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與出土文獻·石刻以及其他題銘中的文學遺產·石器題銘中的文學遺產

首先談談石器題銘。石器題銘是指銘刻或者書寫在石器上的文字，并不僅僅單指石刻。石器題銘出現(xiàn)的時代也是相當早的，幾乎與甲骨文同時。殷墟就曾先后出土過刻有銘文的商代石簋、石罄等。著名的如《小臣系石簋》，有銘文12字;《妊竹石罄》，有銘文4字。但是這些石器的作用實際上是青銅禮樂器的先聲。至于石罄銘文，春秋、戰(zhàn)國直至秦漢時期還續(xù)有出土。

西周時期沒有重要的石器題銘出土^①，值得一提的只有春秋戰(zhàn)國之際秦國的石鼓文^②。原物一共有10個石鼓，每鼓環(huán)刻四言詩一首，現(xiàn)僅存三百余字，據(jù)推測原文應有六百余字。其文體模仿《詩經(jīng)》，“所敘述的內容主要是貴族階級的畋獵游樂生活”(郭沫若《石鼓文研究·重印弁言》)，在文學上有較高價值。如《車工》一石說“吾車既工，吾馬既同。吾車既好，吾馬既寶。君子員獵，員獵員游。麀鹿速速，君子之求”云云，完全套用《詩經(jīng)·小雅·車攻》，令人稱奇。郭沫若《石鼓文研究·重印弁言》還指出：“石鼓文是詩，兩千六七百年前古人所寫所刻的詩遺留到現(xiàn)在，這樣的例子在別的國家并不多見……故從文學史的觀點來看，石鼓文不僅直接提供了一部分古代文學作品的寶貴資料，而且更重要的貢獻是保證了民族古典文學的一部極豐富的寶藏《詩經(jīng)》的真實性。”

戰(zhàn)國時期的《詛楚文》由于原物已佚，僅拓本稱“箸者(諸)石章(璋)”，所以可知其形制為石璋^①。但究竟是書寫還是銘刻不得而知^②。共有三石，分別是《巫咸文》《大沈厥湫文》《亞駝文》，字句大同小異，最長的《亞駝文》有325字。文中禱告眾神詛咒楚王，譴責楚王熊相 “康回無道”，“變渝盟約”，“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祈求眾神“克劑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文章寫得義正詞嚴，酣暢淋漓，格調與《左傳·成公十三年》所載《呂相絕秦書》極相類^③。

另一件著名的戰(zhàn)國石刻題銘是河北平山中山王墓的守丘刻石，記載了一位守護王陵的臣子公乘得的刻辭，稱“其臼將潰”，告誡后來者善加保護^④。但是其文學價值不及《詛楚文》。

秦代石刻題銘主要是秦始皇巡游天下時所立的刻石，如嶧山、泰山、之罘、東觀、瑯琊、碣石、會稽等地均有。現(xiàn)存的僅有泰山、瑯琊等殘碑，遠不及《史記·秦始皇本紀》等記述完整。

西漢石刻題銘發(fā)現(xiàn)較少，連同新莽時期在內不過十余種^⑤。早期和中期也是“物勒工名”類型，比較實用。但是直到新莽時期才出現(xiàn)了墓志類型的題銘。到了東漢時期石刻題銘大量出現(xiàn)，形成了一個高潮。

現(xiàn)存東漢石刻以碑刻為主，此外尚有摩崖、畫像石、門闕、石經(jīng)等。據(jù)統(tǒng)計，有明確紀年的東漢碑刻有一百六十余品，以桓帝、靈帝時期居多。當時正是黨錮盛行時期，表現(xiàn)在石刻題銘上，門生故吏往往黨附成風，為其府主歌功頌德，形成了特有的“諛墓”現(xiàn)象^⑥。文字也流于套話，陳陳相因，日趨固定。但是這種形式有一個顯著特點：墓碑最后所附的銘辭，經(jīng)常是四言韻文，與碑文的散文體適成對應。文筆相間，相映成趣，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甚至還有一些五言詩，也很少被人注意^①。葉昌熾《語石》卷六曾經(jīng)指出：“秦、漢諸碑，炳焉與《雅》《頌》同文。《古文苑》一書，大都采自金石文字。”^②

東漢的畫像石自宋代發(fā)現(xiàn)以來，歷代都有出土^③。其中不少都有文字題銘。著名的如武梁祠題銘，圖文并茂，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東漢的摩崖石刻，都是在路旁的崖壁上略加修整后刻寫的。著名的如《石門頌》，也是不可多得的書法精品。東漢石闕往往雕刻畫像，附有題銘。著名的如1964年北京八寶山出土的幽州書佐神道，另有一件“烏還哺母”石刻^④。

此外，著名的熹平石經(jīng)也是東漢石刻題銘的重要組成部分。刻經(jīng)始于漢靈帝熹平四年(175)，終于光和六年(183)，由蔡邕、李巡等負責訂正文字，立《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等7種于太學，在經(jīng)學史上有重要貢獻。今碑石多殘缺，馬衡用心搜集殘石，其成果均匯集于《漢石經(jīng)集存》(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一書中。以后漢石經(jīng)殘石又續(xù)有發(fā)現(xiàn)，以1980年河南偃師漢魏洛陽故城太學遺址所出為最多，有文字者共計96塊，其中《儀禮·校記》《魯詩·校記》等比較引人注目^⑤。

注釋

① 我國商周時期的早期石刻題銘比較少見,這一點與埃及、西亞等古代文明不同。其原因尚待研究。參見趙超 《中國古代石刻概論》第77頁,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② 裘錫圭先生認為,《石鼓詩》寫于春秋早期秦襄公時,但是刻石是在春秋晚期或戰(zhàn)國早期。這一說法很好地解決了石鼓文的史實與銘文字體之間的矛盾。參見裘錫圭 《關于石鼓文的時代問題》,《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 1995年1期。① 參見趙平安《從“箸者石章”的解釋看詛楚文刻石的形制》,《學術研究》1992年1期。② 李零《秦骃禱病玉版的研究》(《國學研究》第六輯)讀“箸(著)”為“書”,并且說“可見也是用毛筆書寫,而且也是寫在石制的板材上”。③ 參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詛楚文考釋》第295頁,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④ 參見黃盛璋《平山戰(zhàn)國中山石刻初步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八輯。⑤ 參見徐森玉《西漢石刻文字初探》,《文物》1964年5期。⑥ 《后漢書·郭太傳》:“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① 如《隸釋》卷九所載《費鳳別碑》碑陰有一首五言紀事詩,夾敘夾議,別具一格。參見陳直《漢詩之新發(fā)現(xiàn)》,《文史考古論叢》第53—55頁。② 葉昌熾撰、柯昌濟評《語石·語石異同評》第388頁,中華書局1994年版。③ 關于畫像石的概況,可以參見信立祥《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一書。④ 參見北京市文物工作隊 《北京西郊發(fā)現(xiàn)漢代石闕清理簡報》(《文物》1964年11期)、邵茗生《漢幽州書佐秦君石闕釋文》(《文物》1964年11期)、郭沫若《“烏還哺母”石刻的補充考釋》(《文物》1965年4期)、陳直《關于漢幽州書佐秦君石柱題字的補充意見》(《文物》1965年4期)等文。⑤ 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隊《漢魏洛陽故城太學遺址新出土的漢石經(jīng)殘石》,《考古》1982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