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舉人》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作者如如女史。十七回,最末一回無回目。光緒二十九年(1903) 上海同人社印。
這是一部人情世態小說。主要人物如如女史,江蘇江陰人,少年曾游歷日本以及國內北京、山海關等處,見聞頗廣。適值舉人會試,她忽發奇想,便和丫環一起女扮男妝,把丫環改名劉升,自己則冒名正在德國留學的同鄉孝廉苗通,也去汴京會試。她倆從上海乘船出發,不久,便被偷去臉布、馬褂等物,弄得頗不愉快,幸好,遇到甲午科舉人王雅卿,縱談科場流弊、國勢日頹,十分投機,免除了旅途寂寞。在漢口小住,她又遇到一位美少年,又是滿懷激情,指摘時事,使她甚為感動; 不料,這位美少年原是上海雙彩順的女館人,因見國事日非,也是女扮男妝來此散心。隨之,她帶著劉升去游覽黃鶴樓,又去拜訪湖北省學務委員游龍飛,通霄達旦,暢論學務。這個游龍飛,早年與苗通有過交往,面對她這個冒名者,竟是真假不辨; 只感到眼前這個苗通比以前“更嫻雅些,更秀嫩些。”數日后,她又與王雅卿乘火車北上,到達信陽州,火車便不開了,又遇大雨,苦楚不堪,幾經周折,管理鐵路的外國人才準許把火車開到新安店。下車后,找不著公車局,只好住破草房。這里是交通樞紐,旅客積壓甚多,一片混亂。她只得與王雅卿雇輛手車,一路顛簸,滿身污泥,到了確山縣,距離考期只有七天了,估計難以趕上考,她與百余名舉人聯合上書河南撫臺,請求電奏延期,未得獲準,她只得雇騾車; 可是,縣衙勾結車夫,不斷哄抬車價,她被敲了多次竹桿,破廟農舍棲身,最后得到一個趕車的老童生和堰城縣官的幫忙,幸而趕上會考。在三場考試中,她因試卷上有 “慕俾思麥”一語,便引起考生與官員的驚奇與探問; 她因感而入夢,向孔丘哭訴人們的守舊與無知。會試結束,她又夢見已故妓女金蘭蓀,指點她多向未開化的老百姓宣傳。于是,她就在黃河邊上設了講壇演說,而后,辭別王雅卿,與劉升一起回上海,恢復女妝,并把“一路情形,一一錄出”,便成了這本書。
該書的主人公——由如如女史化名的苗通,是一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通過她赴京會試過程中的隨見、隨聞、隨感,以至發而為行動,從而表現了當時的世態和她的思想傾向。
首先,她對當時的科舉制度表示了極大的不滿。她公然要女扮男妝,冒孝廉之名而赴京會考,這一行動本身就是對科舉制度的一種諷刺與否定。這種科舉制度,不只是剝奪了女人受教育的權利,而且還把廣大士子緊緊束縛在儒學教條里,這實際也是一種極大的毒害。她赴京途中,曾在確山縣境一座破廟里住宿,看到一個學童在刻苦攻讀的還是《千字文》和《三字經》。數日后,她住宿在羅家店,看到店主人的兒子也是白天在讀《四書》、《五經》,夜里在讀《古文觀止》,至于當時的中外日報、新聞報之類,連名字也未聽到過,更不用說當時國內外的各種新鮮事物了。莘莘學子,就這樣埋頭于儒學故紙堆中,即使中了進士做了官,究竟能有多大作用?于國計民生有何好處?面對這種現象,她自然非常反感。在會考時,她在卷子上寫有“慕俾思麥”一語,這當然是儒家經典中所沒有的新事物,以致安徽省孝廉李烏有一看便嚇住了,問她:“怎么好用呢?”于是,她便狠狠反擊了一句:“我做我的文章,他中他的進士!”不難明白,如果僅僅為了中進士,這樣的話是絕對不好用的;然而,正當列強日侵、國土日削之際,思慕一下強力統一德國的“鐵血宰相”,難道不可以嗎?為此,她感而入夢,向孔夫子哭訴:“科舉制度不廢,學堂就辦不起;學堂辦不起,人才就培養不出; 人才培養不出,中國就難免滅亡!”她甚至要把自己的靈魂分開,依附于正在會考的六千舉人身上,讓大家曉得扼殺人才的科舉制度要不得,趕緊回去辦學堂,以免中國步波蘭、印度、緬甸、安南的后塵,才能不做亡國奴。不但如此,她還具體地提出如何辦學堂,甚至連學堂的課程都排了出來:一、講地理; 二、講歷史; 三、講理化; 另外,還要講些新書。在這里,我們可以相當清晰地看到當年 “教育救國論”者的身影。
其次,她對當時的地方官們作了極大的譴責。她赴京會考,上船不久便被偷去臉布、馬褂之類,她要求賬房轉訴地方官,給予追究處理,賬房卻隨即告訴她: 這么點小事,地方官那里會管? 據說,就是早幾天,有一個旅客被偷去現洋四百七十多元,衣服之類也值五百多元,這個旅客嚎啕大哭,地方官根本就不管呢! 這樣,她也只有心里埋怨吧了。這里,既可見盜賊之多,更可見官吏之懶; 而后者,自然又可能促進了前者。她到了新安店,看到這個交通樞扭處卻是一片混亂,大量旅客積壓,光是參加會試的舉人就有五六百之多,她連住處也找不到,只得在一所破草房棲身。此類現象,當地主管部門的官兒,根本就不過問。數日后,她到了確山縣。由于交通阻滯,估計趕不上考期,她與眾多趕考者聯名上書河南省撫臺,請求電奏改期,也是毫無效果。這一帶的官兒,非但不采取任何措施來解決交通問題,反而出現衙門與騾車車夫勾結,不斷哄抬車價的事,從官價二十四吊一輛,抬高到五十兩,七十兩,以至一百兩一輛。這里,不但可見官吏之懶,更可見官吏之貪。還有,前已提及的 “慕俾思麥”一語,當一位考官,據說還是位“通品”,從她卷子上看到的時候,居然當作是一位考生的名字,一本正經地把“俾思麥”三字寫在抬子上,以示自己特別的留心,而另一位考官便也詢問道:“俾思麥是那個省的人呢?俾思麥的卷子抄得好嗎?”這些是負責科舉方面的考官,其陋如此,別的官史就更不難想見了。這些既懶且貪又陋的官吏,苗通是親身遭遇、深有所感的。為此,她作了一個頗為形象的比喻,認為中國官吏的“形”是“球圓”的,所以,“遇事模胡,婉婉轉轉。”也就是沒有棱角,不講原則,不負責任,或左或右,隨遇而動,隨遇而止,是尸位素餐的官吏。他們除了為自己固位、謀利之外,對國計民生還有什么好處?她還講了一個笑話,說的是一個人想去學佛,即想弄個佛來做做。他先去西天,如來說:“此地 ‘佛缺’很少,想學佛的人很多,原有的五百比丘,還有八萬四千少沙彌都無法安插,就是玉皇大帝批來的條子也不行,你還是去東天吧!”此人到了東天,東方大帝說:“這里 ‘佛缺’很多,做佛的人很少,只好把每人砍作兩段、四段、以至六段用,你吃得起苦嗎?”此人只好回來了。這則笑話,寓莊于諧,既想靠什么 “條子”弄個“佛”做做,但又只想尸位素餐不肯做“吃苦”的佛,這與 “遇事模胡,婉婉轉轉”的 “球圓”的官,不正是相輔相成、相映益彰嗎! 對官史丑態的揭露與譴責,確是有一定深度的。
此外,她對當時國勢日頹、列強日侵的局勢,也表示了關切心情。她與王雅卿談及德國侵占膠州灣和俄國侵占東三省之際,言語之間都透露著一種亡國之禍己迫在眉睫的焦灼之感。她在信陽州時,火車的開與不開,居然也要外國人來批準。以此類推,我國雖未滅亡,而國內的大小權益都已經被剝奪去不少了。凡此種種,致使她一次睡夢中竟耽心亡國而大哭。
作為一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苗通的反對科舉、譴責官吏與宣揚愛國等主張,確實是代表著當時廣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 但是,最關鍵的問題,是在于她未能觸及封建社會的根本問題——政治體制,她曾提出六條救國的措施:一、多辦學堂; 二、多設藏書樓; 三、多設閱報所;四、舉辦格致白話報;五、建立農業貸本公司; 六、籌款赴日留學。這些,對腐朽透頂的末期封建社會說來,只能是一些點點滴滴的改良,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在她的思想意識中,還帶著深刻的階級局限性,即不把自己置于群眾之中,而是置于群眾之上。且看,她在黃河邊上向廣大群眾演說之際,竟口占了這么一絕:“大慈大悲觀世音,云端平坐忽高吟;大聲一發獅子吼,驚破凡夫俗子心。”把自己看作是云端之上的觀世音,是大慈大悲者,而把廣大群眾看作是“凡夫俗子”,是救苦救難的對象,正好暴露出當時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心態。
這部小說,結構單純。它以女主人公赴京會試的經歷為線索,把所見所聞所行串連起來,如同一部旅游散記,對當時的人情世態,主要是科舉、官場的丑態以及日益危頹的國勢等,作了相當具體、生動的描述。讀來親切、真實,富于時代氣息。自然,作為小說藝術,尚缺乏嚴格的提煉與概括,典型性似感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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