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關雎》是《風》之始也，也是《詩經》之第一篇。古人把它冠于三百篇之首，說明它的重要性和對它評價之高。《史記·外戚世家》記述說：“《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厘降……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又《漢書·匡衡傳》記載匡衡疏云：“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他們的著眼點是迂腐的，但他們對詩之本義的概括卻基本正確。問題在于它所表現的是什么樣的婚姻?這關系到我們對《風》的理解。朱熹《詩集傳》“序”說：“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于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又鄭樵《通志·樂略·正聲序論》說：“《詩》在于聲，不在于義，猶今都邑有新聲，巷陌競歌之，豈為其辭義之美哉?直為其聲新耳。”朱熹是從詩義方面論述的，鄭樵則從聲調方面進行解釋。我們把二者結合起來，那末可以認為《風》是一種用地方聲調歌唱的表達男女愛情的歌謠。盡管朱熹對《關雎》主題的解釋并不如此，但從《關雎》的具體表現看，它確是男女言情之作，是寫一個男子對女子愛情的追求。其聲、情、文、義俱佳，足以為《風》之始，三百篇之冠。孔子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此后，人們評《關雎》，皆“折中于夫子”(《史記·孔子世家》)，《關雎》究竟如何呢?

此詩原作三章：一章四句，二章八句，三章八句。鄭玄從文義上將后二章又各分為兩章，共五章，章四句。茲從鄭玄。第一章以雎鳩和鳴于河之洲上，其匹偶不亂之意，而興淑女是君子的好匹配。這一章的佳處，在于它那種舒緩平正之音，并以這種音調領起全篇，形成全詩的基調。而且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為綱目，統攝全詩。第二章之“參差荇菜”是承“關關雎鳩”而來，也是以洲上生長之物，即景生情。“流”，《毛傳》訓為“求”，不確。因為下文“寤寐求之”已有“求”字，此處不當再有“求”意，應當作流動解。這是以荇菜流動無方喻淑女之難求。“求”字是全篇的中心，通首詩都在表現一個男子對女子的追求過程，即從深切的思慕到實現結婚的愿望。第三章抒發求之不得的憂思。此為一篇的關鍵，最能體現全詩的精神。姚際恒《詩經通論》評云：“前后四章，章四句，辭義悉協。今夾此四句于‘寤寐求之’之下，‘友之’、‘樂之’二章之上，承上遞下，通篇精神全在此處。蓋必著此四句，方使下‘友’、‘樂’二義快足滿意。若無此，則上之云‘求’，下之云‘友’、‘樂’，氣勢弱而不振矣。此古人文章爭扼要法，其調亦迫促，與前后平緩之音別。”姚際對本章在全詩中重要性的分析，最為卓識。應當補充者，為此章不但以繁弦促管振文氣，而且寫出了生動逼真的形象，即王士禎《漁洋詩話》所謂“《詩》三百篇真如畫工之肖物。”林義光《詩經通解》說：“寐始覺而輾轉反側，則身猶在床，”這種對思念情人的心理的描寫，可謂“哀而不傷”者也。第四、五章寫求而得之的喜悅。“琴瑟友之”、“鐘鼓樂之”，都是既得之后的情景。曰“友”，曰“樂”，用字自有輕重、深淺之不同。極寫快足滿意而又不涉于侈靡，所謂“樂而不淫”者也。通篇詩是寫一個男子對女子的思念、追求過程，寫求之不得的焦慮和求而得之的喜悅。

此詩之主要表現手法是興寄，此詩以雎鳩之“摯而有別”，興淑女應配君子;以荇菜流動無方，興淑女之難求;又以荇菜既得而“采之”、“芼之”，興淑女既得而“友之”、“樂之”等。這種手法的特點，在于寄托深遠，能產生文已盡而意有余的效果。

此詩還采用了一些雙聲疊韻連綿字，以增強詩歌音調的和諧美和描寫人物的生動性。如“窈窕”，是疊韻;“參差”，是雙聲;“輾轉”，既是雙聲又是疊韻。用這類詞語修飾動作，如“輾轉反側”;摹擬形象，如“窈窕淑女”;描寫景物，如“參差荇菜”，莫不活潑逼真、聲情并茂。劉師培《論文雜記》云：“上古之時，……謠諺之音，多循天籟之自然，其所以能諧音律者，一由句各葉韻，二由語句之間多用迭韻雙聲之字。”此詩雖非句各葉韻，但其對雙聲疊韻連綿字的運用，卻保持了古代詩歌淳樸自然的風格。

在用韻方面，此詩采取偶句入韻的方式。如鳩、洲、逑葉韻，屬幽部;流、求葉韻，也屬幽部;得、服、側葉韻，屬職部;采、友葉韻，屬之部;芼、樂葉韻，屬宵部。這種偶韻式支配著兩千多年來我國古典詩歌諧韻的形式。而且全篇三次換韻，又有虛字腳“之”字不入韻，而以虛字之前一字為韻的。這種在用韻方面的參差變化，極大地增強了詩歌的節奏感和音樂美。

對《關雎》，我們應當從詩義和音樂兩方面去理解。就詩義而言，它是“民俗歌謠”，他所寫的男女之愛情是作為民俗反映出來的。相傳古人在仲春之月有會合男女的習俗。《周禮·地官·媒氏》云：“媒氏(即媒官)掌萬民之判(配合)。……中春(二月)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不禁止私奔);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關雎》所詠未必就是這段史事的記實，但是這段史實卻有助于我們了解古代男女相會、互相愛慕并希望成婚的心理狀態和風俗習尚。文學作品描寫的對象是社會生活，而對社會風俗習尚的描寫，能更真實地再現社會生活，使社會生活融匯于社會風習的畫面中，從而就更有真實感。《關雎》就是把古代男女戀情作為社會風俗習尚描寫出來的。就樂調而言，全詩重章疊句都是為了合樂而形成的。鄭樵《通志·樂略·正聲序論》云：“凡律其辭，則謂之詩，聲其詩，則謂之歌，作詩未有不歌者也。”鄭樵特別強調的重要性。凡古代活的有生氣的詩歌，往往都可以歌，并重視聲調的和諧。《關雎》重章疊句的運用，說明它是可歌的，是活在人們口中的詩歌。當然，《關雎》是把表達詩義和疾徐聲調合起來，以聲調傳達詩義。鄭玄《詩譜序》云：“《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于此乎?”《關雎》篇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