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以后，詩史上有永嘉之稱。永嘉正是晉朝大亂的時候，即西晉末年，司馬氏集團內部進行了一場群獸狂斗的“八王之亂”，并由此而釀成三百年的戰(zhàn)亂和分裂，給當時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當時身居亂世的詩人，有以激情之詞寫國家之痛的，但更多的是逃避現實，寫玄虛而慕仙幻的玄言詩。

玄言詩，在曹魏末年，清談家王弼、何晏等已開始寫了。到西晉末，這種詩已普遍流行。東晉初，一些清談家逃到江南，如許洵、孫綽等，寫的詩在玄言外又加上佛語，成為一時文宗，形成文學界的風尚。鐘嶸《詩品》說：“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洵、桓(溫)、庾(亮)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這里較正確地概括了玄言詩的主要特點：“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論”(“道德論”即《老子》)。簡單地說，玄言詩和中國古代詩歌以抒情為主的傳統(tǒng)不同，象是老莊著述的注疏，是用老莊的話語來進行議論，表現哲理，作成膚淺乏味毫無文采的詩句。它的最大毛病是缺乏形象與文采，沒有詩味，而不在于是否有議論和哲理。事實上，后來也有不少詩人以議論入詩，或以詩談哲理，其中不乏優(yōu)秀之作。

玄言詩在兩晉間流行一百余年，它是魏晉以來玄學的直接產物。玄學就是以老莊為骨架的哲學思想。這種哲學思想在魏晉士大夫中普遍流行。注疏老莊是當時文人所好，談玄說理更是一時習尚。在這種風氣影響下，就有了如同老莊“義疏”的玄言詩。這種詩在內容上大多不敢正視殘酷的現實而在主觀世界中去尋找自由和解脫，徹底背離了建安文學的傳統(tǒng)。在藝術上缺乏真切的感情和生動的形象。它除了敘述哲理外，還要勉力擬古，于是就變成了一種歌訣和謁語了。

玄言詩的代表作家已如前述是孫綽、許洵、桓溫，庾亮等。許洵、桓溫、庾亮都沒有詩傳下來，我們只有以孫綽的作品來考查玄言詩了。

孫綽(314—371)，字興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遙縣)人。少年時過著隱居生活，后來官至廷尉卿，領著作。他以詩來宣揚玄學，是東晉著名的玄學詩人。他也能作賦，有《遂初賦》、《游天臺山賦》。原有集，已散失，明人輯有《孫廷尉集》?！稌x書》本傳載：“綽與洵一時名流，或愛洵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洵。沙門支遁(亦玄言詩人)試問綽： ‘君何如許？’答曰：‘高清遠致，弟子早已服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從這里可以知道，孫綽、許洵雖然都是當時名流、玄言詩人，但許洵是以品格高邁著稱，孫綽則長於詠吟，以文采取勝。孫的《天臺山賦》盡管雜有禪意，但文字工麗，刻劃極精。

我們看看他的詩：

大樸無象，鉆之者鮮。玄風雖存，微言靡演。邈矣哲人，測深溝緬。誰謂道遠，得之無遠。……

(《贈溫嶠》)

仰觀大造，俯覽時物。機過患生，吉兇相拂。智以利昏，識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則震驚，得必充詘。……

(《答許洵》)

從這些詩句，可看出玄言詩的趨向和特點，也可以看出孫綽詩歌的風格。劉孝標注引《續(xù)晉陽秋·文學》說：“……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洵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而《詩》，《騷》之體盡矣。”由于他祖尚那種“佛理”合道家之言，以詩來敘述佛老哲理，牽強附會地去擬古，丟掉了自《詩經》到建安的傳統(tǒng)。加之，用典很多，缺乏真情實感，沒有具體生動的藝術形象，讀來晦澀難懂，成了一種歌訣式的謁語。

孫綽也還有較好的詩作，如《秋日》：

蕭瑟仲秋日，飆唳風云高。

山居感時變，遠客興長謠。

疏林積涼風，虛岫結凝霄。

湛露灑庭林，密葉辭榮條。

撫菌悲先落，攀松羨后凋。

垂綸在林野，交情遠市朝。

澹然古懷心，濠上豈伊遙。

詩中雖然用了《莊子·逍遙游》中“朝菌不知晦朔”、《論語·子罕》中“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和《莊子·秋水》中莊子與惠子濠上之游的典故，但總的還是好的。它比較形象地寫出了秋日山中自然界的變化，以及自己樂于逍遙林野的放逸心情。既有形象，又有感情，較好。此外，支遁的《詠懷詩》、《利城山居》等詩作，尚有可取之處。

在永嘉詩壇上，雖然玄言詩占統(tǒng)治地位，但也有象郭璞，劉琨等少數詩人，用憤激的言辭表現家國之痛的悲憤心情的。比如劉琨在《答盧諶》中寫道：“橫厲糾紛，群妖競逐?；鹆巧裰荩榱魅A域。彼黍離離，彼稷育育。衰我皇晉，痛心在目。”深刻地揭露了異族侵略者給人民帶來的苦難，表現了強烈的愛國思想。再如郭璞，他雖然是屬于游仙文學的代表作家，作品中也存在著消極避世的思想，但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抒寫了自己不滿現實的憤慨情緒，有別于“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玄言詩。所以《詩品》說郭璞“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劉勰說“景純艷逸，足冠中興。”這種評論不太符合當時實際的。盡管郭詩還在一定程度上保存詩的美質與情韻，但并不能改變當日詩風而使詩“中興”。相反，“(許)洵、(孫)綽并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劉孝標注引《續(xù)晉陽秋·文學》)“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玄虛詩風，風會所趨，仿效日眾，彌漫了東晉詩壇。后來雖然有些詩人如殷仲文、謝混等，力圖改變這種詩風，但并未能使詩壇“中興”而生輝。真正一洗玄言風氣，獨樹一幟，使詩歌重回意境情韻的，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偉大詩人陶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