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與經學·儒家經典與文學·《周禮》《儀禮》和《禮記》
這三部書從不同側面記錄了中國古代禮的思想與制度，是研究、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文獻。周代的禮是其文化的總和，是人們生存的精神環境，是制約人的精神條件，也是形成人們性格、心理與精神氣質的基本條件。人們的感情沖動、審美取向乃至文學的民族性，無不植根其間。這些有關禮的基本思想、基本觀念和行為規范，經過歷代封建統治者和儒生的維護、倡導與闡揚，已成為中國古代文化的核心要素，從而深入到中華民族的性格中，并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延展。
(1)《周禮》
《周禮》多言制度，包括政治制度與官制，為禮之綱領。《漢書·景十三王傳》云：“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五三)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 ”(陸德明《經典釋文》，四庫全書本)《漢紀·成帝紀》云：“(劉)歆以《周官經》六篇為《周禮》。王莽時，歆為奏以為禮經，置博士。”(荀悅《漢紀》卷二五，四庫全書本)
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周禮》是河間獻王所得并獻于朝廷的先秦典籍，當時原本是以古文(即戰國以前文字)寫成;《周禮》一書原名為《周官》，至西漢末，劉歆奏請立為博士，始稱《周禮》;河間獻王所得《周禮》已缺《事官》(即《冬官》)，遂以《考工記》補之。
《周禮》共六篇，以天地四時配六大官署。六官，即六卿。此書詳述官署設置與職能，以見制度之結構與內容。
天官冢宰，掌邦治，即主持邦國的政治決策。鄭玄《目錄》云：“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眾官，使不失職。”(《周禮注疏》卷一)
地官司徒，掌邦教。鄭玄《目錄》云：“亦所以安擾萬民者。”即治理萬民，主持天下戶口、田畝之數和農業生產。(《周禮注疏》卷九)
春官宗伯，掌邦禮。鄭玄《目錄》云：“立宗伯使掌邦禮。典禮以事神為上，亦所以使天下報本反始。”(《周禮注疏》卷一七)即以主持各種典禮，包括宗教、文化藝術及相關的儀式。
夏官司馬，掌邦政。鄭玄《目錄》云：“馬者，武也。言為武者也。……天子立司馬，共掌邦政。政可以平諸侯，正天下。”(《周禮注疏》卷二八)即統帥六師，主持軍務，保證邦國的安定。
秋官司寇，掌邦禁。鄭玄《目錄》云：“天子立司寇，使掌邦刑。刑者所以驅恥惡，納人于善道也。”①即主持刑罰，懲惡勸善。
冬官司空，掌邦事，即主持工程與制作。前文已曾言及，這篇原為《考工記》，因《冬官》一篇已遺失，乃以此補之。
在各官署之下，記述分管方方面面事物的職務和人員配置。
《周禮》涉及文學藝術和教育較多，內中以《春官宗伯》對有關音樂歌舞的記錄為多，是研究文學藝術早期發展狀況的重要參考文獻。
(2)《儀禮》
《儀禮》多言人生重要的儀法度數和行為規范。如冠禮、婚禮、朝聘、宴享、喪葬等方面所應遵循的準則。
《史記·儒林列傳》云：“秦焚書，書散亡益多，于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史記》卷一二一)《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勝、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學(與)七十(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三)從上述記載中可見，《士禮》即《儀禮》，秦焚書不包括此書，蓋因其所記都屬行為規范，是不可廢之書。先秦儒生習禮，便是以此為準則。又《禮古經》發現于魯淹中之地，并且孔氏家族也有所保存。這部《禮古經》同《儀禮》相比，有與17篇相似的部分，也有多出的內容。
《儀禮》是禮之經。《儀禮》的內容，詳細記載了士參與人生各個階段大事的行為規范。從這個角度看，《儀禮》17篇可分為四類：(一)有關成人、成家方面大事的《士冠禮》《士昏禮》。(二)參與社會交往的 《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禮》。這里包括士人之間的一般交往，參與鄉里的宴會，參與鄉間的射箭等游戲。(三)承擔邦國使命的《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從士人開始參與社會活動，到承擔使命，交接上層社會的方方面面。(四)有關喪葬、祭祀的《士喪禮》《喪服》《既夕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這里包括喪禮中的一些基本規范，祭祀活動中的重要儀節和行為準則。
《儀禮》中所規定的原則都通過行為過程體現出來。它重視實踐，力圖讓人們通過長期的實際操作，將一些準則變成人們的習慣。如《鄉飲酒禮》或《聘禮》中記述了士在參與這一活動中要注意并遵守的原則。
《儀禮》的內容當是直接取自周代貴族各方面生活，是他們生活中一些較具規范性儀節的總結。從《左傳》的記載看，當時諸侯或大夫們聚會、交往時，都有一些固定的禮儀，也有很多人去“觀禮”，看哪些人在禮儀方面做得好，哪些人修養有所欠缺。另一方面，孔子教學生就有“演禮”一門功課。這表明在春秋時《儀禮》中所記載的內容已經為社會普遍接受。
《儀禮》中并沒有直接同文學相關的記載，但它對人生各個重要階段、重大環節的行為規范的記載，足可幫助后人較好地認識周代人生存的歷史狀況，使我們能在一個較為接近歷史真實的條件下理解并闡釋當時的文學。不僅如此，該書所記載的很多行為規范在中國古代的家庭生活、社會生活中發揮規定性、制約性的作用，因此，這也是了解古代人生活甚至是了解古代人心靈的重要參考。
(3)《禮記》
《漢書·景十三王傳》云：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者從而游”(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五三)。《漢書·藝文志》禮類記載有 “《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記》百三十一篇”，并以下有關禮的傳、說、記之屬凡十三家。前文談到后倉傳戴德、戴勝、慶普三家，并都立于學官。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引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圣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后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其敘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禮記》是也”。
《禮記》或漢初百三十一篇之《記》，其書名已標示出該書的性質。古人所說的“記”、“傳”、“注”、“箋”等在體例上有所不同，但總的來講，都是相對于“經”而言，是對“經”的闡釋。《禮記》就是對禮之“經”的解說。禮之“經”即《儀禮》。《禮記》中有些篇章同《儀禮》的篇章間存在著對應的關系，如：
《儀禮》 《禮記》
士冠禮 冠義
士昏禮 昏義
鄉飲酒禮 鄉飲酒義
鄉射禮 射義
燕禮 燕義
聘禮 聘義
喪服 喪服小記
《禮記》中標明“義”的篇章，都是對禮之“經”的相對應部分及相關規范的闡釋。此外，有些《禮記》中稱“某義”，而《儀禮》中沒有相對應的篇目，則是《禮記》所闡釋的內容又不以《儀禮》為限。《儀禮》僅僅屬于士階層中一部分重要禮儀活動的規范，還有很多活動未能包括進去，如祭祀、喪葬，都是當時重要的禮儀，是檢查人們禮的修養的關鍵之時。而《儀禮》中或僅僅涉及一部分問題，如《喪服》，或完全不曾談到，至于天子、諸侯之禮，多不曾言及。而《禮記》重在闡釋禮的各方面義理，故有《祭義》《祭法》《祭統》，有《喪服四制》《三年問》《奔喪》等。
《禮記》多言義理，使人知禮之所以然。《儀禮》重在講規范、儀節，《禮記》則闡述貫穿于禮儀行為中的思想、宗旨，借以區分禮之宗旨與末節，使人們在老老實實地執行禮的儀式規范之時，能夠聯想到這些儀節中所體現的等級名分。
《禮記》共49篇，劉向校訂《禮記》，作《別錄》，將49篇分為8類，即通論、制度、明堂陰陽、喪服、世子法(含子法)、祭祀、吉禮(含吉事)、樂記①。
依據劉向的整理，49篇分類如下：
通論類(16篇)：《檀弓》(上下)《禮運》《玉藻》《大傳》《學記》《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閑居》《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儒行》《大學》;
制度類(6篇)：《曲禮》(上下)《王制》《禮器》《少儀》《深衣》;
明堂陰陽類(2篇)：《月令》《明堂位》;
喪服(含喪禮)類(11篇)：《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上下)《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間傳》《三年問》《喪服四制》;
世子法(含子法)類(2篇)：《文王世子》《內則》;
祭祀類(4篇)：《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
吉禮(含吉事)類(7篇)：《投壺》《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
樂記類(1篇)：《樂記》。
劉向的分類為當時禮制所限，又與當時的研究狀況密切相關。以現代的觀點看，還可重新進行分類。世子法也是講制度，闡述貴族少年所應遵循的行為準則，只不過有所區別于士與諸侯的等級而已，應歸入制度類。而明堂陰陽所記和喪服，也屬于制度中的一部分。吉禮類只有一篇，即《投壺》，與射為一類，屬于五禮中的嘉禮。祭祀則屬于五禮中的吉禮。因此，《禮記》的內容可分為五類：通論、制度、吉禮(祭祀)、嘉禮、樂記。
《禮記》是認識并解讀中國古代文化的最重要的文獻。特別是其中通論部分，更是認識《禮記》的本質、理解中國古代封建文化的基本文獻。其中《禮運》《學記》《中庸》《大學》和《樂記》尤為重要。同時，它也是了解中國古代人的民族精神、審美取向的重要典籍，甚至還是理解中國文學的民族風格的經典性文獻。
《樂記》一文是先秦儒家文藝思想的精辟闡釋，也代表了當時人們對藝術規律的最高的理論概括。在論及文學藝術的本質時，《樂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樂本》)①“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樂本》)②在這里，作者明確指出了文學藝術是人們情感活動的產物，是由人心之動，也就是情動于中而產生的，并進而指出人心之動的原因在于來自對外物的感受。這是對《尚書》中所提出的“詩言志”命題的新的闡釋。在這些論述中較多地表現出客觀的、現實的態度，對文學藝術植根于人們感情的本質特征給予充分的肯定③。
《禮記》基本上是孔子的弟子和再傳弟子撰寫的。個別篇章如《王制》，是漢代博士依據前代文獻所寫。《月令》是呂不韋所撰(參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序》)。
注釋
① 以上并見賈公彥《周禮注疏》卷三四,十三經注疏本。① 參見《禮記》各篇題解孔穎達疏所引。① 孫希旦撰《禮記集解》卷三七第976頁,中華書局1989年版。② 《禮記集解》第976頁、978頁。③ 參見許志剛《〈詩大序〉歷史地位再評價》,《文學評論》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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