思想時他指出：“淵明是一位絕頂聰明底人，卻不是一個拘守系統(tǒng)底思想家或宗教信徒……假如說他有意要做某一家，我更相信他的儒家傾向性比較大。”談及陶淵明的感情生活時，朱光潛認為詩人的思想和感情不能分開，詩主要是情感而不是思想的表現。為此，朱光潛指出，陶淵明并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人。他和我們一般人一樣，有許多矛盾和沖突;和一切偉大詩人一樣，他終于達到調和靜穆。我們讀他的詩，都欣賞他的“沖澹”，不知道這“沖澹”是從幾年辛酸苦悶得來的，他的身世是“飽經憂患……他的詩集滿紙都是憂生之嗟。”由此不難看出，朱光潛寫于40年代中期的《陶淵明》中所說的“靜穆”，乃是詩所達到的一種境界。它對30年代談藝術的極境時所引的“靜穆”說，做了重要補充。30年代朱光潛在論藝術的最高境界時曾說：“古希臘——尤其是古希臘的造型藝術——常使我們覺到這種‘靜穆’的風味。‘靜穆’是種豁然大悟，得到歸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觀音大士，超一切憂喜，同時你也可以說它泯化一切憂喜。這種境界在中國詩里不多見。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陶潛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轉引自《魯迅全集》第6冊第42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兩段談“靜穆”的文字加以對比之后，我們便可看出，1948年朱光潛在《陶淵明》一文中所說的“靜穆”的境界，包含著詩人多年痛苦、諸多矛盾，經過多年的涵養(yǎng)才能形成。論及陶淵明的人格涵養(yǎng)和精神時，朱光潛認為，陶淵明打破了現在的界限，也打破了切身利害相關的小天地界限，他的世界中人與物以及人與我的分別都已化除。人我物在一體同仁的狀態(tài)中各自徜徉自得，如莊子所說的“魚相忘于江湖”。他把自己的胸襟氣韻貫注于外物，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躍，情趣更豐富，同時也吸收外物的生命與情趣來擴大自己的胸襟氣韻。“這種物我回響交流;有如佛家所說底‘千燈相照’，互相增輝。所以無論是微云孤島，時雨景風，或是南阜斜川，新苗秋菊，都到手成文，觸目成趣”。關于陶淵明的藝術風格，朱光潛在吸收前人論點的基礎上，把陶淵明的藝術成就提高到“化境”的高度。他說：“總合各家的評語來說，陶詩的特點在平、淡、枯、質，又在奇、美、腴、綺。這兩組恰恰相反的性質如何能調和在一起呢?把他們調和在一起，正是陶詩的奇跡; 正如他在性格方面把許多不同底性質調和在一起，是同樣的奇跡。”(同上書第375頁)朱光潛上述這段話，不僅高度概括出陶詩的風格特點，同時再次說明“風格即是人”的這一真理。朱光潛以詩人的筆觸，美學家、哲學家的眼光，審視陶淵明及其創(chuàng)作;深入分析了陶淵明的思想、情感生活、人格與風格，其論點皆有史料為依憑，故所談均極切實，令人信服。朱光潛先生諳熟西方現代美學及文藝心理學，又對中國傳統(tǒng)文論有較深修養(yǎng)，故能較真切地把握、闡明陶淵明的諸多方面特征，所取得的成就相當突出。

20世紀五六十年代，關于陶淵明曾有過兩次有一定規(guī)模的討論。第一次討論由張芝(李長之)的《陶淵明傳論》引起。該書1953年由棠棣出版社出版。此書由兩大部分組成：其一，陶淵明的兩個先輩——陶侃和孟嘉;其二，陶淵明的一生及其作品。書的后面還附有《陶淵明論》文章一篇。該書出版不久，便引發(fā)了全國性的陶淵明大討論。時間從1954年延續(xù)到1957年。首先寫文章批評張芝《陶淵明傳論》的是閻簡弼。他認為張芝論證陶淵明不忠于晉室，是因為其曾祖陶侃和外祖孟嘉都不忠于晉室的緣故。在閻氏看來“從人的血緣關系上判斷人的思想和行為，是不科學的”，也即是錯誤的(《讀〈陶淵明傳論〉》，《光明日報》1954年6月7日)。閻氏對張芝的批評，乃屬于學術商榷性質。接著易潤芝寫文章，不僅同意閻簡弼的觀點，而且由批評張芝論證方式進而否定 《陶淵明傳論》全書，再進而上綱到“毒害”讀者，“后果”不良的高度，從學術討論開始發(fā)展到政治批評的軌道。但隨著討論的深入，氣氛也隨之轉向平和。這次討論盡管涉及的問題不夠多，也未能深入下去，但還是有一些收獲的，至少表現在試用唯物史觀分析古代作家與作品上。

關于陶淵明的第二次大討論始于1958年12月至1960年3月。當時的歷史背景是：1957年開展反“右派”斗爭，次年運動仍在繼續(xù);上層建筑領域內于1958年春開展了教育大革命;夏秋發(fā)展為高校的拔“白旗”運動;陳伯達于1958年夏，在《紅旗》雜志上發(fā)表了《厚今薄古》的文章。在上述大背景下，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二年級二班學生寫出《陶淵明基本上是反現實主義詩人》(《光明日報》1958年12月21日《文學遺產》專刊)的文章，認為“陶淵明所處的是一個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統(tǒng)治階級內部矛盾都空前尖銳的時代，廣大的北中國人民處于異族統(tǒng)治之下，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南中國人民“在戰(zhàn)亂、剝削的壓榨之下流離死亡，終于爆發(fā)了規(guī)模巨大的農民起義。然而陶詩并沒有反映出這一歷史面貌……所以我們說陶詩基本上是反現實主義的”。此外他們還認為陶淵明的“《勸農》詩，是一組反動的說教詩”。《文學遺產》編輯部在發(fā)表此文的同一版上，還刊出了北師大中文系教師郭豫衡的《陶淵明評價的幾個問題》。作為討論雙方對立的一方，郭文駁中文系二年二班學生的觀點同時，本身也夾雜著某些“左”的觀點，例如認為“就全部作品看，寫地主階級悠閑生活太多，寫農民的痛苦生活太少”。代表相反觀點的文章為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寫的《試論陶淵明的作品及其影響》、曹道衡的《再論陶淵明思想及其創(chuàng)作》。關于歸隱，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認為，當時政治黑暗，“他的歸隱是對官場的否定”。關于陶淵明是否反映了當時社會矛盾，曹道衡持肯定態(tài)度：“在他的作品中是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階級矛盾的。”關于描寫風景，特別是田園景色的詩，往往被古今某些論者所否定。曹道衡認為：“這些詩本身并不壞……也寄托了作者的志趣。”“還能夠給讀者以美感享受。”兩次關于陶淵明的大討論，陶學研究者的積極參與是空前的。僅以第二次討論而言，在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內，《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編輯部“收到論文251篇，約124萬多字”，上述代表性論文均已收錄在《陶淵明討論集》中。在討論中，大家對陶淵明所處的時代，以及他的家庭、生活、作品、藝術風格、文學史上所占的地位、對后代影響等都涉及到了，而且達到了一定的深度，收獲不小。在討論中，也暴露出一些以簡單化的“階級分析”來生硬地對待陶淵明這樣一位優(yōu)秀古代詩人的傾向，顯示出機械唯物論的局限性。此外，本階段在有關陶淵明研究的資料編輯方面，也有進展。其代表性成果是《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陶淵明卷》。此書由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兩校中文系師生合編;上冊收集自南朝劉宋直至“現代”的歷代有關陶淵明的史料記載，以及評陶文摘、詩論、語錄、及文章片斷;下卷以陶淵明作品為綱，收錄歷代有關作品的評論。該書由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為陶學研究做出巨大貢獻的應特別推出兩位著名學者：一為王瑤，一為逯欽立。他們編的《陶淵明集》已見前述。逯欽立研究陶淵明成就，主要反映在《漢魏六朝文學論集》中。該書共分三編，研陶論文就占一編。文集中所收五篇文章，均屬多年校注陶集的研究心得。特別是《讀陶管見》，分為12個小題目，較為集中地體現了逯欽立對陶淵明研究的基本觀點。此篇長文寫于兩次關于陶淵明大討論之后，對討論中未解決好和未觸及到的問題，時有創(chuàng)見。此外，逯欽立在《〈洛神賦〉與〈閑情賦〉》《鐘嶸〈詩品〉叢考》等文章中，都提出了新穎的論點。

進入20世紀80年代，陶淵明的研究出現了興盛的局面，論文上千篇，研究著作、各類校注數十種。在學術觀念和方法多元化的大背景下，陶淵明研究也呈多彩化、個性化的趨勢。從哲學角度研究陶淵明，是這個時期的突出特點。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tài)》用較多篇幅論述陶淵明受玄學影響，認為玄學發(fā)展雖有不同階段，玄學名士的人生取向也各自不同，但是，從玄學的基本品格而言，它在人生態(tài)度、人生目的上還是有一個基本要求的，那便是從一種委運任化的人生態(tài)度，達到物我一體、心與道冥的人生境界。這種人生境界，《金谷集》的名士們與蘭亭修禊的名士們，均未能達到，只有陶淵明達到了。在中國文化史上，陶淵明是第一位心境與物境冥一的人。他成了自然間的一員，不是旁觀者，不是欣賞者，更不是占有者。山川田園，就在他的生活之中，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他的喜怒哀樂里。同時，羅宗強又認為，陶淵明委運任化，達到與自然泯一的人生境界，只是暫時的，存于一段時間里。為什么他不能做到終生如此?最根本的一點，就是他心中糾結著一個未能免俗的情緒。陶淵明有過抱負，有過與時冥會的想法，并因此而入仕。這一點已足證明，他并不始終持委運任化的人生態(tài)度。如果徹底地與自然泯一，徹底地委運任化，他心境應該是始終平靜的;但事實上并不是這樣。陶淵明的內心始終糾纏著一個世俗的情結，他之所以能在一個短時間內實行委任運化的人生態(tài)度，達到與自然泯一的人生境界，靠的主要是儒家的思想力量。陶淵明的思想實質屬儒家。他信守的是儒家的道德準則，安于貧困。除了儒家君子固窮的思想力量之外，還有佛家般若思想的信念在支撐著他。論及陶淵明在玄學史上的地位，羅宗強認為，玄學思想起來之后，從嵇康、阮籍到西晉名士與東晉名士，他們都在尋找玄學人生觀的種種實現方式，但是他們都失敗了。他們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找到化解世俗情結的力量;然而陶淵明找到了，他至少證明，玄學人生觀不具備實踐性的品格。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為玄學人生觀畫了一個句號。袁行霈的《陶淵明研究》在論及陶淵明的哲學思維時說：哲學思維、科學思維和詩(藝術)的思維，是人類三種既相關又不同的思維方式。詩的思維富于聯(lián)想和想象，是具象的、感性的，而且常常是跳躍的、片斷的，本不大適合于作哲學的思考，然而陶淵明巧妙地把兩者融合在一起。他的思考在當時支持他不與腐朽的上層社會同流合污，躬耕于廬山之下，干干凈凈地度過一生。鐘優(yōu)民《陶淵明論集》在談及陶淵明思想淵源時指出，我們既不能同意源于儒家、或源于道家、源于佛家類的簡單概括，也不滿足于“援儒入道”、“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凈化”之類的抽象總結。考察陶淵明的作品，在哲學思想上對他影響最深的當首推司馬遷。此說雖未得到陶學界的認同，但仍不失為一家之言。丁永忠《陶詩佛音辨》指出，凡研治陶淵明詩文乃至整個東晉南北朝文學者，都應清楚地意識到，有晉一代的學術思想主流乃是取老莊為面目，而以佛學為指歸的玄學化佛教(亦即“佛教玄學”)哲學。因此，中國文學史家所常稱的過江以后，“玄風大扇，老莊盛行”，實應理解為“慧風大扇，佛老(莊)盛行”才對;否則，我們終將陷入混釋為老、認佛為玄的誤區(qū)不可。在丁永忠看來，陶淵明思想創(chuàng)作都有佛教思想。這一時期，產生了大量陶淵明年譜，其中較有特色的似屬鄧安生的《陶淵明年譜》(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1991)，該書的突出特點為陶淵明五十九歲說。龔斌的《陶淵明校箋》和羅宗強的《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二書，均采用鄧安生的59歲說。袁行霈在《陶淵明研究》一書中，刊有《陶淵明年譜匯考》《陶淵明享年考辨》，力主淵明享年76歲說。對76歲說，先有魏正申在1997年第1期《江西社會科學》上刊文駁之于前，后有鄧安生、李文初在《文學遺產》1998年第2期商榷于后。在這個時期，對陶學研究做出較大貢獻的，還有陳忠主編的《九江師專學報》。該學報從1984年起在全國高校學報中獨自開辟“陶淵明研究”專欄，發(fā)表相關研究論文、動態(tài)資料、陶學研究評論等，在海內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注釋

① 130—131頁,上海海新月書店1928年版。① 朱光潛文見《陶淵明研究資料匯編》第385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