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文獻·魏晉南北朝詩文研究文獻·建安文學研究文獻·曹丕研究文獻

曹丕字子桓，曹操卞氏所生長子，生于漢靈帝中平四年(187)，黃初七年(226)卒。生平見《三國志·魏書·文帝紀》及徐公持《曹丕評傳》^①。《三國志》本紀載：“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余篇，號曰《皇覽》。”《隋書·經籍志》著錄《魏文帝集》10卷，注曰梁23卷，說明梁末已有較大毀損，唐時僅存10卷。《宋史·藝文志》僅著錄1卷。張溥輯《魏文帝集》2卷，賦詔令策表序等一百九十余篇。嚴可均輯文4卷，馮惟訥輯詩35篇42首，逯欽立輯詩38篇。黃節《魏文帝詩注》輯錄28首，余冠英《三曹詩選》選注21首，注釋詳明。

在三曹研究中，毋庸諱言，曹丕研究最為冷清，并且在很長時期內對其政績與詩歌的評價偏低。劉勰就曾提到過一種 “舊談”，認為曹丕文才“去植千里”，而表示不以為然，認為這種“舊談”是“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為篤論也”(劉勰《文心雕龍·才略篇》)。當然，這并不是說曹丕研究一無所得，曹丕研究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尤其是20世紀末葉，研究者突破了僵化的思維模式，曹丕研究呈現出新的氣象。主要標志是，出現了第一部曹丕研究專著——章建新的《曹丕》(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出現了第一部校注——夏傳才、唐紹忠的《曹丕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同時，研究曹丕的論文也在不斷增多。據不完全統計，從1949年至1976年27年間曹丕研究文章僅10篇左右(同期曹操研究文章多達200篇以上)，而從1984年至1994年10年間，曹丕研究論文有五十余篇。

大體來說，學術界對曹丕的研究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1.政治家曹丕

在封建社會，曹丕通常被視為篡逆的奸賊和陰險兇狠、心胸狹窄的小人。郭沫若40年代的舊作《論曹植》^①于1952年改訂再版，打響了替政治家曹丕“平反”的第一槍，這與魯迅在《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里替詩人曹丕的“平反”遙相呼應。與后者不同的是，前者流露出明顯的揚丕抑植的傾向。郭文認為“曹丕這個人并不如一般所想象的那么可惡”，“他并不是一位尋常的材料”。“在政治見解上也比乃弟高明得多，而在政治家的風度上有時還可勝過他的父親……他是一位舊式的明君典型”。對此觀點，學界或肯定，或否定，或折衷。例如，王巍在肯定曹丕一些政治措施的同時，認為他的一些做法表現了他的心胸和氣度狹隘。由此看來，曹丕還不能稱得上是舊式明君典型^②。夏傳才《曹丕集校注·序》中全面評價了曹丕，認為：“魏文帝曹丕是一位重要的歷史人物，是不可忽略的政治活動家、詩人……他是三國時期魏國的第一任皇帝，經他的手徹底結束了漢王朝四百余年的統治，促進了三國鼎立局面的最后形成。他又繼承乃父的事業，繼續進行統一戰爭，而且在執政期間希冀振興，對東漢以來政治的積弊進行改革。”同時，作者也認為：“他既沒有高瞻遠矚的政治眼光，又缺少廣闊寬厚的胸懷……郭沫若說他是‘舊式明君的典型’，這個評譽恐怕過高了。”胡明認為，應當承認，曹丕與曹植均是政治上極有訓練的人物，都有野心，只是技術與性格有較大的差異。曹丕作為一個政治人物，陳壽說的“邁志存道，克廣德心”的崇高境界雖未能達到，但“明君”這一評價也許還是有一定根據的^③。周家駒認為，作為帝王的曹丕具有“政治魄力”，作為文士的曹丕“正是以對舊事物、舊秩序的褻瀆和叛逆，表現出了一個正在覺醒的人的本質，表現出了自由真實的性格力量，而這又正是創造藝術美的決定因素”。因此，曹丕正是魏晉名士的先驅^④。這就不只是肯定了曹丕的政績，同時也肯定了曹丕的人品，這是前所少見的。

2.詩人曹丕

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說：“用近代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曹丕所作的詩賦很好。”五六十年代，學術界對曹丕詩歌評價依然較低，并沒有遵從魯迅的觀點。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認為，由于曹丕在思想上與大貴族官僚地主們的接近，以及他后來大半生都過著宮廷游宴的生活，因此他的詩歌反映的生活面就比較狹窄，藝術風格不免流于纖弱。這種論斷，代表了當時學界的普遍看法。20世紀后期，對于曹丕文學的評價有所變化。夏傳才《曹丕集校注·序》將曹丕詩歌分為四類：一是宴飲、田獵和游樂;二是軍事活動和政治理想;三是人生無常的感慨;四是男女情愛與離愁別緒。并認為曹丕對中國詩史的貢獻乃在于“他在藝術形式上的創新”。很多學者不再執著于曹丕詩歌是否具有現實主義因素的討論，而是從不同的視角提出了新的觀點。葛曉音認為曹丕的詩很少表現建功立業的壯志，而往往是懷著悲觀迷惘的心緒探索人生的意義，力圖借任自然的哲學獲得解脫^①。曹丕的詩歌心理情緒與表現興趣更多的放在男女相思情愛題材上，呈現出一派清綺婉約所謂“陰柔美”的風情辭色^②。

3.文論家曹丕

與對曹丕的人品和詩歌的評價迥異，對曹丕文論的評價一直為學界所關注，并且評價較高。郭沫若《論曹植》一文中對曹丕許之以“文藝批評的初祖”。因為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的這些觀點觸及到了文學自身規律的問題，體現了文學的自覺精神，是我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第一，曹丕文論第一次充分地肯定了文學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 第二，提出了“文以氣為主”的文氣說;第三，首次提出了“詩賦欲麗”的新見解;第四，對文章體裁的認識;第五，開一代文學批評之新風。這已經成為多數學者的共識。然而在對曹丕文論的具體內涵的理解與評價方面也存在著一定的分歧。比如“文氣”問題就言人人殊。或以為，曹丕講“文以氣為主”，其實是說文以氣清為主。氣清就是“清峻”“通脫”的表現，亦即“任氣”的意思。還有些文章分別談了文氣說與大業說的關系，認為氣乃指作者的精神力量以及這一精神力量所外化的作品的藝術力量。而大業說則是針對曹植而言的，從中可以看到這一文藝思想斗爭中如何交織著政治上的權位斗爭^①。在曹丕文論的研究中，多數學者充分肯定了他在文學批評史上和古代文論史上的開拓之功，許多論者從不同的方面剖析了曹丕文論的內涵。問題在于具有創意者較少，一些新見也還有可商補處。

注釋

① 徐公持文見《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山東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① 后收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② 參見王巍《建安文學概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③ 參見胡明《關于三曹詩的評價問題》,《文學評論》1993年5期。④ 參見周家駒《曹丕放議》,收《建安文學新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① 參見葛曉音《八代詩史》,陜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② 類似的見解又見前引胡明的文章以及陳飛之《曹丕詩歌的內容和風格》(《廣西師大學報》1986年2期)。近似的論述還有周欣的《論曹丕詩歌創作》,《求是學刊》1992年6期;韓暉的《論曹丕詩歌的悲劇意識》,《廣西師大學報》1994年1期;李洲良《三曹詩歌的意象與風格》,《北方論叢》1991年4期。① 參見孟復《曹丕“文氣”說淺析》、呂美生《論曹丕“文氣”說的歷史淵源》、徐壽凱《〈典論·論文〉中的兩個問題》,并載《建安文學研究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