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詞派為乾嘉時的張惠言所開創，后經嘉道時的周濟進一步加以完善和發展，加之同光時的譚獻、馮煦，清末的王鵬運、鄭文焯、況周頤、朱孝臧等人推波助瀾，遂成為清代中葉以后領袖詞壇的又一大詞派。

清代，在詞的發展史上號稱為詞的中興時代，不僅作者輩出，而且標舉詞派成風。除以南唐詞風著稱的納蘭性德等人外，先后興起的還有浙西派和陽羨派。如果以創作而言，前者標舉姜、張之清空，朱彝尊開其端，厲鶚振其緒，固曾盛極一時； 后者則崇尚蘇、辛之豪放，以陳迦陵為領袖，亦曾風靡當世。然而，浙西派之末流一意追求清空而流于空疏浮薄，陽羨派之末流一味講究豪放而流于叫囂粗率，致使當時詞壇上學周、秦一派的流為“淫詞” ( “揣摩床第，污穢中冓”的色情之作)，學蘇、辛一派的流為“鄙詞” ( “詼嘲則俳優之末流，叫嘯則市儈之盛氣”的庸俗之作)，學姜、張一派的流為“游詞” ( “義不出乎花鳥，理不外乎應酬”的無聊之作)，內容貧乏是它們的共同之處，詞風浮淺與粗俗則是它們的兩個極端。嘉慶年間，張惠言、周濟諸人出，以“風騷”之旨相號召，反瑣屑饾饤之習，攻無病呻呤之作，從者翕然效之，遂有常州詞派的興起。其次，就其特定的歷史需要而言，常州詞派的產生也有其適應的一面。乾嘉時期，正是清王朝由鼎盛轉入中衰的轉折時期，清王朝的內外矛盾斗爭十分尖銳激烈。清王朝的黑暗統治，不僅導致了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起義，而且引來了外國列強們的侵略與掠奪。這無情的現實，再也不容許封建士大夫們逍遙物外，終日沉浸在笙歌鼎沸的鬢光袖影之中，避開斗爭現實而去專門追求唯美主義的春夢詞了。因此，常州詞派提倡“意內言外”、“比興寄托”，用詞來抒寫個人觀感和諷諭現實的詞論主張，正符合了當時一般詞人的審美心理，故一時和者從風，很快就取代了浙西詞派的詞壇盟主地位。

常州詞派的詞論主張是尊詞體、重比興、區正變。

一、尊詞體。常州詞派主張依據儒家“詩教”推尊詞體，欲把當時視為“詩余”的詞，提高到“史詩”的地位，使之合于士大夫的價值標準。就文體之正統而言，詩有詩教，文有文統，唯獨詞起源于里巷歌謠，且向有“側艷”的傳統。因托體不高而被目為小道，不得登正統文體的大雅之堂。張惠言欲正本清源，想要打破詞為“卑體”的傳統觀念，努力提高詞的地位，以挽詞風每況愈下的頹勢于既倒，這就是一般所說的“尊體”。他在《詞選序》中說： “詞者，蓋出于唐之詩人，采樂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詞，故曰詞。傳曰： ‘意內而言外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于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誹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張惠言提出詞出自唐人之手，與樂府同源，并利用前人解釋《詩經》《楚辭》的方法來解釋詞，把詞與《詩經》《楚辭》相提并論，其用意是要托體自尊，欲借此來達到提高詞體地位的目的。他從儒家詩教的正統觀念出發，認為“尊體”的最根本途徑是擴大詞的題材，重視發揮詞的社會作用，做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因此他提出了詞應上接《風》《騷》，“與詩賦之流同類而風誦之”的詞論主張。他認為只有這樣詞才能立意深，品格高，浮淺與粗俗之弊方可盡掃，才能使一向被視為“卑體”的詞能與詩賦一樣，躋身于儒家傳統所認可的正統文體之列。常州詞派的另一位重要詞論家周濟在其《詞辨》中也說：“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綢繆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饑，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事多，識理透，可為后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周濟認為詩有“史詩”，詞也應該有“史詞”，其內容或事前的“綢繆未雨”，或為慮亂的“太息厝薪”，或為積極的“己溺己饑”，或為消極的“獨清獨醒”，總之都應以時代的盛衰作為背景，可為后人“論世之資”，有“史”的意義，才能使詞這種文體獨樹一幟。常州詞派的這一詞論主張，對糾正當時詞壇的流弊和提高詞體的地位，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重比興。由上述可知，常州詞派不僅推尊詞體，而且注重“比興寄托”，提倡“意內言外”。所謂比興寄托、意內言外，亦即陳廷焯所說的“寫怨夫思婦之懷，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皆可于一草一木發之。而發之又必若隱若見，欲露不露，反復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 (據《白雨齋詞話》卷一)張惠言為了宣揚自己的這一詞論主張，精選了唐宋名家四十四人的詞一百一十六首，并專從比興寄托的角度加以箋釋詞意，編為《詞選》一書。因此，黃彭年在《香草詞序》中評論張惠言說： “詩亡而樂府興，樂府衰而詞作。其體小，其聲曼，其義則變風變雅之遺。自皋文張氏以意內言外之旨論詞，而詞之旨始顯。”常州詞派的后繼者周濟不僅也重比興寄托，而且還指出了實踐比興寄托的重要途徑。他說： “初學詞求有寄托，有寄托則表里相宜，裴然成章。既成格調，求無寄托，無寄托則指事類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實，且能無寄托也。” (據《介存齋論詞雜著》)他認為“詞非寄托不入，專寄托不出” (《宋四家詞選序》)，主張作詞要做到有寄托與無寄托的辯證統一，使詞達到“言近而旨遠，詞淺而義深”的幽微境界。由此可見，周濟的所謂“無”乃是從“有”轉化而來的“無”是先“入”而后“出”的“無”，并非真正無寄托比興的“無”’。因此，詹安泰在《論寄托》一文中曾經說：“周氏所謂‘無寄托’，非不必寄托也，寄托而出之以渾融，使讀者不能斤斤于跡象以求其真諦。”又說： “曰‘求無寄托’，則其有意為無寄托，使有寄托者，貌若無寄托可知。” (1936年《詞學》季刊三卷三號，第11—12頁)正如況周頤所說“詞貴有寄托，所貴者流露于不自知。”(《蕙風詞語》卷五)周濟的由“有”而“無”’由“入”而“出”的理論，既可以因“入”與“有”而避免浮淺空虛之病，又可以因“出”與“無”而避免為詞過實之弊，這的確不失為一種十分精辟而又獨到的見解。因此，常州詞派的意內言外之說，比興寄托之論，自從張惠言提出之后，詞家詞論家大都翕然從其所論。常州詞派諸家自不必說，其它如劉熙載、馮煦、項鴻祚諸人，也為之推波助瀾，不僅使這些詞學理論影響甚大，而且使常州詞派盛極一時。

三、區正變。常州詞派從傳統的正變觀出發，宗溫庭筠、周邦彥等人，其論詞標準是“深美閎約”。所謂“深閎”，是指詞的思想內容深刻閎富，意境深遠廣大；所謂“美約”，是指詞的審美價值及藝術概括。張惠言在《詞選序》中評論五代詞時說： “自唐之詞人，李白為首。其后韋應物、王建、韓翃、白居易、劉禹錫、皇甫松、司空圖、韓偓，亦有述造。而溫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閎約。”他還認為“宋之詞家，號為極盛。然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他們的詞才“近乎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因而比興溫厚，一歸于正。他認為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諸家的詞“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當世”，批評柳、黃的詞“蕩而不反”，流于秾艷； 劉過的詞“傲而不理” ，流于叫囂粗率； 吳文英的詞“枝而不物”，表面華麗奪目，其實言之無物。浙西派強調清空醇雅，偏重形式，常州派強調寄托，注重內容，這是常派不同于也高于浙派的地方。常州詞派著名詞論家周濟也說： “皋文曰：‘飛卿之詞，深美閎約’ 信然。飛卿醞釀最深，故其言不怒不懾，備剛柔之氣。……神理超越。” ( 《介存齋論詞雜著》 )周濟不僅推崇溫庭筠，而且還十分推尊周邦彥。他在《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中說： “清真(周邦彥)，集大成者也。稼軒(辛棄疾)斂雄心，抗高調，變溫婉，成悲涼； 碧山(王沂孫)饜心切理，言近旨遠，聲容調度，一一可循； 夢窗(吳文英)奇思壯采，騰天潛淵，返南宋之清泚，為北宋之秾摯，是為四家，領袖一代。余子犖犖，以方附庸。……問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余所望于世之為詞者蓋如此。”周濟雖推崇辛棄疾等人，卻視周邦彥為集大成者，把辛詞置于周詞之下。周濟還把周邦彥、史達祖、吳文英等人偏美格律的詠物之作，放在正統地位，亦即正體之中，把辛詞視為“變調”、“別格”放入“變體”之中，而范仲淹的名作《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等詞，連入選“變體”的資格也沒有。常州詞派的鼻祖張惠言則對溫庭筠的詞推崇備至，他的《詞選》一書重婉約輕豪放，重雅正輕俚俗的傾向十分明顯，以符合變風、比興、雅正之義的詞為正體，反之則為變體。此書所選溫詞占十八首，辛詞僅六首，蘇詞只四首，而且并非都是蘇、辛的代表作。浙派以姜、張為正宗，常派奉溫庭筠、周邦彥、吳文英、王沂孫等人為正宗，在偏美形式這一點上，其實并無本質上的差別。由此可見，常州詞派關于詞的正變觀，一方面反映了他們仍舊受著儒教尊體派的明顯影響，拘守以婉約為正宗，以豪放為別格，鄙棄俚俗的正統觀念，另一方面，以雅為正也是針對當時“揣摩床第，污穢中冓”的淫詞和“詼嘲則俳優之末流，叫囂則市儈之盛氣”的鄙詞而發，其意在提高詞格，以爭得詞的正統地位，這也是無可非議的。

但是，常州詞派為了在前人的作品中尋求“微言大義”，過分“依物取類，貫穿比附”，故其論詞往往捕風捉影，失之于穿鑿附會，流為經學家的迂腐。其最著者則是經學家張惠言，如“傳曰：意內言外謂之詞”，就其為了抬高詞體，托體自尊的做法，以及他為了反對浙西派末流的浮薄空疏，強調比興寄托，對詞的創作與欣賞而言，當然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但《說文解字》卷九說： “詞，意內而言外也，從司從言。”段玉裁注： “有是意于內，因有是言于外，謂之詞。”很明顯，《說文解字》所說的“意內言外”，根本不是指作為詩體的詞，而是指語詞而言的。又如他在《詞選》中對蘇軾《卜算子》箋釋說鲖陽居士云： “缺月，刺明微也；漏斷，暗時也；幽人，不得志也；獨往來，無助也；驚鴻，賢人不安也；回頭，愛君不忘也；無人省，君不察也”等等，最后他說“此詞與《考槃》詩極相似”。說歐陽修《蝶戀花》一詞中的“庭院深深，閨中既以邃遠也；樓高不見，哲王又不寤也；章臺游冶，小人之徑也；雨橫風狂，政令暴急也；亂紅飛去，斥逐者非一人，殆為韓范作乎？”還說溫庭筠《菩薩蠻》一詞的內容似《感士不遇賦》，其篇法同于《長門賦》，“照花前后鏡”四句有屈子《離騷》初服之意。周濟在《詞辨》中也附和張說，以“士不遇”讀之最確。詞至宋后，文人之作日多，寄托之說愈盛，所謂“ ‘瓊樓玉宇’ ，天子識其忠言； ‘斜陽煙柳’ ，壽皇指為怨曲； 造口之壁，比之詩史； 太學之詠，傳其主文。” (金應珪《詞選后序》 )作者確有寄托，讀者亦有所悟。然牙板金尊，不必盡言忠愛，而雙枕墮釵、香囊羅帶之詞亦有間作。可張惠言過分牽強附會，故其論詞實多謬誤，不可盡信。因此，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批評張惠言說： “固哉！ 皋文之為詞也。飛卿菩薩蠻，永叔蝶戀花，子瞻卜算子，皆一時興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紋羅織。”謝章鋌在張惠言《詞選跋文》中也指出： “讀皋文此選，則詞不入于淺，……皋文之有功于詞豈不偉哉。然而杜少陵雖不忘君國，韓冬郎雖乃心唐室，而必謂其詩字字有隱衷，語語有微詞，辨議紛然，亦未免強作解事。”這些批評，無疑是十分正確的。

常州詞派除前面所講到的張惠言、周濟、陳廷焯、譚獻、王鵬運、鄭文焯、況周頤等人外，還有張琦、董士錫、惲敬、左輔、錢季重、李兆洛、丁履恒、陸繼輅、金應珹、莊棫、金式玉等較有名，其代表人物是張惠言和周濟。

張惠言(1761—1802)，字皋文，號茗柯，江蘇武進(今常州市)人。嘉慶四年進士，任翰林院編修，著有《茗柯詞》、《茗柯文編》，并編有《詞選》、《七十家賦鈔》等。張惠言是著名的經學家和文學家，他文崇唐宋，與惲敬同為陽湖派首領。其詞低徊要眇，婉而多諷，語言凝練純凈，且無綺靡秾艷之病。如寫暮春的《水調歌頭》：

……曉來風，夜來雨，晚來煙，是他釀就春色，又斷送流年。……

黑暗勢力和惡劣環境，往往會孕育出象春色一樣美好的人和物，卻又把他們無情地斷送。此詞言有盡而意無窮，寄托了作者對社會現實的切身感受，給人以很高的審美價值。又如他的名作《木蘭花慢》，通過晚春飄泊的楊花形象，寄托了作者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云山愁影，萍蹤淚凝的感慨，其情真摯深微，感人至深。還有他的《木蘭花慢·游絲》、《水調歌頭·春日賦示楊生子掞》、《風流子·出關見桃花》等詞，一唱三嘆，哀斷幽艷，表達了自己“感士不遇”的真實情感。因此陳廷焯評論其詞時說： “熱腸郁思，若斷還連，全自風騷變出。”(《白雨齋詞話》卷四)

周濟(1781—1839)，字保緒，一字介存，號未齋，晚年號止庵，江蘇荊溪(今宜興)人。嘉慶十年進士，曾任淮安府學教授。后隱居金陵春水園，潛心著述，著有《味雋齋詞》、《詞辨》、《介存齋論詞雜著》、《晉略》等書，并輯有《宋四家詞選》。其代表作如《渡江云》：

春風真解事，等閑吹遍、無數短長亭。一星星是恨，直送春歸，替了落花聲。憑闌極目，蕩春波、萬種春情。應笑人、舂糧幾許，便要數征程。冥冥，車輪落日，散綺余霞，漸都迷幻景。問收向、紅窗畫篋，可算飄零？相逢只有浮云好，奈蓬萊東指，弱水盈盈。休更惜，秋風吹老莼羹。

此詞起落有度，含蓄深沉，既是寫飄零的楊花，又是寫飄泊的人，寄托了作者的深深慨嘆。譚獻評之曰： “怨斷之中，豪宕不減。” (《篋中詞》)

常州詞派其他詞人的作品，如惲敬《阮郎歸·畫蝴蝶》、張琦《摸魚兒·漸黃昏》、錢季重《六丑·見芙蓉花作》 陸繼輅《隔溪梅·蝴蝶》、丁履恒《緣意·雁》等，都是索物寄意之作，此類作品與浙西派“巧構形似之言”的詠物詞相比，在意格方面確有深淺之別與高下之分。但由于常州詞派的生活面窄，創作又脫離實際，加之過分強調寄托的含蓄，故其作品多意境狹窄，詞旨隱晦，且偏于擬古之病，這是應當揚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