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的內容·先秦兩漢文學思想·兩漢文學思想·對辭賦及辭賦作家的評論

漢代經濟的繁榮、國力的強盛、疆域的擴展，帶來了南北、中外文化的融合，整個時代充滿一種豪邁的情懷，侈麗宏衍、鋪陳揚厲的漢大賦的出現，正體現了時人的審美追求。一方面，受楚國宮廷賦作及楚辭的影響，作家們意識到語言自身抒情言志以外的另一種品性和風范。語言的鋪排描述中所呈現的空前的張力和光華成為其創作的興奮點。他們殫精竭慮，苦心孤詣，“必推類而言，極麗糜之辭，閎侈鉅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漢書·揚雄傳》)。這種形式上的錯彩鏤金之美以及內容上的大、全、盡要求，體現了賦家“包括宇宙、總攬人物”的氣魄和能力。另一方面，出于對儒家正統詩教的認同，“賦者，古詩之流也”(班固《兩都賦序》)，以及苦于擺脫被帝王“以俳優蓄之”的尷尬境地，賦家力求在大賦中發揮文人針砭勸諷的作用，于是漢大賦呈現出“勸百諷一”、“曲終奏雅”的病態美，產生欲諷反勸的實際效果也就不足為奇了。“愛美”與“尚用”的膠著使文人感到極為困惑，揚雄早年和晚年對漢賦的評價所呈現的變化過程頗富代表性。他在 《答劉歆書》中說自己早年“心好沉博絕麗之文”，喜作辭賦，且肯定其諷諫意義。然而，“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云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于是輟不復為”(《漢書·揚雄傳》)。因此，晚年揚雄以為賦是“童子雕蟲篆刻”，理應“壯夫不為也”。總結辭賦創作，他認為“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法言·吾子》)，批評辭賦片面追求形式而忽視內容的靡麗之風。

兩漢文壇有一場令人頗為關注的對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論爭。這次論爭時間頗長，見解不一，爭論激烈，“由前期的高度贊揚到中期的批評否定，正是文學思想發展由以道家為主轉向以儒家為主的重要標志”^①。最早對屈原及其作品做出評價的是賈誼。在《吊屈原賦》中，他對屈原深表同情，認為屈原不為社會所容是因為節操高尚，才能超凡，這一看法很明顯是在強烈的傾訴中暗含自我傷悼。然而賈誼認為屈原的悲劇在于他未能“自引而遠去”，在賈誼看來，“遠濁世而自藏”才合乎圣人之神德，這是很明顯的道家人生態度。賈誼之后有淮南王劉安。劉安曾召集門客編成《淮南子》一書，此書思想頗雜，兼容儒、墨、道、法，但主導傾向仍屬道家。其文學思想有對老莊的繼承和發展，同時又含儒家思想成分，反映了漢初儒道合流的特點。據班固《離騷序》云：“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肯定其“怨刺”的精神以及寄托遙深的比興手法對《詩經》的繼承，同時他贊揚屈原“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與日月爭光可也”，顯示出他本人超然自潔的道家觀念。

西漢末年的揚雄是漢代著名的大儒，其文學思想的核心是原道、征圣、宗經。強調文學創作須合乎儒家之道，以圣人和六經為楷模，這正是漢代獨尊儒術思想欲將文學完全納入其禮教軌道的典型表白。建立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揚雄雖同情屈原的遭遇，總體上肯定其作品，但認為其作品“過以浮”、“蹈云天”(《法言·吾子》)，批評其文詞華麗以及上天人地的浪漫主義描寫有異乎經典的傾向。同時從儒家君臣之道的觀念出發，認為“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漢書·揚雄傳》)，對其以死殉國心存非議，認為自恃才高、以死抗議是跨越臣道的表現。

東漢初年的班固繼承并發展揚雄的思想，肯定屈作“弘博麗雅”，認可其藝術形式的美，但對其憤恨沉江和作品的張揚怨刺深致貶抑，認為他“露才揚己”，“非明智之器”，“責數懷王，怨惡椒蘭”(《離騷序》)，不合臣道。認為其作品中的神話傳說題材“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同樣的態度也表現在班固對司馬遷及其《史記》的批評上，這都表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班固是東漢儒學神學化過程中的核心人物，他曾主持編纂《白虎通義》，正式確立了儒學的神學化地位，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其奉旨修《漢書》也是嚴格貫徹儒學的思想原則。但班固結合文學創作發展實際進行文學理論的探討，特別是對漢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創作實質的揭示，進一步深化了人們對文學的理解和認識。

東漢王逸對屈原及其作品的態度，表現出文學批評經學化的傾向，頗具代表意義。他發揮儒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另一面，認為忠君就應當直諫，甚至不惜“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楚辭章句敘》)，與班固對忠君的理解不大一樣。至于對屈原作品中的神話傳說，王逸認為這不違背儒家經義。然而為肯定屈原作品的價值，王逸將《離騷》中的題材用語同儒家經典一一對照，互相比附，這種做法卻牽強附會，滯礙難通。從這一點看，王逸似乎比班固在經學的泥潭中陷得更深。

注釋

① 張少康、劉三富《中國文學批評發展史》(上卷)第1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