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的內容·宋代詩歌·南宋后期——四靈與江湖詩派

在南宋后期詩壇，江西詩風已至末勢，除陸、楊等大詩翁出入江西而自立以外，比他們略晚一點的詩人們也紛紛棄宋調而學唐詩。宋初流行的晚唐體久經岑寂之后，再度興盛起來。自稱“四靈”的永嘉人徐照、徐璣、趙師秀、翁卷等針對江西詩派的“資書以為詩”，倡導“捐書以為詩”。他們多以鄉隱為生，詩歌也多寫隱逸情懷，往往作得精致小巧，諸如“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有約不來過夜半，閑敲棋子落燈花”(趙師秀《約客》)之類。中晚唐詩人姚合、賈島的清苦詩風和苦吟詩法成為他們的榜樣，“傳來五字好，吟了半年余”(翁卷《寄葛天民》)，“枯健猶如賈島詩”(徐璣《梅》)。他們以世外人自居，“有口不須談世事，無機唯合臥山林”(翁卷《行藥作》)，“但能飽吃梅花數斗，胸次玲瓏，自能作詩”(元韋居安《梅澗詩話》卷中載趙師秀語)。

四靈的詩名在當時主要是因永嘉學派的宗師葉適褒揚而“天下莫不聞”(趙汝回《薛師石〈瓜廬詩〉序》)的。葉適曾編《四靈詩選》500首由陳起刊行，“而唐詩由此復行矣”(葉適《徐文淵墓志銘》)。明人徐象梅《趙師秀傳》稱四靈作詩“日鍛月煉，一字不茍下……其詩清新圓美”。

當代文學史家凡論四靈，皆譏其境界狹小，總在山林寺廟中欣賞著斜陽寒水，自命清高。其實這也是生當王朝末世而隱居江湖的文人們潔身守志的尋常家數。四靈詩的主要價值在藝術而不在教化。他們精益求精的創作態度和創作成果，確能給人以藝術美感。當時學四靈詩的人很多，不僅永嘉地區流行“四靈體”，而且許多江湖詩人也受四靈影響，二者有許多相似的品質，又有些前后相因的關系。嚴羽《滄浪詩話·詩辯》云：“近世趙紫芝、翁靈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就清苦之風。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宗。”程千帆《兩宋文學史》曾說“兩者有時很難截然分開”。

所謂江湖詩派，是個外延很寬泛而內涵比較復雜的概念。江湖主要是相對于朝廷而言。在兩宋詩壇諸流派中，江湖詩派的體系最松散，分布最廣，詩人最多(據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考證有138人)卻無宗風宗主。但其名稱之由來卻非常明確：杭州書商陳起刊刻叢書《江湖集》，并因此而引起了“江湖詩禍”文字獄。江湖詩人多是山林隱士、江湖游士，也有少數下層官吏。其中較為著名的詩人，早期如姜夔，后有劉克莊、戴復古等。他們中的一些人也曾學過江西詩派，但后來主要學中晚唐詩。他們在作品或往來書信中常常以“唐詩”、“唐體”、“唐人風致”、“晚唐體”、“晚唐諸子”為時尚。這些人還喜歡編選唐詩選集，或編寫自己的《詩話》。這是一個唐詩盛行、詩學發達、詩人眾多但欠天才而無大師的時期。江湖詩人遠世俗而近風雅，尚清鄙濁，疏仕宦而求自由，作詩講究“韻度清雅”(張端義《貴耳集》卷上)。后人對江湖詩派普遍持嚴厲的批評態度，通常是說他們的詩氣格卑弱、規模狹小，詞語鄙陋，小巧細碎，缺乏盛世氣象和大家風范等等。今人呂肖奐在其《宋詩體派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中力主改變審美標準，從平民化、俗文學的視角來看江湖詩派，也有許多長處。

江湖詩派之后，就是“亡國之音哀以思”的宋末詩了。宋、元易代之際，一些詩人吟唱著國破家亡的血淚悲歌，如文天祥的尚氣守節，鄭思肖的忠貞哀嘆，汪元量的故國哀思等等，正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趙翼《題元遺山集》)。沉重的時代成就了沉痛的歌吟。后人讀這種血淚豐滿的詩篇時，首先被其情懷所感動，通常情況下對藝術技巧的要求在這里往往就淡化了。在歷朝歷代的“亡國之音”中，趙宋悲歌最為醒目，可稱道的名家名作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