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文獻·魏晉南北朝文論研究文獻·《文心雕龍》·20世紀《文心雕龍》研究論著舉要

1.黃侃《文心雕龍札記》

黃侃，字季剛，為學師承章太炎，曾先后執教北京大學、武昌高等師范學校中文系。本書是他1914—1919年間執教北京大學時所撰《文心雕龍》專題課講義，1927年北京文化學社曾將《神思》以下20篇札記加以印行，《原道》以下11篇札記，曾在前南京大學《文藝叢刊》上發表過。1947年四川大學中文系將此兩部分合印成一冊，作為校內刊物，供教學參考。中華書局1962年重新排版印行，即以川大本為底本，另加“出版說明”和黃心田所撰“后記”。全書正文由“題辭及體例”、“札記”31篇以及附錄駱鴻凱所撰《物色》篇注三部分組成。“札記”31篇包括自《原道》至《頌贊》凡9篇、自《議對》至《總術》凡21篇，另《序志》1篇。關于“札記”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其一，系統整理了近代以來《文心雕龍》的注釋，擇善而從。在《札記》之前，比較完善的注本是黃叔琳《文心雕龍輯注》，但是黃注基本上出于賓客之手，謬誤甚多，同時所引書目往往為今世所不見，輾轉取載而不著其出處。作者以《輯注》本為基礎，對其遺脫處偶加補遺，同時錄入孫詒讓《札迻》中有關《文心雕龍》之語以及李詳的《黃注補正》。黃侃以前的《文心雕龍》注本往往是就詞句本身或注或釋，黃氏沿用劉勰所倡“選文以定篇”作為注釋格式，“悉是彥和所取為程序者，惜多有殘佚，今凡可見者，并皆繕錄，以備稽考。唯除《楚辭》《文選》《史記》《漢書》所載，其未舉篇名，但舉人名者，亦擇其佳篇，隨宜迻寫。若有彥和所不載，而私意以為可作楷槷者，偶為抄撮，以便講說”(第2頁)。如《原道》篇“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一句，黃氏引《周易音義》及《周易正義》所釋“文言”二字語句，為了更具體地說明問題，又通篇援引為乃師所非議的阮元的《文言說》《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后》及《與友人論古文書》三篇，以為“阮氏之言，誠有見于文章之始，而不足以盡文辭之封城”，而其師章氏之言亦非“不易之定論”，并提出“推而廣之，則凡書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謂之文，非獨不論有文飾與無文飾，抑且不論有句讀與無句讀，此至大范圍也”(第8頁)。此條注釋，自然大大超出《文心雕龍·原道》篇此一句之范疇，而涉及文學史上的一大問題。再如《樂府》篇“子政品文，詩與歌別”下注稱“此據《藝文志》為言，然《七略》既以詩賦與六藝分略，故以歌詩與詩異類。如令二略不分，則歌詩之附詩，當如《戰國策》《太史公書》之附入《春秋》家矣。此乃為部類所拘，非子政果欲別歌于詩也”(第41頁)。并通篇引述了《樂府詩集》12類每類之敘說源流之辭。這種注釋體例，后為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所繼承。其二，《札記》是近現代《文心雕龍》理論研究的第一部系統著述。所選31篇，均為體現《文心雕龍》理論主張的較重要的篇章，每篇札記，黃氏力求對該篇所涉及的理論問題加以闡釋，其中許多見解，對近50年《文心雕龍》研究工作的全面展開具有重要的先導意義。如關于《風骨》篇中的“風骨”，作者以為，“文之有意，所以宣達思理，綱維全篇，譬之于物，則猶風也。文之有辭，所以攄寫中懷，顯明條貫，譬之于物，則猶骨也。必知風即文意，骨即文辭，然后不蹈空虛之弊”(第99頁)。“風即文意，骨即文辭”，言簡意明，切中要害。再如《章句》篇，作者將劉氏之理論分九目敘之，即“一釋章句之名，二辨漢師章句之體，三論句讀之分有系于音節與系于文義之異，四陳辨句簡捷之術，五略論古書文句異例，六論安章之總術，七論句中字數，八論句末用韻，九詞言通釋”(第126頁)，分析透徹入微。總之，黃侃《文心雕龍札記》資料引述豐富，論斷嚴格細致，在《文心雕龍》研究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確可稱得上近現代龍學研究的開山之作，深深地影響著20世紀的《文心雕龍》研究。

2.范文瀾《文心雕龍注》

此書是作者在《文心雕龍研究》(天津新懋印書館1925年)基礎上增修的。最初由北平文化學社1929年印行，分上中下三冊。其后又稍事增修，于1936年改由開明書店出版。書前附有《梁書·劉勰傳》《黃校本原序》《元校姓氏》《例言》以及《鈴木虎雄黃叔琳本文心雕龍校勘記》。目錄后詳列《文心雕龍注征引篇目》。注釋附在各篇原文之后。據《例言》稱，此書以黃叔琳注本為工作底本，參校眾本而成;凡征引他人說，于每篇之末必詳記著書人姓氏及書名卷數;劉勰所引篇章，其文見存，無論習見罕遇，均抄錄列入，唯篇幅過大，內容冗繁者，只記出處，不再抄錄;古來傳疑之文，前人所論頗有可解惑者，擇要采錄。由此例言，即可以看出本書頗具特色，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其資料的豐富性。其注解體例仿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李善《文選注》，對于劉勰所論篇章，詳加抄錄，作者謙稱這是為便于讀者翻檢，實際上，其意義遠不止于此。書中所引論著，有許多是后代的考證，散見于群書之中，本書分門別類，輯錄于有關篇章之下，匯總起來，實際上可以看作是一個個專題的資料匯編。譬如《正緯第四》注，先引胡應麟《四部正訛》以明讖緯性質之不同;次引徐養原《緯候不起于哀平辯》“以明讖緯之起源”;再引劉師培《國學發微》以明東漢緯學之盛;其后又據清代輯佚學者所考，詳細羅列了緯書的名目;最后又附錄了劉師培《讖緯論》。而在注中，舉凡史籍中所涉及的讖緯材料無不詳加鉤輯，考訂排比。據此，讀者可以初步摸索到研究讖緯之學的門徑。又如《文心雕龍》前15篇，主要論及古代文體問題，有些文體，今天的讀者已罕知其詳，為此還發凡舉例，征引作品，力戒駕空騰說，有裨讀者舉一反三。再如《明詩第六》《樂府第七》，涉及許多古代詩歌，時代綿邈，真偽莫辯。許多問題，劉勰業已無所適從。對此，注者將有關的原始材料及后人的考訂，原原本本，逐一敘錄;《聲律第三十三》《總術第四十四》等篇，論聲律、論文筆，注者不僅詳盡輯錄了當時所有相關材料，并且還附錄了后代(如《文鏡秘府論》)的有關記述。今天的研究者，論及這些問題時，就材料而言，幾乎少有出其右者。本書另外一個特點是考訂的精詳。比如劉勰的生卒年問題、《文心雕龍》的成書年代問題，注者均能在前人考訂基礎上有所拓展，給后人提供了許多足資參考的論據(詳見《序志第五十》注)。第三，從總體上說本書屬于舊注類型，但是它又具有現代特點，即注意從整體上把握《文心雕龍》的理論體系，如《原道第一》注以為“《文心》上篇二十五篇，排比至有倫序”，并列表揭示出來;注《神思》時又說：“《文心》上篇剖析文體，為辨章篇制之論;下篇商榷文術，為提綱攜維之言。上篇分區別囿，恢宏而明約;下篇探幽索隱，精微而暢朗。”并制表以探明其理論體系。這樣看來，這部注本不僅能集舊注之大成，而且還注重“探求作意，究極微旨”，避免舊注釋事忘義之失，確實開創了《文心雕龍》研究的新紀元。

3.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

中華書局1962年3月第1版。由前言和正文兩部分構成，前言分四點概括了劉勰及《文心雕龍》的思想及其特征，可以代表校釋者對于《文心雕龍》的總體看法。正文分“校”和“釋”。一、“校”以校字為主，校字以明刻本為底本。所依明本有嘉靖庚子汪一元本、天啟壬戌梅子庚本以及合刻五家言本，參校唐寫本、《太平御覽》所引以及所見明清兩代諸家刻本，“為古代諸家所未及舉出者，則附載之。諸家舊校有未恰當，或我仍以為可疑者，則略加辯明之”(第4頁)。劉氏以為，唐寫本與《太平御覽》所引原文較為可靠，故參校此兩種本處甚多。該著校字部分的突出特點是精于甄別，且常常取古書及其他材料予以義證，體現了校者的學力與識力。如《正緯》篇“戲其深瑕”四字，唐寫本作“戲其浮假”，劉氏以為明本誤而寫本是。他引《后漢書·儒林傳》中尹敏與光武帝關于圖讖的一段對話予以佐證，甚為精到。再如《史傳》篇“撮略漢魏”，《太平御覽》所引及五家言本均作“擺落漢魏”，劉氏以為有誤。他引《史記·孔子世家索隱》中“蓋太史公撮略《論語》為文，而失事實”一語，認為當作“撮略”，“此言鄧粲《晉紀》略取(撮略)漢魏，非擯棄(擺落)義”(第47頁)。近世有關《文心雕龍》校注，劉氏此本后出于黃叔琳、黃侃、范文瀾、楊明照諸家校本，劉氏取眾家之長，且精于甄別，實為《文心雕龍》較為完善的校本。二、“釋”以釋義為主。該著于《文心雕龍》50篇每篇均撰有“釋義”一則，概括起來，“釋義”有以下幾個特征：其一，釋義原為講授而作，所以作者很重視原文的結構分析。如《原道》篇，劉永濟以為可分三段，具體地說“初段明文心原道，蓋出自然。中分三節;首標文德侔天地之義，是文之原夫道也。次論人心參兩儀之理，是亦心之原夫道也。夫推闡無心之物，聲采并茂者，莫非自然，以見文心原道，亦自然之符也”(第1頁)。“明文心原道，蓋出自然”，確能切中《原道》通篇所言之實質。再如《通變》篇，作者亦將其分為三段，“首段論文章有窮變通久之理”，“次段申言今變必本于法古”，“末段即論變今法古之術”(第110頁)，這種分析與《通變》的結構是一致的。正確地分析原文的結構，對理解劉勰的指導思想很有幫助。“釋義”部分的結構分析，還包括劉氏對《文心雕龍》總體結構的分析，如對《文心雕龍》前五篇，《辨騷》篇釋義末有一段分析：“舍人自序，此五篇為文之樞紐。五篇之中，前三篇揭示論文要旨，于義屬正。后二篇抉擇真偽同異，于義屬負。負者針砭時俗，是曰破他;正者建立自說，是曰立己。而五篇義脈，仍相流貫。”(第10頁)言簡意賅。其二，釋義之時引述資料豐富，于劉勰文體論篇目的釋義中，尤注意從劉氏提及的作品入手予以說明。《論說》篇“釋義”，除具體論述該篇的主旨之外，還備引六朝時期《易》、老莊、佛“三學”以及“刑禮之論辨、人物之品藻、音樂文學之評、世風時俗之譏彈、天文數理之研討”等書目，并扼要地述說了六朝風氣的盛衰。再如《史傳篇》“釋義”，列《史通》《隋志》以及兩《唐志》所載漢魏至齊梁作史之人凡115位，分別引述其所著史書，以備考證。從如此豐富的資料入手研究文體論，自然很有說服力，同時也彌補了《文心雕龍》文體論研究的不足。其三，對于《文心雕龍》的理論范疇，力求從作者的原意出發，做出恰當的解釋。如關于《辨騷》篇的主旨，劉永濟認為就是主張奇貞與華實的結合：“奇華者，采之外彰者也。貞實者，道之內蘊者也。”平實而切合作者原意。再如他對于“風骨”的解釋：“風者運行流蕩之物，以喻文之情思也。”“骨者，樹立結構之物，以喻文之事義也。”風、骨分解，可謂一家之言。亦切合《風骨》篇之本意。此外，作者對“勢”、“情采”、“通變”、“熔裁”等一系列重要范疇，均有獨到的看法。

4.楊明照《增訂文心雕龍校注》

1958年1月，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文心雕龍校注》，署名“劉勰著 黃叔琳注 李詳補注 楊明照校注拾遺”。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增訂本《文心雕龍校注拾遺》。在此基礎上，作者重新編著《增訂文心雕龍校注》，中華書局2000年8月出版。作者認為，通行的《文心雕龍》注本向以黃氏輯注本為優，后經李詳為之補注，征事數典，又有新的補充。但黃、李二人對于文字的是正、辭句的考索，還有一些未盡的地方，楊氏之“拾遺”意在補黃、李之不足。增訂后的《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與原書《文心雕龍校注》不同處，原書保留了黃氏輯注、李詳補注，增訂本刪去了輯注、補注，大致框架雖襲原書校注拾遺部分，但是無論篇幅還是內容，均有很大的增損。如果說楊氏原著只是一部以大學畢業論文為基礎而修改的札記性的著述，那么增訂后的《文心雕龍校注拾遺》則是一部深見功力的研究專著，而《增訂文心雕龍校注》則是作者一生研究《文心雕龍》的集大成論著。該書由前言、梁書劉勰傳箋注、正文50篇校注、附錄和引用書目五部分構成。一、《前言》。楊氏認為：(1)劉勰終身未娶，原因是其信佛，而投身佛寺以讀書為業，乃是當時的風尚使然。劉勰出家的定林寺為建康鐘山上定林寺，非山東莒縣定林寺。(2)從思想上看，劉勰主要是接受儒家思想尤其是古文經學派的影響，由此確立《文心雕龍》的基本原則是：“道心”是文學的本原，“圣人”是立言的標準，經書是文章的典范(第5頁)。(3)《文心雕龍》具有比較全面的理論體系，無論是對文學與現實、文學與政治，還是內容與形式的關系以及繼承與創新的關系等一系列問題上，劉勰均有比較完備的見解，確可稱得上先秦以來文學理論的集大成著述。二、《箋注》。楊氏詳細考證了劉勰之年里家世，所制劉氏家譜世系表頗有研究價值;又引《高僧傳·釋僧祐傳》以及其他史料，對劉氏與僧祐的關系作了鉤沉; 對劉氏在有梁一代的行跡依時間順序作了考述。《箋注》還對劉氏著《文心雕龍》的過程以及劉氏與昭明太子、梁代其他文士的關系作了辨析，為諸家之《梁書·劉勰傳》注中最為詳贍者。三、增訂校注。這是本書的正文部分，凡10卷。《文心雕龍》原文據養素堂本，依黃叔琳輯注、李詳補注，參照敦煌唐人草書殘卷本、元至正十五年嘉興郡學本(元至正本)、明弘治十七年馮允本及近現代《文心雕龍》刻校、注本凡六十余種，對《文心雕龍》10卷中有爭議的字、詞、句進行了認真的考訂，于《文心雕龍》校勘方面辨析最為詳備，所改之處均有依據，于此書字、詞、句之意的理解，亦有極大裨益。四、附錄。著錄第一——對自《隋書·經籍志》以下著錄《文心雕龍》之重要者予以簡評;品評第二——匯集品評《文心雕龍》之著述凡97家，依次列之，可謂搜羅備至;采摭第三——于唐至明代詩文評中采摭《文心雕龍》之語句者凡56種，清世以下，因書易得，故略之;因習第四——取梁《金樓子》以下因習《文心雕龍》語意之著述予以排列辨析;引證第五——擇唐劉知幾《史通》以下運用、引申《文心雕龍》之著述依次著錄;考訂第六——錄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附錄劉勰“辨騷”以下有關《文心雕龍》字、詞、句考訂之著述依次著錄;序跋第七——引錄元錢唯善以下之《文心雕龍》序跋依次列之，其論述版本及校勘亦并收錄;版本第八——對唐以來《文心雕龍》的寫本、刻本、選本、校本進行介紹簡評;別著第九——劉勰除《文心雕龍》以外的兩篇著述即《滅惑論》和《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分別撰《附按》一篇，就文中涉及有關疑難問題予以說明。“別著”一目另輯《宋會要輯稿》以下著述中系《文心雕龍》之疑文凡五條。五、引用書目。列《增訂文心雕龍校注》所引書目凡751種目。

5.周振甫主編《文心雕龍辭典》

中華書局1996年出版。全書由七部分組成，依次為《難字及詞句釋》《術語及近術語釋》《作家釋》《作品釋》《專論與專著介紹》《各家爭論說介紹》《元至正本〈文心雕龍〉匯校》以及兩個附錄(一是歷代《文心雕龍》序跋，二是《文心雕龍》版本敘錄)。這樣安排，由淺入深，由點及面。對于難字及詞句的解釋由趙立生編寫，參酌梅慶生、黃叔琳、范文瀾、楊明照以下12家之注釋，去同存異，將各家精華匯集一編。從某種意義上說，它起到了匯注的作用，為讀者省去了翻檢之勞。《文心雕龍》在不同的篇目中論及許多作家作品，本書將其匯集一處給以解釋。如果劉勰論述不一定正確的也加以說明。如果說上述兩部分還只是“點”的話，那么對于專著專論以及各家爭論說的介紹就屬于“面”的范圍。這部分內容由劉躍進編寫。到目前為止，專著已超過百部，本書選取有代表性的論著五十余部給予介紹，既有黃侃的《札記》、范文瀾的《注》、劉永濟的《校釋》、楊明照的《校注》等名著，也顧及海外的研究成果，如王元化編《日本研究文心雕龍研究論文集》、興善宏、戶田浩曉的專著等，同時還介紹了《文心雕龍學刊》及《文心雕龍研究論文選》等綜合性的論著，涉及的范圍還是比較廣泛的。各家爭論，勝義紛呈。本書截取了22個專題給以詳細的說明。這22專題是：劉勰家世、劉勰生卒年、成書年代、書名涵義、篇章次第、劉勰與儒學、劉勰與道家、劉勰與佛學、理論體系、文學史論、文體論、創作論、批評論、風格論、原道、辨騷的性質、風骨、三準、隱秀篇補文真偽、六觀、不提陶淵明的原因、劉子作者等。讀者可以根據介紹，了解《文心雕龍》重要問題的研究狀況，從而可以再結合《文心雕龍》做出自己的解釋和判斷。上述幾個專題，對于普及《文心雕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本書最具特點的部分是由周振甫先生親自撰寫的對于術語或近術語的解釋。我們知道，《文心雕龍》的各種注釋，對詞語的理解頗有不同。如《原道》的“道”，黃侃《札記》引《韓非子·解老》：“道者萬物之所然也。”即萬物所以然的道理。劉永濟《校釋》稱：“文心原道，蓋出自然。”“首標文德侔天地之義，是文之原夫道也。”范文瀾注：“所謂道者，即自然之道。”三家所注好像是一致的，即認為劉勰的所謂道是唯物的。但劉勰原道，稱“人文之元，肇自太極”，所以有的學者又認為劉勰所說的道是客觀唯心主義而非唯物。即使黃、范兩家注說，其實亦有不同。黃侃認為道是萬物之所然，非“一家之道”，而是包括所有的萬物的所以然的道。唯其如此，“文章之事，不如此狹隘也”。而范文瀾卻認為這里的道特指一家之道，似乎對于《札記》的理解有所辯駁。但是，有的時候，這部理論專著對于“道”的用法又不盡是專門的術語。如《諸子》：“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這個“道”就不是文論術語，而只是一般詞語。又譬如“文”，也有這種情況。《原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這個“文”專指文章，不是術語。但在《總術》里稱“有韻者文也”，這個“文”專指詩或賦，《五經》除了《詩經》外不得稱“文”，顯然，這個“文”就近于術語了。因此，對于《文心雕龍》中的各種詞語，是需要通觀全書才能作較為確切的解釋。同時，還要對這類術語的來源及對于后世的影響有所研究，這樣，所得結論才能符合實際。中華書局出版的《文心雕龍今譯》，周先生在全書之末專辟有《詞語簡釋》，收錄了一百余條重要的詞語及術語作了簡明的闡釋。有些重要的條目，需要展開論述，周先生又寫成專文，發表在《文學遺產》等刊物上。本書《術語及近術語釋》就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加以補充修訂而成。比如《奇正釋》，先引《知音》中的“六觀”中的“四觀奇正”，說明“奇正”是觀文情之一道。那么，什么叫“奇”，什么叫“正”，對此劉勰持以什么樣的態度，是褒，還是貶?這不僅僅是對一個字詞的理解，而且涉及到對劉勰整個文學思想的認識和評價，當然是一個大問題。但是如果僅僅依據《知音》一篇，是很難揣度劉勰對于“奇正”的評判標準，只有聯系全書才能對此做出全面的理解。周先生結合《序志》《辨騷》等篇，將全書所用這一術語逐一分析，參照《文心雕龍》的理論體系，確切地指出：“劉勰用奇正的概念來論文，好像看到奇正可以分開的一面，似乎忽略了奇正互變的一面，既顯示了他論文精辟的一面，又顯示了他論文局限的一面。”這樣，既解釋了劉勰的命意，同時也指出了他的不足之處，相信廣大讀者一定會從這里得到啟發，進而深入到《文心雕龍》龐大的理論體系中，準理酌情，攝取精華。這種研究，由淺入深，金針度人，顯示了老一代學者深厚的學術功力。研究《文心雕龍》，首先要考慮版本和校勘。上海開明書店出版范文瀾先生《文心雕龍注》，《哀吊》篇“降及后漢，汝陽王亡”，范注稱汝陽王無考。章錫琛先生據宋本《太平御覽》卷五九六引《文心雕龍》作“汝陽主”，見《后漢書·后紀》，為和帝女，名劉廣。即此一例，說明校勘的重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列《文心雕龍》有二本，一為內府藏本，一為黃叔琳注本，并指其謬誤。此兩本皆非國內現存的《文心雕龍》的最早之本。現存最早的寫本為敦煌石室發現的殘卷，最早的刻本系元至正本。1991年上海書店正式出版了由林其炎、陳鳳金合作整理的《敦煌遺書文心雕龍殘卷集校》，書后還附有《宋本〈太平御覽〉引〈文心雕龍〉輯校》，而元至正本迄今未整理。有鑒于此，本書主編特延請林、陳二位先生以元至正本為工作底本，校以敦煌遺書《文心雕龍》殘卷及宋本《太平御覽》所引《文心雕龍》，并參以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詹锳《文心雕龍義證》等各家校釋，統攝熔鑄，匯為一書，成為迄今為止最為詳贍博洽的《文心雕龍》匯校本，從而有力地保證了本書所應具有的較高的學術質量。

《文心雕龍》研究成為顯學是20世紀的事。特別是近五十年間，發展尤為迅速。據研究者統計，近50年間的研究專著超過百部，發表的研究文章數以千計。1983年成立了全國性的《文心雕龍》學會，并且已經舉辦了七次年會和五次國際討論會。與此同時，還出版了《文心雕龍學刊》，截至1992年，共出版7輯，爾后又改名為《文心雕龍研究》，現在又出版5輯。又有張少康主編的《文心雕龍研究史》的問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面對著這種欣欣向榮的活躍局面，有關人士無不歡欣鼓舞，盛稱《文心雕龍》的研究已經從中國走向世界，已經逐步形成一門新興學科——“文心雕龍學”，或簡稱曰“龍學”，其凌厲的態勢，大有后來居上、超越傳統“紅學”的意味。可以預見，21世紀的《文心雕龍》研究必將會有更大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