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仙外史》解說與賞析

呂熊

又名《石頭魂》。清初長篇小說，一百回。

作者呂熊(約1640——約1722)，字文兆，號逸田叟，蘇州府昆山縣(今屬江蘇)人。他出生于明末清初社會大變動時期，其父呂天裕富有民族氣節，對滿清統治者采取不合作態度，并要他以醫為業，不參加清王朝的科舉考試。這對他的思想和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呂熊自幼喜愛文學，博覽群書，遂成飽學之士。他性情孤傲，倜儻不群，游歷各地，始終沒有出仕。晚年撰成《女仙外史》一書，集中表現了他的歷史觀和社會觀。其著作尚有《詩經六義解》、《明史斷》、《續廣輿記》、《前后詩集》、《本草析治》等。

《女仙外史》是一部別具一格的長篇小說，具有獨特的思想意義和認識價值。

首先，作品按照“褒忠殛叛”的創作主旨，對明代初期燕王朱棣以武力取代其侄建文帝的歷史題材作了獨特的處理。建文帝與朱棣之間的斗爭，本質上是封建統治集團內部削藩與反削藩，即中央王朝加強集權與諸王擁兵割據的斗爭。由于種種原因，朱棣成為斗爭的勝利者，登上了皇帝的寶座。他利用手中的權力，嚴密控制言論，把自己的反叛粉飾為意在“清君側”的“靖難”，把自己竊據帝位吹噓成“受天之命”，而把忠于建文帝，支持削藩的大臣誣蔑為 “奸臣”。朱棣死后，被謚為“太宗文皇帝”，后又追尊為“成祖”，其子孫一直世襲帝位，他那套揚己抑人、欺世盜名的論調便流行明代二百數十年，寫入“正史”，似乎成了定論。然而，呂熊卻一反 “成者王侯敗者寇”的封建專制邏輯，毅然與“正史”相抗，大膽地翻了三百年的舊案。在作品中，他始終不承認朱棣的合法性，直斥其為叛逆，在寫到朱棣即帝位之后仍稱之為“燕王”，并將依附朱棣的文臣武將斥為“叛臣逆子”，而對忠于建文帝的“忠臣義士”則大加歌頌，表現了他對歷史的評價。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竭力鞭撻從北方南下的燕軍，熱情褒揚以金陵為根本的“王師”，有意無意地令人聯想到從北方南下攫取全國政權的清軍和堅持反清二十年的南明政權。這在一定程度上寄托了作者的民族感情。《女仙外史》之所以“觸當時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

其次，作品以主要篇幅，從獨特的角度，著重描述了唐賽兒一生的業績。歷史上的唐賽兒，本是永樂年間山東農民起義的領袖，其斗爭鋒芒直指封建統治階級。盡管起義很快就失敗了，卻使明成祖驚恐萬狀。他不僅大罵唐賽兒為十惡不赦的“妖婦”，而且“以唐賽兒不獲，慮削發為尼，或混處女道七中”，竟下令“盡逮山東、北京尼，既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后幾萬人”，簡直把這位民女視為洪水猛獸。而在《女仙外史》中，作者卻把唐賽兒寫成九天下凡的嫦娥，堂堂正正的仙女，起義勤王的領袖，一個身系天下安危，值得崇敬謳歌的正面形象。顯然，呂熊并不理解唐賽兒起義，就像《水滸傳》作者施耐庵、《水滸后傳》作者陳忱并不理解宋江起義一樣。和施耐庵、陳忱一樣，他把唐賽兒也納入“忠義”英雄的范疇，而其推崇贊美之情則明顯超過了施耐庵和陳忱，施耐庵把梁山一百零八將說成是天罡地煞出世，呂熊則把唐賽兒寫成是奉天帝之命下界掌劫的女仙; 陳忱讓李俊當上了海外小邦的國君，呂熊則安排唐賽兒成為威行中原的“攝政帝師”。作者如此肯定造反英雄，為之樹碑立傳，表現出與官方唱反調的膽識。在統治者竭力提倡封建綱常名教的清初，這大概也是《女仙外史》“觸當時忌”的原因之一。

再次，作品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統治者的暴虐殘酷。書中寫到朱棣占領金陵之后，展示了一幅幅血淋淋的畫面：“先下令清宮三日，殺戮妃嬪閹寺人等幾盡，然后視朝”;殺胡閏，“以灰蠡水浸脫其皮，剝下來揎之以草，仍舊縫作人形，懸于武功坊示眾”;殺司中，“將公牙齒箝盡，又以鐵帚刷掃，肌肉糜爛，至露筋斷骨而死”;殺暴昭，“以刺刀刺入喉中，剜公之喉，又斷公之手足”，“復斷其脰，細銼死尸”;殺鐵鉉，“割公之耳鼻，以火炙之，納公口中”，“寸磔至死”，又“令舁大鑊至，熬油數斛，投公尸于其中”……殺方孝孺，他開了“誅十族”的惡例;殺景清，他又發明了“瓜蔓抄”這一毒辣的株連手段……如此兇殘地對付政敵，實在令人發指! 在他那個“永樂”年號的背后，真是尸骨成山，血流成河! 這類酷刑是明朝的事實，也是封建王朝鎮壓敵方的慣技，作品指斥的是朱棣，讀者卻從中看到了整個封建統治階級的卑劣和酷虐。

在藝術上，《女仙外傳》也具有引人注目的特色。

(一) 歷史演義與英雄傳奇、神魔小說的奇妙結合。由于創作主旨的需要，作者在“實”與“虛”的結合上作了一番苦心經營。一方面，對于建文帝與燕王斗爭的始末經過，作者采取寫實的原則，力圖寫出事件的本來面目。從建文帝醞釀削藩，朱棣起兵相拒，到雙方攻守之勢的轉化，再到燕王篡位，大肆屠戮政敵，主要情節大都于史有據，甚至被害者的姓名、職官、被害的經過，都一一取諸史籍，這是典型的歷史演義的寫法。另一方面，對于唐賽兒的業績，作者則抓住一點由頭馳騁想象，放手進行虛構。歷史上的唐賽兒起義，本來爆發于永樂十八年(1420)，未幾即遭失敗，作品卻把它提前到建文四年(1402)，并一直延續到朱棣死去那年——永樂二十二年(1424);唐賽兒起義本來只限于一隅，僅短時間控制了諸城、即墨，作品卻把它寫得聲勢浩大，讓義軍占登、萊，奪膠州，定都濟南，平定淮北，甚至大舉北伐，使朱棣政權危在旦夕。在作者筆下，原本是農民林三孀妻的唐賽兒不僅容顏秀麗，而且智慧超群，文韜武略，無不精通，深受廣大將士的崇敬;那些被朱棣夷滅三族的忠臣義士，都有大難不死的兒女，成了唐賽兒麾下的文臣武將。虛實相生，亦真亦幻，猶感未能暢意，又將朱棣和唐賽兒分別說成是天狼星和嫦娥下凡，并請來許多神仙妖魔，為雙方助威效力，給作品抹上一層神魔小說的色彩。這一切，使整部作品恍惝迷離，表現出瑰煒奇幻的風格。

(二) 結構巧妙完整。與上述這種瑰煒奇幻的風格相適應，作品在結構上頗有章法。一方面，作品在描寫唐賽兒的生平業績時，做到了首尾照應，層次分明。全書一百回，可以分為三大部分：前14回為第一部分，寫唐賽兒的出生來歷、習文修道和惠濟一方的作為;第15回至24回為第二部分，插寫朱棣起兵叛亂，顛覆建文帝政權的經過，以為唐賽兒“起義勤王”的背景;以后76回的巨大篇幅為第三部分，寫唐賽兒屢敗燕軍，威震天下，出師北伐的赫赫勛業。這樣的結構，虛實交融，在藝術上給人以完整的印象。另一方面，作品在處理虛實關系時掌握了適當的“度”。書中所寫的唐賽兒那一番轟轟烈烈的業績大多出自虛構，但唐賽兒其人及其起義的基本隊伍董彥杲、賓鴻等部，起義的根據地卸石寨等等，卻是于史有據的;投奔唐賽兒的那些“忠臣義士”的后代雖系杜撰，但都事出有因;更重要的是，作者并沒有只圖一時痛快而改變史實的基本輪廓，小說最后的結局是：燕王猝然身亡，賽兒白日飛升，勤王大業冰消瓦解，燕太子(即明仁宗朱高熾)繼承帝位。這樣，通過情節的大起大落，使浪漫主義想象最終與史實合榫，也維護了全書藝術上的完整性。

(三) 戰爭描寫變化多端。通觀全書，有關征戰的情節占了一半以上。為了寫好這類篇章，避免簡單化、雷同化，作者主要從三個方面作了努力：其一，著力突出人謀的作用。書中神仙妖魔紛紛出場，斗法斗寶前后相踵，但在作者心目中，決定戰爭勝負的主要是人的力量和智慧。在寫燕軍南下之役時，作品著重表現了朱棣之善于出奇制勝和朝廷之指揮失當、將帥無能，合理地解釋了燕軍以少勝多的原因。而在描寫唐賽兒起義勤王時，作品更是突出了唐賽兒和呂軍師的過人智謀： 義軍初起，青州都指揮使高鳳來攻，呂軍師故意示弱，使敵驕惰，又命人詐降，誘敵入彀，一舉殲之，并乘機奪了青州;以后義軍攻城略地，也大都靠計謀取勝。清人劉廷璣贊曰：“書內拔城三十有八，從不用火炮、石炮、云梯、沖車之類，唯默運智謀而得，絕無矯強，更不雷同。此為大奇。”其二，對戰術、陣法的描寫力求翻空出奇。書中寫戰術運用，或單兵獨斗，或集團混戰，或設伏，或用間，或火攻，或水淹，或虛張聲勢，或裝神弄鬼，五花八門，煞是好看。至于陣法，書中寫唐賽兒創制了“五行陣”，又名“七星陣”，“其法即前后左右中五軍，中央為土，東方為木，西方為金，前為南為火，后為北為水：為五行之正氣，乃正兵也;南之前有先鋒一營，北之后有護軍一營，左右各有二哨：為五行之余氣，即為奇兵……”其變化應用雖不像作者所說那樣神妙，但在古代的作戰條件下，仍然反映了力爭主動、克敵制勝的軍事原則。其三，對將領武藝的描寫時見新穎別致。如第24回寫唐賽兒考校諸將武藝，命人在百步之外懸一龍眼大銅圈，新到的將領“小皂旗”射出連珠二箭，“悉透圈中過去”;另一將領楚由基在馬上翻身背射，也從圈中穿過;女將滿釋奴則掏出鐵丸，連擲三彈，彈彈命中。這樣的描寫，頗能給人以美感。劉廷璣云：“小說言兵法者，莫精于《三國》，莫巧于《水滸》。此書則權輿于陰符素書之中，脫化于六韜三略之外，絕不蹈陳言故轍。雖紙上談兵，亦云奇矣”。客觀地說，作品的戰爭描寫還不夠深刻，書中唐賽兒的勝利往往來得過分容易，反而沖淡了戰爭的復雜性;但是，與《楊家將演義》、《薛家將演義》、《說唐》、《說岳》等影響頗大的作品相比，呂熊在戰爭描寫上確實下了一番功夫，其水平也明顯地高出一籌。

(四) 語言通俗、流暢。全書敘述語言頗為順達，時有酣暢淋漓之筆。如第24回寫瞿雕兒打虎一段：“那虎見有人搶來，便迎面一撲。雕兒向右側一跳躲過，猛虎撲了個空，前兩爪搭在地下。雕兒乘勢揪住了猛虎的脖子，左腳踏住前胯，右手賽鐵箝的兩指，用力向虎眼一挖，‘格擦’一響，把兩個眼珠子摳出。猛虎負痛，掙扎不得，前爪在地亂扒，扒成一個小窩。雕兒愈加用力按入窩內，又將兩指摳了猛虎鼻孔，向上一扯，兩個鼻孔雙雙盡裂。猛虎前半身動彈不得，只把后股兩爪亂扒沙土，又旋了個窩兒。被雕兒雙手按住虎項，放下左腳踏地，將右腳用力在虎肋亂踢，踢得肋骨斷折，僵臥不動。”寥寥二百余字，寫得節奏明快，氣勢飛動，幾可步武《武松打虎》! 此外，書中對話也相當生動，在同時代的作品中達到了較高的水平。

《女仙外史》在藝術上也存在著明顯的不足。盡管作者竭力突出唐賽兒的形象，但是，這個形象卻是神仙之氣太多，肅殺之氣太重，高高在上，威風凜凜，而缺乏人的思想感情，因而缺乏血肉，缺乏個性的光彩，更談不上典型化了。這樣的形象，最多使人覺得可敬可畏，卻不可能使人覺得可親可愛。這既是由于作者筆下的唐賽兒與實際生活相距太遠，也是受作者的思想境界和美學觀點局限的結果。書中眾多的人物，大都匆匆來去，缺少性格描寫，給人留下的印象不深。其次，作者常常抑制不住逞才炫博的欲望，動不動就大發議論，這些議論多數并不警策，反而隔斷了文氣，損害了敘事的效果。再次，作者在敘事中有時帶有猥褻之筆，在對話中每每夾以無聊的插科打諢，這也表現出比較庸俗的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