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風骨”再解讀

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套用劉勰“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來闡釋建安文學的時代背景。其實，這種解釋與劉勰原義不盡符合。劉勰的原話是這樣的：“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并體貌英逸，故俊才云蒸……文蔚休伯之儔，子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文心雕龍·時序》)顯然，在劉勰看來，建安文學的發展經歷了“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和“建安之末，區宇方輯”兩個相互銜接而又有所區別的階段。眾所周知，建安文學的時間跨度，與漢獻帝建安年間并不相等。建安年間指公元196年至220年，共25年。而建安文學所包含的時代，各家雖然有不同的看法，但無論如何，絕不僅僅指獻帝建安年間的25年。建安文學的主將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曹操生于桓帝永壽元年 (155)，現存曹操最早的詩歌是漢獻帝初平元年(190)的《薤露行》^①。是年，曹操36歲，孔融38歲?！敖ò仓堋辈苤彩攀烙谖禾土?232)。因此，建安文學的時間跨度當在40年以上。在這近半個世紀的時光里，涌現出“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的作家隊伍，創作出云蒸霞蔚、氣象萬千的詩文辭賦，其時代因素不是“世積亂離，風衰俗怨”這幾個字就可以概括的。按照劉勰的看法，建安文學的發展可以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其分界線應當在建安九年(204)，這一年曹操攻占了鄴城，開始有了自己的大本營。

在“獻帝播遷，文學蓬轉”的第一期，時代特征的確是“世積亂離，風衰俗怨”。東漢末年，三大社會矛盾激化，一是外戚集團與宦官集團的相互傾軋。延熹二年(159)、建寧元年(168)年、中平六年(189)，宦官集團發動三次突然襲擊，分別謀殺了三位外戚大將軍梁冀、竇武和何進，使外戚勢力大受其挫。在第三次事件發生后，袁紹率部入宮，捕殺了所有宦官，結束了東漢社會宦官與外戚交相擅權的格局。二是在統治者階層中，一批深受原始儒學人文精神熏陶的清流士人與濁流惡勢力展開了殊死搏斗。在昏庸的桓、靈二帝支持下，濁流惡勢力于延熹九年(166)、建寧二年(169)兩次釀制“黨錮之禍”，士林精英被摧殘殆盡。三是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斗爭。中平元年(184)的黃巾起義是這一矛盾的總爆發。經過黃巾起義的打擊，東漢政權一蹶不振，名存實亡。此后，進入軍閥混戰的年代。長期的戰亂使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給人民生活帶來無盡災難，北方地區出現了“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慘狀。隨著社會政治動蕩的加劇和經濟危機的加重，學術思潮與士人思想觀念也大為改觀。長期以來盤踞于士人頭腦中的漢代經學神學體系日漸崩潰，傳統的觀念再也無力維系人心。在魏晉玄學誕生前夜，出現了漢末批判思潮，王符、仲長統、徐幹等具有獨立意識的思想家，對漢末現實進行冷峻的批判與反思。同時，受到方興未艾的老莊思潮的影響，部分士人或放縱情志，追求生命本然的快樂，或隱居山野，躬耕壟畝，“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諸葛亮《前出師表》)。但更多的士人則各擇其主，積極投身于平暴除亂、安時濟世的時代洪流中，為開創一個嶄新的時代而浴血奮戰，大呼猛進。描繪時代的苦難、人民的不幸，謳歌平治天下的理想便成為詩壇的主旋律。

在“建安之末，區宇方輯”的第二期，社會相對安定，生活在鄴下的文士們“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創作了許多“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文心雕龍·明詩》)式的詩文。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建安后期(鄴下文壇)文學的繁榮，不僅不宜用“世積亂離”來解釋，恰恰相反，它是社會安定、經濟恢復的產物。經過多年的浴血奮戰，曹操集團由小到大，由弱到強，日漸成為漢末政治軍事舞臺上一支重要的割據勢力。在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曹操收編了青州黃巾農民軍的精銳部隊三十余萬人，軍事實力大增。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漢獻帝到許昌，“挾天子以令諸侯”;建安五年(200)曹操與袁紹之間發生官渡之戰，曹軍大勝，為統一北方地區奠定了基礎。建安九年，曹操攻占了袁紹集團的大本營鄴城。《晉書·樂志》云：“曹公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于此也?！敝?，曹操相繼占領青、冀、幽、并四州，統一中原。在建安后期，以鄴下為中心的北方地區，經濟得到一定的恢復，人民生活較為安定。據王粲《從軍詩》記載，一些地區出現了“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的繁榮興旺景象。這種安定的社會環境，為曹丕、曹植兄弟及鄴下文人們游山玩水、詩酒唱和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于是，“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之作便成為此一時期詩文的主流。

如何從整體上把握建安文學的風貌，是研究者首先要觸及的重要問題。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將建安文學的特征概括為“清峻、通脫、騁詞、華靡”，并分析了出現這一現象的社會思想因素。據此，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將建安文學的特征略有改動，概括為“清峻、通脫、華麗、壯大”，認為“漢末魏初這個時代是很重要的時代，在文學方面起了一個重大的變化?！边@種變化的最重要標志就是形成了“建安風骨”。對于“建安風骨”的解釋，歷來分歧頗大。通行的看法，認為是指建安詩人在創作中一方面反映漢末社會的動蕩和民生疾苦，一方面表現他們統一天下的理想和壯志，呈現出慷慨悲涼的時代特征。此論抓住了建安文學的主要特征，是其所長;但是，忽略或回避了建安詩作中那些“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的內容，因此，“建安風骨”似不能完全概括建安文學多姿多彩的風貌。問題是用什么樣的語言來概括建安文學的整體特征呢? “人的覺醒”是一種新的提法。在魏晉文學里，最值得注目的一點，是自我意識的加強。由于自我意識的加強，文學的社會使命感減弱了。文學的創作首先不是為了滿足社會的需要——政治、教化的需要，而是為了滿足自己，獲得心靈上的快感^①。如果我們將20世紀五六十年代流行的說法稱之為“現實說”的話，那么近二十多年來盛行的觀點則可稱之為“覺醒說”。但是，“覺醒說”是就整個魏晉文學的共性而言的，相對忽略了建安文學的個性。從建安詩人的創作情況看，功業思想與英雄意識是他們思想的主導，他們的創作中的確大量存在著關心民瘼、抒寫壯志之作，這是不能忽視、淡化的客觀事實。而且，將自我與社會政治完全割裂，放棄個人的社會責任，沉湎于生命本然的享樂之中，未必是一種“覺醒”。人的覺醒思潮所帶來的，既有思想解放的真覺醒，亦有人格淪喪、道德墮落的假覺醒，不可一概而論。因此，如何全面準確地把握建安文學整體風貌的問題依然懸而未決。

對建安文學成因的研究可區分為非文學原因與文學源流的衍變兩個方面。如前所述，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對促使建安文學繁榮的社會政治原因的闡釋，只滿足于套用劉勰“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成說。近二十多年，許多學者對建安文學進行分期研究，他們以曹操一統北方為界，前期的建安文學確與現實的動亂相關，但即使此時也還有其他原因。至于建安后期(鄴下文壇)文學的繁榮，不但不宜用“世積亂離”來解釋，恰恰相反，它是社會安定、經濟恢復的產物。不用說，文學的繁榮是多種因素的湊泊。從文學流變的角度看，建安文學乃是對以往文學傳統的承繼與延展，他們重視《詩經》中的“風”、“雅”和漢樂府民歌，同時，從《楚辭》和《古詩十九首》中吸取相當的養分。凡斯種種，均應給予深入的探討。

注釋

① 參見張可禮 《三曹年譜》,齊魯書社1983年版。① 參見李澤厚《美的歷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章培恒《關于魏晉南北朝文學的評價》,載《復旦學報》198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