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衡”派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深入發展時期，在南方涌現出來的一個宣傳復古主義、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文學流派和社團。一九二二年一月，該派因為在上海創辦《學衡》月刊而得名(共出了79期，1933年停刊。)該派和北京的甲寅派(《甲寅》周刊)一樣，以“精通西學”的名義，為舊勢力呼號。它們一南一北，遙相呼應，不斷向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進行反撲。“學衡”派的主要人物有胡先驌、梅光迪和吳宓等。他們當時都是東南大學的教授，都是與胡適同時期的外國留學生，和“桐城派”林紓等人的主要區別在于，他們是一批穿“西裝”的封建紳士、半歐化的守舊復古派。

在“學衡”派的三個代表人物中，胡先驌反對文學革命最起勁，他是在集中全力攻擊白話文學，而梅光迪、吳宓二人則主要著眼于反對新文化運動。從一九一九年起，胡先驌發表了《中國文學改良論(上)》、《評嘗試集》、《評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后又在《學衡》雜志上發表了《文學之標準》。由于胡先驌也主張改良文學，對古文和白話文學并加抨擊，所以他的文章特別引人注目。此外，梅光迪發表了《評提倡新文化者》、《現今西洋人文主義》；吳宓發表了《論新文化運動》、《我之人生觀》。他們在上述文章中，擺出一副“學貫中西，博通古今”的架子，打著“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旗號，拾取一些西洋古典，竭力為“國粹”和文言文擦胭抹粉，反對白話文和文學革命。

“學衡”派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他們誣蔑新文學運動使中國文學“雷同因襲，千篇一律”，并把造成這種所謂“惡果”的原因歸結為新文學提倡者把“久已為經濟學家所批駁”的“馬克斯(思)之社會主義”，“尊若圣經”(梅光迪：《評提倡新文化者》)，誣蔑馬克思主義是陳舊的學說，在中國的傳播是“無的放矢”、“全失其義”(肖純錦：《中國提倡社會主義之商榷》)。

“學衡”派的主要論點如下：

一、反對文學的進化和革命。

梅光迪在《評提倡新文化者》中說過：“文學進化至難言者，西國名家多斥文學進化為流俗之錯誤，而吾國人乃迷信之，……若后派必優于前派，后派興而前派即絕跡者。然此稍讀西洋史，稍聞西洋名家諸論者，即不作此等妄言。何吾國人童騃無知，顛倒是非如是乎！”

二、鼓吹文言勝于白話，認為白話不宜作詩，反對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

胡先骕在《中國文學改良論》中說，文言“除少數艱澀之句外，莫不言從字順”，“動輒洋洋萬言，莫不痛快淋漓纖悉必達”，而“用白話以敘說高深之理想”、“最難剴切簡明”，又說：“詩家不能盡用白話，征諸中外皆然。……且無論何人必不能以俗語填詞。”他認為白話詩“僅為白話而非詩”；還認為，文學的演變，到梁啟超的新文體已夠“簡明顯豁”，“中學學生能讀能作”，實在不需要另造白話文學了。

三、說什么言與文不應合一，單純的白話不能成文章。

胡先骕在《中國文學改良論》中還說：“語言若與文字合而為一，則語言變而文字亦隨之而變。……向使以白話為文，隨時變遷，宋元之文，已不可讀，況秦、漢、魏、晉乎！此正中國言文分離之優點，乃論者以之為劣，豈不謬哉。”

四、認為文學只能因襲模仿前人，不能創新和革命。

吳宓在《論新文化運動》中說過：“文學成于模仿。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時率皆力效前人，節節規撫，初僅形似，繼則神似，其后逐漸變化，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模仿而出者也。”他們還誣蔑新文學運動是“模仿西人，僅得糟粕。”

五、攻擊新文學提倡現實主義是與黑幕小說同流。

此外，“學衡”派還竭力地為封建軍閥鎮壓學生愛國運動的罪行辯護。他們誣蔑學生的愛國行動是為政客所利用，“啟無故之釁”，極力引誘青年“靜室講習，埋首故紙”，妄圖把廣大青年引入歧途。

“學衡”派的主要特征是“中西合璧”，愛用西洋“典故”以證明它們的復古理論的正確。說什么“凡夙昔尊崇孔孟之道者，必肆力于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的哲理”，“凡讀西洋之名賢杰作者，則日見國粹之可愛”，等等。

“學衡”派的謬論剛一出籠，就遭到新文學運動擁護者的反擊。鄧中夏在《思想界的聯合戰線問題》一文中，號召社會化的文學家聯合起來，向梅光迪之流“一致進攻”。他指出，“學衡”派與研究系、政學系、聯省自治派和無政府黨等各種反動勢力是一丘之貉。魯迅、沈雁冰(當時化名為玄珠)、沈澤民、鄭振鐸、羅家倫等人也紛紛寫文章加以批駁。例如，當梅光迪說什么“英國文學評論大家韓立士多斥文學進化論為流俗之錯誤，而吾國仍迷信之”時，沈雁冰就撰文《評梅光迪之所評》，著重駁斥其“立論的外國根據”，指出韓立士死后，西歐文學評論界早已否定了他的觀點，而西歐文學進化觀點的興趣還在韓立士死了之后，所以梅光迪完全是在“顛倒系統”；而胡先骕認為，中外“詩家必不盡用白話”、“歐西文言，何嘗合一”，還以希臘古文學的重大價值來攻擊提倡白話文的人。沈雁冰的文章指出：“英美文學家原來都是用白話文做文章的”；還說，希臘也曾有過“文白之爭”，而古希臘的“文言”最后“也只好讓給白話了”，以此證明“現代人作文以現代語”是“舉世所趨”。給“學衡”派以致命打擊的還有魯迅先生，他在《估“學衡”》這篇文章里，根據“學衡”派“雖然張皇國學，筆下卻未免欠亨，不能自了”的眾多事例，指出他們“文且未亨，理將安撫”，“可惜的是于舊學并無門徑，并主張也還不配”，他們“‘衡’了一頓，僅僅‘衡’出了自己的銖兩來，于新文化無傷，于國粹也差得遠。”他們“實不過聚在‘聚寶之門’左近的幾個假古董們放的假毫光。”有力地揭穿了這幫封建余孽“昌明國粹”的虛偽性和欺騙性。

經過魯迅和沈雁冰等人為代表的新文學陣營的反擊，“學衡”派便聲名狼藉、丑態畢露、潰不成陣了。他們這伙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在我國文化領域的代言人，只好偃旗息鼓、銷聲匿跡，終于被文學革命的浪潮所卷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