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批評著作。西晉摯虞撰。摯虞(?—311)，字仲洽(一作仲治)。京兆長安(今陜西西安)人。曾師事著名學者皇甫謐，博學多聞，明于禮儀，青年時為郡主簿，后歷任中郎、太子舍人、聞喜令、秘書監(jiān)、衛(wèi)尉卿、光祿勛等。晉懷帝即位后，任太常卿，負責禮樂郊祀。洛陽陷落后，饑餒而死。摯虞長于文筆，著述不倦，《晉書》本傳說他：“撰古文章，類聚區(qū)分為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為之論，辭理愜當，為世所重。”《隋書·經(jīng)籍志》則著錄其《文章流別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別志論》二卷。綜合以上著錄及其他材料，今人或以為《文章流別集》是編選前人作品的總集，按照文體，以類相從;《志》是附在文前的作者小傳，有助于論世知人，理解作品;《論》則是附在各類作品之前對該文體淵源、特點、流變的論述。三者實不可分，而今均已佚失。

倘說《文章流別集》屬“總集”性質(zhì)，則《文章流別論》屬文學理論批評。兩漢以來，創(chuàng)作漸趨繁榮，形式多種多樣，而區(qū)分各類文體的藝術(shù)特征以便于寫作中準確把握，亦逐漸為人們所注目。早在曹丕《典論·論文》，便曾論及八種文體;與摯虞同時而略早，陸機《文賦》更擴至十種文體。但二者于各體特點均畫龍點睛，語焉不詳，且未涉及各體源流變遷。鍾嶸《詩品序》稱“摯虞《文志》，詳而博贍”，即指《文章流別論》而言，可見其所分文體較前人為多，論析較前人為詳。今雖不得睹其全貌，但僅據(jù)清人嚴可均所輯得的十二條，便有頌、賦、詩、七、箴、銘、誄、哀辭、哀策、雜文、碑、圖讖等十二種，并較為詳細地探其源流，判其優(yōu)劣。如論賦，先稱其為“敷陳之稱，古詩之流”，界定其名稱含義，追溯其源自《詩經(jīng)》“賦、比、興”之“賦”;次論其寫作原則為“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借助形象，陳說情志;再述其流變：“前世為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而漢代賈誼之賦則可與屈原并肩;最后論后世之賦的痼弊，為“假象過大”、“逸辭過壯”、“辯言過理”、“麗靡過美”四端。這在文體批評史上實有開創(chuàng)性意義，劉勰《文心雕龍》文體論論述三十余種文體，自稱其程序為“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tǒng)”四項，與摯虞論賦著眼點大致相同，足見其影響。

在論文體時所涉及的理論問題，摯虞也時有精到之見。如說“興者，有感之詞也”，不同于前人的定義，反映出魏晉以來“興”義的新發(fā)展;前述論賦的四“過”，亦能擊中漢大賦的要害。但摯虞是正統(tǒng)的儒者，不免時露保守觀念與宗經(jīng)思想，如強調(diào)文學的政教風化功能，認為“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余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顯然對新興的五言詩持不贊成態(tài)度。

《文章流別論》的佚文，嚴可均所輯的十二條收入《全晉文》卷七十七;另外近人范文瀾又輯得兩條殘文，見其《文心雕龍·序志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