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二)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四)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五) 曾子曰：“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于斯矣。”

(六)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七)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

(八) 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

(十)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十一)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馀不足觀也已。”

(十三)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十五)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十六)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十七)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十八)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十九)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二十一)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注釋〕　 泰伯：亦作“太伯”，周太王古公亶父之長子，周文王之伯父。　 三讓：史傳不詳。據傳說，古公看重幼子季歷之子姬昌，欲傳季歷，后再傳給昌(周文王)。泰伯知其父意，故讓。　 得：通“德”。無得：指無實跡記載。　 葸(xǐ)：害怕。　 絞：尖刻、刺人。　 遺：遺棄。　 偷：薄。不偷：厚道。　 孟敬子：魯國大夫仲孫捷。　 暴慢：粗暴怠慢。　 鄙倍：粗鄙背理。　 籩豆：古代祭祀禮器，籩為竹制的，豆為木制的。　 有司：專司其事的小吏。　 犯：非禮相加。校：計較。　 吾友：歷來注家認為“吾友”指顏回。　 六尺：古人以七尺指成年，六尺(合今1。38米)指十五歲以下的人。托孤：受前君命輔佐幼主。　 百里：指大國。　 弘毅：弘大強毅。　 興：起。　 周公：西周初政治家，姬姓，名旦，周武王之弟。　 見：同“現”。　 師摯：春秋時魯國樂師，名摯。始：指開始演奏。　 亂：樂之終，用合奏。　 侗：幼稚無知。愿：老實。　 悾(kōnɡ)悾：愚蠢。　 巍巍：高大的樣子。　 舜、禹：遠古國君，傳說他們都由禪讓而即帝位。　 不與：不相關，意不以君位為樂。　 則：效法。　 蕩蕩：空曠的樣子。 名：用語言來稱說。　 煥：光明的樣子。　 文章：禮儀制度。　 無間：無可非議。　 菲：菲薄。　 黻(fú)：祭服。冕(miǎn)：大夫以上的帽子都通稱冕，這里指祭祀時用的禮帽。　 溝洫：田間水渠，這里指農田水利。

〔鑒賞〕　傳統是不能擺脫、拋棄的。文化創造，也只能在傳統的基礎上，有所因革，有所損益，才有可能。孔子對中華文化發展的貢獻，就是在傳承優秀的文化傳統的過程中作出的。閱讀了本篇內容，我們會感受到孔子對從遠古至周代的先哲們的崇敬、仰慕的感情。比如孔子贊美堯這位政治家“大哉”，“巍巍乎”！只有“天”才可以與他相比擬，他的成就“煥乎”，是多么的光輝燦爛啊！(見第十九章)又比如孔子深贊夏禹的“菲飲食”、“惡衣服”，而為民“盡力乎溝洫”，“吾無間然矣”，找不到任何可以批評他的話了(見第二十一章)。

懂得了對傳統的繼承、吸收與改革、創造之間的關系，我們可以評價本篇另一個重要內容——禮治與德治的關系了。以禮治國并不是孔子的創造，但孔子對西周的禮儀制度非常欣賞。可是到了西周末年，禮治遭到了破壞。“禮”成了徒具形式的外在的飾具了。孔子大力倡導德治，把“仁”作為新鮮血液灌輸到“禮”的軀體中去，禮儀這外在的行為規范有了內在的仁愛之心和理性自覺的支撐，重新發揮作用。有人認為孔子的政治思想中，“德治”思想是進步的，而“禮治”主張是倒退的，這種說法沒有看到這兩者之間有統一的地方。

“禮”對于“德”的作用，不是可有可無的。孔子以“恭”、“慎”、“勇”、“直”等道德規范為例，說明如果“無禮”的配合，那么就會分別演變為“勞”(擾勞)、“葸”(畏懼)、“亂”(盲動)、“絞”(尖刻)。如果統治者推行禮治，做到“舊不遺”，“篤于親”，既尊老又敬親，那么“民興于仁”，“民不偷”，民間大講道德，人間關系不淡漠，德治才能真正得到實施(見第二章)。

在教育中，“禮”的作用同樣不能忽視。孔子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第八章)詩教、禮教、樂教三者都是孔子對學生進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其中知禮才能立身，是孔子多次強調的。因為禮教是講究恭敬辭讓的，通過禮儀制度對人的行為的約束、規范，使人“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朱熹語)。詩教和樂教，是“由內”通過感情去陶冶人，而禮教是“由外”通過行為來規范人。內外相互配合，交互作用，在教育中起到事半功倍之效。這也糾正人們的一種誤解：認為孔子辦學也像現代一些學堂那樣，主要通過語言文字來進行道德說教。實際上孔子在教育中更注重于詩、樂的藝術熏陶，和禮對行為規范的養成。這能啟發現代教育工作者，對當今有些單純進行道德說教而收效甚微的現象進行反思。

在孔子所處的春秋末期，禮崩樂壞，道德衰敗，這種社會環境對于推行以德治國是極其不利的。所以孔子以他洞察社會的經驗所總結出來的處世哲學來教給學生：首先，要堅持自己的信念，至死不變，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第十三章)。其次，要把握住一條原則，即“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當天下太平，國家政治清明，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應當積極地出來工作，反之則應隱居不仕。在孔子看來，“邦有道”時還是那樣貧困沒出息，與“邦無道”時卻“富且貴”同樣是可恥的。孔子以完善天下為己任，不折不撓地弘揚仁道，推崇德治，其精神也為其弟子所繼承、發揚。

本篇還輯錄了不少曾子的言行。這多少透露了曾子的弟子們參與編撰《論語》的信息。重要的是曾子認為士應該以弘揚仁道為己任，“任重道遠”，“死而后已”(第七章)，這與其師的觀點毫無二致。他提出的“犯而不校”(第五章)也是對孔子“恕”道思想的發揮。正因為如此，曾子在孔子以后的儒學傳承上有著重要地位。由他傳給子思(孔子的孫子)，再經子思的門人，傳到孟子，儒家學派的思想又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