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雜家思想的雙璧

“雜家”一詞最早出現在《史記·韓長孺列傳》，說“（韓長孺）嘗受《韓子》、雜家說于騶田生所”。“雜”本來是“聚”的意思，“雜家”即指匯集諸家，但又不是簡單的匯集總鈔，而是有一定的思想統攝，因此雜家與儒家、道家、墨家等學派具有對等的地位。

雜家明確為學派之稱，始于西漢末年的劉向、劉歆父子。《后漢書·張衡傳》說“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九流之中，雜家居一。那什么是雜家學派？我們且來看看幾部經典的目錄書定義。《漢書·藝文志》說：“雜家者流，蓋出于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隋書·經籍志》說：“雜者，兼儒墨之道，通眾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無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之道。然則雜者，蓋出史官之職也。”《四庫全書總目》說：“雜之義廣，無所不包，班固所謂合儒、墨，兼名、法也。”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說：“夫雜者會也，蓋先以道德為標的，既定綱紀品式，乃博采九流，網羅百氏，納于檢格之中，實能綜合方術之長，以成道術，非徒以鈔內群言為務者也。”所謂“雜家”，就是以道家為統攝，集儒、墨、名、法諸家思想所長，匯合諸家、融為一體的學說。

雜家能否成為專門的學派，學術界是有爭論的。一種意見認為雜家是獨立的學說，如徐剛《論先秦諸子的分派問題》說：“雜家的雜，不是雜亂的混合，而是折中調和的意思，雖然來源于不同思想的學者，卻可以熔鑄成一種獨立的學說。”另一種意見是不同意雜家為獨立學說，查太爻《諸子研究》“雜之義為集，為合，為聚，為會，故班氏言雜家兼儒墨，合名法。而雜家書之最著者如《呂氏春秋》及《淮南子》內外篇，又皆門下食客所合作，是大抵雜家之學系眾手雜纂而成于一人，即集合諸家而不偏于一說，家以雜名，義蓋在此。然雜之為訓，亦有駁雜不純之義，古人著書，必抱一定之宗旨，貫徹初終，而后是成一家之言，若雜則非家，家則不雜，豈有駁雜不純之學而可以名家行乎？”根本上在于怎樣理解雜家學者對既往思想和材料的加工。王錦民《古學經子》說：“雜家對先秦學術的總結，自《呂氏春秋》為一總結，《淮南子》又一總結，經此總結，諸子學中比較重要的思想，盡被吸收到雜家一部著作中，諸子各家由此失去別家分傳的價值。”

呂不韋像

《呂氏春秋》是最早的雜家著作。根據錢穆的考證，《呂氏春秋》成書于秦始皇七年。當時秦國獨盛，六國孱弱，大一統的形勢日漸明朗。政治上的趨于統一對學術提出了新的需要，融合諸家學說的雜家之學應運而生，適應了時代的要求。經歷了秦末大亂，漢高祖劉邦在與項羽爭奪天下的戰爭中勝出，又大肆誅除功臣，穩定了統治。文景之時，統治者大力提倡休養生息，黃老思想因此占據統治地位。《淮南子》成書于景帝之世，面對著走向盛世的漢帝國，因此采擷百家之長而融合成一大雜家之書。

戰國秦宮殿遺址出土瓦當拓片

（王世昌：《陜西古代磚瓦圖典》，三秦出版社，2004年）

《呂氏春秋》和《淮南子》既是雜家學派代表作，又俱屬于黃老道家之作。《呂氏春秋》的中心思想，胡適《讀〈呂氏春秋〉》說“在《本生》《重己》《貴生》《情欲》幾篇里發揮的一種很健全的個人主義，可以叫做貴生重己主義”，貴生重己是黃老思想的重要內容；《淮南子》的《原道訓》，通篇發揮老子之道，《俶真訓》是關于得道的真人，《道應訓》簡直是《老子》的注解。

關于黃老與雜家的關系，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認為黃老就是雜家，有的說雜家乃黃老學說之集大成者，有的說雜家即黃老屬于新道家，這些屬于學術界的主流觀點。當然也有不同的意見，如章太炎《國學講演錄》說：“雜家集他人之長，以為己有，《呂覽》是已；此在后代，即《群書治要》之比，再擴充之，則《圖書集成》亦是也。”傅斯年《所謂“雜家”》進一步說：“《呂氏》《淮南》兩書，自身都沒有什么內含價值，然因其為‘類書’，保存了不少的早年材料，所以現在至可貴。猶之乎《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自身都是無價值的，其價值在其保存材料。”即認為雜家不過是抄襲諸家而成書，沒有獨立的思想和價值。

將黃老與雜家等同的觀點，應該起源于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與班固《漢書·藝文志》的描述。《論六家要旨》說：“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漢書·藝文志》載：“雜家者流，蓋出于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蕩者為之，則漫羨無所歸心。”但是有學者指出：“雜家著作雖多含黃老之說，且因較為晚出而所論轉精，但雜家究以‘雜’為特點，與黃老之道家仍有本質不同。故論黃老必須取資于雜家，但絕不可徑以雜家為黃老。”（高新華：《戰國至漢初的黃老思想研究》，北京大學2010年博士論文）他的主要依據是：

一是《史記》《漢書》未將《呂氏春秋》和《淮南子》歸為黃老或道家，尤其司馬遷生當漢初，了解黃老之學的盛況，如果是典型著作，不能不加以揭示。司馬遷和班固熟悉兩書，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里提及《呂氏春秋》稱“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史記·呂不韋列傳》說“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余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余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因此有學者認為雜是“集”的意思，“雜家的‘雜’是集合、聚集之意，而不是‘雜亂’”。（馬慶洲：《淮南子考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二是雜家中有不合黃老之義的內容。黃老思想是有自己的思想體系的，融匯諸家而為我所用，而雜家更多起到的是匯聚作用，在思想方面并不具體系。比如對陰陽四時的處理，黃老思想家的代表《黃帝四經》和《管子》四篇，順應四時或因循天地自然，與禮義等級、刑名法術融成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如《經法·四度》載：“日月星辰之期，四時之度，[動靜]之立（位），內外之處，天之稽也。高下不敝（蔽）其刑（形），美亞（惡）不匿其清（情），地之稽也。君臣不失其立（位），士不失其處，任能毋過其所長，去私而立公，人之稽也。”《十大經·姓爭》載：“夫天地之道，寒涅（熱）燥濕，不能并立；剛柔陰陽，固不兩行。兩相養，時相成。居則有法，動作循名，其事若易成。”《管子·內業》載：“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是故圣人與時變而不化，從物而不移。能正能靜，然后能定。”而《呂氏春秋》的十二紀和《淮南子》的《時則訓》，多與《禮記·月令》相似，體現的是陰陽家的“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的特點，這正是黃老學說所極力批判的。因此在思想上，“《呂氏春秋》《淮南子》對陰陽家的理論是整體吸納，并非取其長而棄其短”。而在思維方式上，黃老學說是“因陰陽之大順”，提倡順應自然規律，而雜家認為陰陽影響人的行為，自然規律因人事而變，有“天人感應”的意旨。如《呂氏春秋·應同篇》的“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見祥乎下民”，《淮南子·天文訓》的“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等。總之黃老思想吸收了各家的長處而又注意拋棄其短處，因而能將各家思想熔鑄一爐，成為自身的有機組成成分；而雜家雖也集合眾家，但或者未能避其短，或有熔而未化，因此呈現出一定的駁雜性特征。

三是《呂氏春秋》和《淮南子》在思想呈現上的復雜性導致其歸屬莫衷一是。如果《呂氏春秋》和《淮南子》僅僅體現的是黃老思想，學者很容易根據具體的論述，尋找到前后一致、一以貫之的思想，但實際上，學者對《呂氏春秋》和《淮南子》的思想聚訟紛紜，不主一家顯而易見。關于《淮南子》，高誘《敘》說“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出入經道。……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于道”。陳鼓應《〈黃帝四經〉今注今譯》認為《淮南子》是以老學正宗自居的，王叔岷《〈淮南子〉與〈莊子〉》則認為《淮南子》更近于莊子，雖則明引《莊子》處僅見于《道應訓》，但暗用及發明莊義之處極多，竟達220余條。葛兆光《中國思想史》也認為《淮南子》有強烈批判現實的傾向，強調“耳目聰明、五臟安寧、氣志閑靜、精神內守等屬于個人的自由和超越”，也多出自老莊。如此《淮南子》與老、莊關系密切，而老莊一派與黃老一派判然有別，說《淮南子》是黃老思想的集大成之作，難以成立。關于《呂氏春秋》，葛兆光指出“思想框架的基本依據是戰國時代一直被反復思索的‘天道’‘世道’和‘人道’之間的同源同構互感關系，這依據其實來自此前甚為流行的黃老之學”，已顯示出《呂氏春秋》和《淮南子》思想的差別。至于高誘主道家說，四庫館臣主儒家說，盧文弨主墨家說，陳奇猷以十二紀的結構歸為陰陽家說，更是言人人殊，這都是由書的駁雜性質決定的。

先秦各家雖然互相辯論，如莊子和惠子的濠上之辯，孟子對陳相的窮追不舍，但各家的思想從來不是壁壘分明、非此即彼的，儒家孔子曾問學老子，《論語》也吸收《老子》的思想，名家可追至墨子的“三表法”，法家取道家“南面之術”，荀子言虛靜則同于老莊，但每一家之所以成立，正在于它們有突出的主張，如儒家主張仁義、墨家主張兼愛非攻、法家強調法術勢等。稷下學派的雜家特征也是如此，如《管子》綜合百家，重心卻在道家和法家。從《呂氏春秋》到《淮南子》體現了百家之學的大爭鳴與小爭鳴，《呂氏春秋》的時代，國家尚未統一，思想自由迸發，掀起了一次大爭鳴的熱潮。自秦王朝被推翻后，漢初出現了學術流派小爭鳴的熱鬧場面，董仲舒對漢武帝說“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董仲舒與司馬談同時，所提及的情況也是司馬談親歷的。《淮南子》一書的雜家特色，反映了當時的學術狀況。面臨新的統一局面，不同的學派都力圖從自己的立場論證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司馬談的六家分類，就是對當時正在爭鳴的百家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