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集。二十卷。唐杜甫撰。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陽(今屬湖北)，生于河南鞏縣。生長于“奉儒守官”的家庭，祖父杜審言為著名詩人。自幼好學，二十歲起漫游于江南一帶，開元二十三年(735)應進士考試未被錄取，繼續在齊趙一帶漫游。天寶五載(746)起在長安居住十年，后得到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官職。安史亂起，杜甫冒著生命危險逃離長安，赴鳳翔投奔唐肅宗，受任左拾遺，外調為華州司功參軍。不久辭官入蜀，定居于成都草堂。此后，除了在成都節度使幕府任過幾個月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基本上漂泊在西南一帶，最后去世于湘江上的小舟中。

《杜工部集》存詩一千四百余首。杜詩題材廣闊，內容豐富。其中大部分作品直接涉及時事政治，記錄了玄宗、肅宗、代宗三朝重大的歷史事件，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亂前后二十多年的社會全貌，表達了詩人熱烈深沉的感情。清浦起龍說：“少陵之詩，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會寄焉者也?！?《讀杜心解·少陵編年詩目譜附記》)因而杜詩有“詩史”之稱。在大量關及時局和社會生活的作品中，杜甫廣泛反映民生疾苦，表達了詩人對人民的深切同情。《兵車行》控訴統治者窮兵黷武帶給人民的深重災難，著名的“三吏”“三別”反映出廣大人民在戰亂中所遭受的痛楚，也表現出階級矛盾的日益尖銳。杜詩還揭示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一封建社會根本的階級對立，從各方面表現出勞動人民艱難貧困的生活，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又呈吳郎》等詩中，充分表達了他對勞動人民的體貼關懷。杜詩還深刻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表示了他的憎恨和憤怒。《麗人行》是對楊國忠兄妹奢侈荒淫面目的有力諷刺，《洗兵馬》指斥李輔國等一群官僚的得勢囂張，《冬狩行》諷刺地方官吏只知打獵取樂，《遣遇》、《甘林》等則寫官吏對人民的盤剝搜刮。杜甫的時事政治詩還充分顯露了他個人對歷史敏銳的洞察力和深厚的愛國情懷。寫于安史之亂前夕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描繪了當時十分尖銳的階級對立，暗示著世變的即將來臨，顯示出詩人很強的政治預見性。另一首著名長篇《北征》，在對戰亂年間山河破碎、生靈涂炭的描述中，傾注了詩人對國事的深切擔憂，表現出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的息息相關。他的喜怒哀樂始終和國家的盛衰起伏相呼應，如《春望》、《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所流露的極痛極喜，都與國事變化相關。他的愛國精神體現在各個方面，如“三吏”“三別”除了有揭露兵役黑暗、同情人民的意義以外，實際上也歌頌了人民為平息叛亂而忍受一切痛苦的精神。

杜甫還有許多吟詠自然的寫景詩，這類詩不僅情景交融，而且還往往系于時事，如《劍門》、《登樓》、《秋興八首》等，都在寫景抒情中顯出干戈擾攘、國困民疲的時代特征。其他如《望岳》、《水檻遣心》等詩也都是寫景佳作。杜甫另有一些詩表現感懷、贈別、詠物、題畫等內容，也寫得深摯沉厚。

杜詩開拓了詩歌的表現領域，在這以前，很少有人能夠像杜甫那樣廣泛深入地把富有社會意義的重大問題都納入詩中。杜詩在藝術上也有許多創新發展。杜甫擷取古典詩歌的成果，把現實主義的創作傳統推到一個新的高度，在典型概括、語言藝術諸方面都取得很高成就，形成了沉郁頓挫的表現風格，在詩歌形式，尤其是五七言律詩方面，他的造詣極深。杜詩給后世帶來了巨大影響，唐代中葉白居易等人倡導的新樂府運動，就是在杜甫詩歌創作啟發下形成的，韓愈、李商隱等詩人也分別受到杜甫創作藝術的影響，宋代詩人王安石、蘇軾、黃庭堅、文天祥及以后各代的一些著名詩人，無不對杜甫推崇備至，并在不同方面繼承了杜甫的創作傳統。

《舊唐書》本傳和《新唐書·藝文志》載杜甫詩集六十卷，已散佚。北宋王洙在寶元二年(1039)取秘府舊藏及各種不完整的杜集，編為十八卷，又別錄賦筆雜著編為二卷，共二十卷，嘉祐四年(1059)王琪又重新編定，后世杜集皆以此為基礎，今有影印本。歷代杜詩注本約在百種以上，現存宋代主要注本有徐居仁《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四部叢刊》據以影印，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黃希注、黃鶴補注的《黃氏補注杜詩》，魯訔編、蔡夢弼會箋的《杜工部草堂詩箋》。清代注本較流行的有錢謙益《箋注杜工部集》，仇兆鰲《杜詩詳注》，楊倫《杜詩鏡銓》及浦起龍《讀杜心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