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金瓶梅》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丁耀亢著。十二卷六十四回。丁耀亢，字西生，號野鶴，自稱紫陽道人。另有木雞道人等別號。生于明萬歷二十七年(1599)，約卒于清康熙九年 (1670)。山東諸城人。成書于清順治十七年 (1660)。現存有順治原刊本與山東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各藏一種珍貴的早期抄本。1988年8月，齊魯書社出版排印本。



《續金瓶梅》故事，緊接《金瓶梅詞話》第一百回“普靜師薦報群冤”情節。書敘西門慶轉世托生為東京富戶沈通之子，名金哥;李瓶兒轉世托生為東京袁指揮之女，名常姐; 潘金蓮轉世為山東黎指揮之女，名金桂; 春梅轉世為東京孔千戶之女，名梅玉。其時金兵進犯山東，天下大亂。吳月娘系子孝哥隨眾棄家逃難。途遇強人搶劫資財一空。袁常姐被宋徽宗所寵東京名妓李師師發現，驚為天人，遂假傳圣旨選聘而將常姐據為己有，更名銀瓶。金哥在金兵入侵后淪為乞丐 (后三世轉生為內監)。銀瓶在李師師行戶中當了一名藝色雙全的樂妓，被洛陽富戶翟員外梳攏，收為外室。此時，銀瓶愛上了鄭千戶之子鄭玉卿。鄭玉卿系花子虛托生，貌美而心歹。銀瓶背夫隨玉卿潛逃。途中，玉卿將銀瓶賣與揚州鹽商苗青。在揚州苗家，銀瓶痛遭苗妻虐待而自縊身亡。

梅玉因慕榮華富貴而嫁與金將之子金哈木為妾。大婦粘太太系孫雪娥轉世托生，百般折磨梅玉。梅玉不堪其苦，夜寐驚夢，乃知此為前生虐待孫雪娥之報，遂出家為尼，潛心修行。

金桂依然生得似花如玉，淫態畢露。所嫁之夫為山西守備之子，疲爛不堪之廢人劉瘸子(系陳經濟轉世托生)。金桂淫心難以滿足，又怨又氣，終成痼疾，變成石女。其母只得將她送往大覺寺削發為尼。

吳月娘與孝哥在逃難途中失散。后來孝哥皈依佛門，終于母子團圓。月娘亦削發為尼，潛心佛事，享年八十九歲，坐化飛升。十多年后，孝哥亦坐化成佛。母子雙雙善終，而成正果。

對于這樣一部小說，為什么清統治者要明令禁毀，對作者嚴加迫害?傳統的說法是因為小說寫了 “淫”。該書中確有些淫穢描寫，但與《金瓶梅》相比，可謂小巫見大巫矣。據此，小說似會遭禁毀，但作者不至于鋃鐺入獄。劉廷璣在《在園雜志》中說，該書“多背謬妄語，顛倒失論，大傷風化”。看來書中的“背謬妄語”，為清統治者所不容。

《金瓶梅》結尾寫到金兵大舉南侵，徽欽二帝北狩，人民流漓失所，逃難他鄉。《續金瓶梅》承襲前作的這一情節大事輔張，描繪了金兵入侵，窮兵黷武，燒殺搶掠，魚肉人民及其所建立政權的殘暴統治這樣一幅慘痛的歷史畫面。《金瓶梅》是明托宋事實寫明事，《續金瓶梅》是明托宋事實寫清事。對此雖然作者沒有明言，但蛛絲馬跡隨處可見。第十四回寫道：“且說大明萬歷年間，金陵朱之蕃……狀元及第，……此是近事。”第六十二回還有“后至明末，果有東海一人”云云。第六回中出現“錦衣衛”、“廠衛”的提法，這是明制。第二十八回、三十五回中出現“藍旗營”“旗下”等提法，這是清代的八旗制度，更為清代所獨有。這些情況表明，丁耀亢筆下的所謂“金人”、“金兵”，實際上指的是清統治集團。《續金瓶梅》無疑寫的是明清易代之際的社會歷史狀況，這就是該書的時代背景。明乎此，丁耀亢批判的矛頭所向便昭然若揭。

《續金瓶梅》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民族感情，具有明顯的反清傾向。

小說對清統治者入侵中原的暴行作了淋漓盡致的揭露，表明了作者的強烈義憤。

小說一開始，呈現在人們面前的，即是一幅金兵燒殺搶掠的慘痛場面。靖康十三四年，金兵擄掠山東、河北地方，“殺的這百姓尸山血海，倒街臥巷”，“殺的人多了，俘擄不盡，將這死人堆垛在一處，如山一般，謂之京觀。這金兵不知殺了幾十萬人，筑成京觀十余座而去”。小說寫吳月娘避兵回城，但見清河縣滿目瘡痍：



城門燒毀，垛口堆平。一堆堆白骨露尸骸，幾處處朱門成灰燼。三街六巷，不見親戚故舊往來;十室九空，那有雞犬人煙燈火。庭堂倒，圍屏何在?寢房燒，床榻無存。后園花下見人頭，廚屋灶前堆馬糞。



第五十三回寫金兵血洗揚州城，“那時揚州城里不下十萬人民，殺的精壯男子，老丑婦人不計其數。”那些富豪之家，亦難逃滅頂之災。小說寫道：



金珠如土，一朝難買平安; 羅綺生煙，幾處意成灰燼。翠戶珠簾，空有佳人無路避;牙床錦薦，不知金穴欲何藏。潑天的富貴，堆金積玉，難免項下一刀;插空的樓房，畫碧流丹，只消灶前一炬。殺人不償命，刀過處似宰雞豚; ……十里笙歌花酒地，六朝爭功劫灰多。



據王秀楚《揚州十日記》載，清順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明將史可法堅守揚州。陰歷四月二十五日城破后，清兵大肆屠殺揚州人民達十天之久，慘死者達幾十萬之眾。《續金瓶梅》成書在順治十七年，距揚州屠城僅十五年。丁耀亢親眼目睹了這一幕慘劇，他在小說中花了如許筆墨，寫金兵在揚州的肆虐暴行，難道不是對清兵揚州屠城的藝術再現嗎?據朱眉叔先生考證，在明末，清兵多次入掠，僅崇禎十二年清兵第四次入掠，攻破濟南，大肆屠殺，事后掩埋“城中積尸十三萬余”，同時蹂躪了整個山東，“全齊皆灰，臭氣遍野，血積盈衢”。多爾袞等從山東、河北俘獲人口五十多萬。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丁耀亢，是這一幕幕慘劇的親歷者。他在小說中以大量篇幅藝術地再現了清統治者所制造的一次次慘不忍睹、令人發指的暴行，揭示了民族侵略戰爭的殘酷性，并對此進行了強烈的控訴和批判。

在揭露侵略者暴行的同時，小說還著意刻畫人民深受的苦難。

第五十三回，寫金兵血洗揚州時，民間婦女皆遭淫擄之難： 金兀術令搜選三千美女，送一千上北京進與金主，一千隨營自用，一千賞與破城有功的將官軍校。金兵挨門拘擄，隱漏者兩鄰不舉，十家連坐。婦女們只恨天生下來不瞎不瘸，俱有黑灰搽臉，蓬頭破襖，妝做奇丑模樣。也有那貞烈婦女投井自縊的、截發毀容的。

被金兵擄掠的百姓成千上萬，或作炮灰，或作奴隸變賣。小說寫金兵攻打揚州城時，全用漢人打頭陣：



城下金兵都是擄來淮安、高郵的蠻子，叫他打頭陣，趴城墻，擋那炮石弓箭。后面金兵卻提刀掠陣，有一個不爭先的，先是一刀一個，死在眼前，誰不舍命。明知上前也是死，且顧眼前的命，可憐只得往前闖去。



買去作奴隸的漢人雖暫時幸免一死，但活著并不比死好受。小說寫道：



將我中國擄去的男女，買去做牲口使用，怕逃走了，俱用一根皮條穿透，栓在胸中琵琶骨上。白日替他喂狗打柴，到夜里鎖在屋內。買的婦人，用一根皮條、鐵釘穿透腳面，拖著一根木板，如人家養雞怕飛一樣。



即使堆金如玉的富商大賈，也難免劫難。小說寫到金人大肆搜括富民家財寶貨：



那些大商賈們攆出金銀元寶，在府堂垛的高有十余丈。…… (兵人) 或是箭射心窩，刀穿兩肋，殺的人在堂上橫歌豎臥，使在傍看的人畏懼，不敢不獻出珍寶來。……那些富民，初時也只說有了財寶買出命來，誰知這人心原是無盡的，見了一千還要一萬，見了銀子又要金寶，先還哄著，自己獻出來，到了三日之后，見富民說都盡了，只得非刑吊拷，火炙刀剜。可憐受盡千般之苦，凈了家私，還不保其命，這是富戶的結果。



小說從多方面描寫了人民所遭受的苦難，字里行間充滿著對侵略者的仇恨和對人民的深切同情，愛國愛民之心溢于言表。

對民眾和將士的反侵略斗爭，小說則作了熱情的謳歌。

第二十一回寫到民眾的抗暴斗爭。河北、東京一帶百姓，哨聚山林，保守村落，立起大寨來，遠近相連，不下幾百營，與金人對殺。太行山 “大寇”王善，聯合河北、山東豪杰，四方響應，有二百萬人馬，把金兵殺得“不敢過河”。雖然小說仍稱王善為“寇”，為“土賊”，但因為他立誓抗金殺賊，故贊揚他為“常有報國忠心” 的英雄豪杰。在王善接受宗澤招安“同心殺賊”時，小說寫宗澤對王善說：“我國家因朝中用六賊，致的民不安業，失身為盜，原不得己。今日將軍肯同心殺賊，以此百萬之師，可以直掃北庭，救回二帝，成了千秋名節，又受了封候之賞，因何把這一個英雄付之草野?總因國家不能用人，以致流落。”這一番話顯然代表了作者自己的認識。

對誓死抗金的將領，作者更是倍加贊許。第二十一回寫東京留守副元帥宗澤，在無兵無餉而要“外防金兵，內防山寇” 的艱難處境中，毅然決定單騎勇赴太行山，招安統率百萬 “土賊”的 “賊首” 王善，從而不費一兵一餉收了雄兵百萬，組成了一支宏大的抗金隊伍。丁氏對宗澤的大智大勇作了充分的肯定。第五十四回寫韓世忠、梁紅玉在長江金山水面大敗金兀術，稱韓世忠“料敵如神，行兵有法”，“膽勇出眾”。梁紅玉乃妓女出身，作者說她“大有個娘子軍夫人城的俠氣，與世忠一心報國，那里似個妓女”。金山一戰重創全軍，是她設謀定計，擊鼓指揮全軍。金兀術被圍黃天蕩，韓世忠有輕敵之舉。是她提醒韓說：“將軍不可因一時小勝，忘了大敵”，“豈可因游玩灰了軍心”。黃天蕩走了金兀術，是她自去臨安請罪，“反參韓世忠恃勝玩敵，逗留不進一本”。對如此一位“風流俠女”，作者深表贊許： “豈不是女子中英雄奇事，使人千載敬服”。

《續金瓶梅》的可貴之處還在于它能面對現實，作深刻的反思，揭示北宋之亡的基本原因。

第一，帝王奢泰亡國。第十三回，作者寫道：“古來帝王奢泰亡國，說之不盡，勤儉愛民的也自不少，所以國祚綿長，享太平之福，全在這點天心上。”小說將抨擊的矛頭直指最高的封建統治者，用了不少篇幅揭露皇帝的昏庸無道。諸如采取花石，建造艮岳，強征民間古董玩器、奇峰怪石、好花異樹，“一路拆壞民居，使車運船裝，不知用民工幾十萬，才到汴京。聞這百姓人家有株好花好樹，即使公人用黃紙封了，要拆開宅子，使本縣民工連根移取，詐得良民錢銀無數”;一味貪圖享樂，錦衣美食，美女如云，嫖娼宿妓;整日求仙問道，不理朝政，把“國政交與蔡京，邊事付于童貫”，弄得國貧民窮，天下騷然，邊事廢弛，至使金人寇犯中原。如此等等，小說直言指責徽宗皇帝：“全不思自己為君不惜民力，不畏皇天，一味胡弄，到了國勢不支，推與兒子，設處收拾，把個天下輕輕送與大金。……總是奢靡浮華，上下偷安，以致滅亡，豈止天運。”丁氏將明亡的原因歸結為皇帝的昏庸，可說抓到了問題的要害。

第二，佞臣寵幸誤國。小說用了不少篇幅揭露蔡京等“六賊”，南宋汪國彥、黃潛善、秦檜等奸相的誤國罪責。這些佞臣對上阿諛謅媚以求皇帝寵幸，對下大肆搜括民眾不擇手段，對外屈膝投降賣國求榮。在第五十八回，丁氏發了一通“君臣大義是一朝治亂的根本”的議論，指出： “有了好臣子為朝廷盡忠，天下百姓享那太平之福;有那奸臣撥亂朝廷，殺害忠良，天下自然受這離亂之禍。所以，世上風俗貞淫，眾生苦樂，俱要說歸到朝廷士大夫上去，才見做書的一片苦心。”他把佞臣們比作蠹蟲，說“如要樹里自生出個蠹蟲來，那蟲藏在樹心里，自稍吃到根，又自根吃到稍，把樹的津液晝夜吃枯，其根不伐自倒”，“奸臣蠹國，國滅而奸亡”。第三十四回寫到南宋奸相汪國彥、黃潛善重立黨人碑事，將力主抗金的大臣的“指為黨人，一切不用”，把懼怯金兵，力主和議的投降派加以重用。小說寫道：



可笑這些邪人們也不講朝廷軍機大事，也不管金兵將到江北，依舊這個一本，那個一本，某人該封蔭子孫，某人該加贈某官，終日在朝內晝夜講恩怨，各立門戶起來，彼此拜賀，日日掛匾送屏，忙個不了，……大家上下胡混。



這些描寫可謂入木三分，將佞臣誤國的罪惡行徑，揭露得相當深刻。

第三，漢奸求榮賣國。小說中寫到的漢奸有張邦昌、劉豫、蔣竹山、苗青等人。這些人一味向金人獻媚求寵，或受命于金人建立傀儡政權，魚肉漢族人民; 或為虎作倀，充當金兵屠殺漢族人民的馬前卒。小說對這些漢奸的求榮心態、賣國嘴臉作了無情的揭露，其筆墨所到之處，表露了作者對這些民族敗類的強烈義憤。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 《續金瓶梅》 的思想傾向是進步的，它無論是對侵略者的憤怒揭露，對昏君對佞臣對漢奸的批判，還是對故國陵谷變遷、山河破碎的深沉哀思，對民眾所遭受的苦難的深切同情，對愛國將領的深情歌頌，都代表了人民的愿望，時代的心聲。在中國古代小說史上，能以一場大規模的民族戰爭為背景，寫出當代的整個民族的喜怒哀樂的作品，還不多見。這就是《續金瓶梅》 的重要的思想價值所在。

但是，我們亦應當看到，《續金瓶梅》的思想傾向是復雜的，其落后的一面亦非常突出。縱觀全文，我們不難發現，作者在頑強地宣揚一種腐朽的宗教觀念： 因果報應。他將這一場嚴肅的殘酷的民族戰爭的成敗得失，將整個事件的發生、發展、結局都裝入因果報應這一思想框架中，未加以闡發、評判。可以說，因果報應是統率全書的一條思想路線、認識路線。作者在《續金瓶梅后集凡例》中說： “前刻以因果為正論，借《金瓶梅》為戲談。恐正論而不入，就淫說則樂觀。故于每回起首先將《感應篇》鋪敘評說，方入本傳。”這乃是全書的一個綱領。全書確實如此 “以因果為正論”，每回回首都引一段 《太上感應篇》或其他經卷文字 “鋪敘評說”，然后才敘本回故事。就這樣，《續金瓶梅》的全部故事情節，成了 《太上感應篇》 的 “參解”。

丁耀亢在《續金瓶梅》中宣揚因果報應思想，可謂不遺余力，連篇累牘，在故事發展的全過程中，隨時隨地插入或長或短的說教文字，讀之令人生厭。大體上有三種情況：

一是用因果報應思想設計人物形象，按排人物命運。例如，西門慶在《金瓶梅》中作惡多端，在《續金瓶梅》中再轉世為失目乞丐，再轉世為內監; 淫欲無度的潘金蓮轉世嫁劉瘸子，后變為石女;春梅轉世為人之妾，倍受折磨，再轉世生丑疾，終身不嫁而亡。吳月娘則一生好善信佛，八十九歲而善終。丁氏在第一回中寫道：“我今為眾生說法，因這佛經上說的因果輪回，遵著當今圣上頒行的 《勸善錄》、《感應篇》，都是戒人為惡，勸人為善，就著這部《金瓶梅》講出陰曹報應，現世輪回。”丁氏正是這樣做的。他對轉世人物的命運的按排，完全遵循著“陰曹報應，轉世輪回”的 “法則”。

二是用因果報應思想解釋故事情節發展、變化的原因。第十三回寫到金兵攻陷中原，徽欽二帝被俘，京城民眾慘遭荼毒。京城民眾之難，無非是朝廷的腐敗與金人的暴行所致，其原因清清楚楚。對此，丁氏不是沒有認識，但他偏偏要從因果報應上來作出解釋。他說什么，京城地方淫奢更甚，風俗奢靡，“因上帝恨這人人暴殄，就地獄輪回也沒處報這些人，以此釀成個劫運、刀兵、水火、盜賊、焚燒，把這人一掃而盡，才完了個大報應。這些眾生遇此大劫，說是天運，不知平日作孽太重，大家湊將來的”。當寫到清河縣人民遭金兵大屠殺時，他又說： “也是這清河縣幾年來人心刁詐，士女淫奢，該有此番屠殺。”于此可見，丁耀亢宣揚因果報應論，竟然跌到了為侵略者張目、辯護的地步。

三是當小說人物和事件的發展完全與因果報應說背道而弛時，丁氏居然亦能制造出什么“前生后世”來強作解釋。例如，岳飛是個大忠臣，一生為國為民，結果被奸臣所害而死于非命;秦檜是個大奸臣，投敵賣國，卻善終而亡。這是家喻戶曉的歷史事實，丁氏無法改變，于是編造出他們的所謂“前生后世”來自圓其說，說岳飛前生是陳橋兵變中的叛將，故有此惡報;秦檜前生是個忠臣，故有此善終。還篡改歷史說秦檜“渾身俱是箭眼而死”。“與二子俱死在一月之內，才知岳元帥有靈，在陰司把奸臣現報”，“一日，暴風雷雨將檜墳掘平，雷擊尸碎，才見奸臣之報”。這些近乎兒戲的說法，非但荒謬絕倫，違背了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而且與丁氏“勸善懲惡”的初衷背道而弛。這徹底暴露了因果報應說的荒唐與虛偽。

《續金瓶梅》還宣揚了“色空”觀念。在第四十三回中，作者直言不諱地說：“一部《金瓶梅》說了個 ‘色’ 字，一部《續金瓶梅》說了個 ‘空’ 字。從色還空，即空是色，乃因果報轉入佛法，是做書的本意，不妨再三提醒。”這就是說，作者宣揚因果報而意在指引人們“轉入佛法”，從“入世”而轉入“出世”。難怪作者筆下的主要人物形象，如吳月娘、孝哥、黎金桂 (即潘金蓮)、孔梅玉(即春梅)、孝哥的未婚妻錦屏，一個個都循入空門，以成正果。作者生活在大動亂的年代，滿眼所見皆是殺戮、搶劫、腐敗、荒淫。由于世界觀的局限，他看不到社會的發展，人生的前途，于是只能到儒、佛、道中尋找歸宿。

從藝術上講，《續金瓶梅》不是上乘之作，最多只能算是一部成敗參半、得失相當的作品。

在中國古代小說史上，《金瓶梅》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開創了人情小說創作的先河，以直接反映當時代的社會生活，描繪人情世態，刻畫市井社會中的各色人物形象為能事，再現了一個特定時代的社會風貌;它在小說題材、結構、情節、人物形象塑造、語言等方面，都有重要的開拓和創新。作為續書的《續金瓶梅》對《金瓶梅》的藝術傳統，有所繼承，亦有所拋棄。對此，我們有必要作些具體分析。

《續金瓶梅》繼承了 《金瓶梅》的某些優秀的藝術傳統。大體有以下三點：

一、《續金瓶梅》突破傳統小說寫帝王將相、英雄豪杰、神魔鬼怪傳奇故事的框框，直面社會、直面人生。它以作者當時所處的明清易代時期為背景，以再現這一時期的人情世態、社會風貌為宗旨。它寫到了皇帝的昏庸，佞臣的誤國，漢奸的賣國;寫到了入侵金兵的野蠻、殘酷和荒淫，寫到愛國將領的英勇、機智與慘遭奸臣陷害的結局; 它寫到了漢族人民在金兵鐵蹄下所遭受的種種苦難和自發的反侵略斗爭。它寫到了社會的急遽動蕩： 田園荒蕪，糧食匱乏，餓莩遍野，以人為糧，易子而食，析骸為飲; 盜賊蜂起，官吏趁火打劫，天下騷然： “數朝典籍法器，圖書古畫，商彝周鼎，寶劍名琴，俱被焚燒一空”，中原文明破壞慘重。它還寫到了明清易代之際人心的變遷。上自皇帝宰相，下至各級官吏紛紛賣國求榮，民族氣節淪喪;市井各色人物，富商小賈，大家閨秀，青樓妓女，風流子弟，貼食幫閑，坊間媒婆，佛門女尼等等蕓蕓眾生，在大動蕩的年月，都按照自己的思想性格、行為模式，作了各種各樣的表演，在動亂中升降沉浮。有的人敵我不分，是非不辨，渾渾噩噩，隨流逐波; 有的人趁機發國難財，胡作非為;更有甚者，認賊作父，與金人拉上一點關系而深感榮耀。如此等等，作者寫出了這一特定時期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觀念、倫理觀念、婚姻觀念、審美觀念等一系列觀念的深刻變遷。可以說，《續金瓶梅》與《金瓶梅》一樣，是一部再現一個特定時期的社會風貌的全景式的作品。

二、有的人物形象塑造比較成功，如李師師、蔣竹山、應伯爵等等。

李師師既是個歷史人物，又是個藝術形象。作為歷史人物，她是個京門名妓，為宋徽宗所寵幸; 作為藝術形象，在小說《李師師外傳》、《大宋宣和遺事》、《水滸傳》中都有所描畫。《續金瓶梅》所塑造的李師師形象，比上列小說尤見豐滿與性格化。《李師師外傳》中的李師師是個愛國者。她被張邦昌獻給金帥，吞金簪而自殺。《續金瓶梅》則反其道而行之，把她寫成一個依附金人，趁機發國難財，陰險狡詐，最后又被金人凌辱的人物。蔣竹山在《金瓶梅》中是個倍受西門慶、李瓶兒欺凌的草頭庸醫。《續金瓶梅》則將他寫成了一個頗為顯赫的漢奸。他靠春藥得寵于金兀術，發了大財，封了韃官四品之職。后又為金兀術出謀劃策升為揚州督撫，成為金兵屠殺揚州人民的罪魁。小說把他的賣國求榮，認賊作父，唯財是貪，視色如命的卑污的心態、情態寫得入木三分。應伯爵在《金瓶梅》 中是塑得很出色的幫閑形象。在《續金瓶梅》中，他的性格又有發展。 他利用戰亂， 想盡一切辦法誆人騙錢， 中飽私囊， 成為一個“良喪盡，天理全虧” 的惡虐。

《續金瓶梅》寫得比較成功的人物，大多是生活在市井間的蕓蕓眾生。作者通過對這些人物在民族戰爭的大動亂年代中種種人生遭遇的揭示，寫出了他們的喜怒哀樂，升降浮沉，比較準確地表現了這一特定時代的世態人情。

三、語言比較俚俗，敘事狀物，大多使用民間口語，形象、生動、傳神。

《續金瓶梅》在藝術上的缺陷比較明顯，它未能完全繼承《金瓶梅》的優秀藝術傳統，某些方面反而倒退了一大步，主要表現為作者對小說藝術的本質特征，把握不準。

人們認識和掌握世界的方式多種多樣，其中哲學、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是人們認識和把握世界的兩種主要方式。哲學和社會科學以抽象的概念方式反映客觀世界，文學藝術以具體的生動形象的方式反映客觀世界，這是哲學、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的本質區別。《續金瓶梅》以主要篇幅敘事寫人，即以具體生動形象的方式來描摹世態人情，因此它確實是一部小說。但在這部小說中，作者又用了大量的篇幅，引述《太上感應篇》 及其他宗教經典文字，并寫了大段大段的對這些經典文字的解釋性文字。這些文字連篇累牘，枯燥乏味，與通常小說中的 “議論”有質的區別。這表明作者又在以抽象的概念方式反映客觀世界(而且是一種歪曲的反映)，致使《續金瓶梅》 又成為一部闡釋宗教教義的哲學讀物。清人劉廷璣在《在園雜志》中說： “《金瓶梅》亦有續書，每回首載《太上感應篇》，道學不成道學，稗官不成稗官”。劉廷璣的批評可謂一語中的，道出了 《續金瓶梅》既像小說又不像小說這一重大弊端。

在文學藝術中，小說藝術與其他藝術相比較，又有其自身的特點，它主要是依靠塑造人物形象來形象地把握和反映客觀世界，它特別長于向人物的心靈深處開掘，形象地反映一個時代各階級、各階層各色人物的心態情態。人們對小說藝術的特點和功能的認識，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金瓶梅》以前的小說，包括《三國演義》、《水滸傳》在內，以敘事為主而以塑造人物形象為輔，這就說明，這些作者對小說藝術的特點和功能的認識還不夠完善。《金瓶梅》則以塑造人物形象為主而以敘事為輔，這無疑是人們對小說藝術的特點和功能的認識的一次飛躍。在這個問題上，《續金瓶梅》又倒退了一步。

《續金瓶梅》寫到近百個人物，大體可分四個類型：一類是歷史人物，如宋朝的帝王將相宋徽宗、宋高宗、張邦忠、韓世忠、岳飛、秦檜、金兵將領金兀術等等，作者是在寫歷史事件時寫到這些人物的，這些人物不過是歷史事件發生、發展、演化的附屬物，人隨事出，而非事隨人出，人物形象當然不可能鮮明突出。另一類是《金瓶梅》中的原有人物，如吳月娘、孝哥、玳安、孟玉樓、應伯爵等等。吳月娘、孝哥是貫穿全書的中心人物，是寄托作者創作思想的正面形象。他們信崇佛教，一生行善，前后皈依佛門而得善終。作者寫他們的人生遭際，僅僅是為了給作者竭力宣揚的“善有善報”的宗教觀念作形象的注解。這兩個人物的功能僅此而已，也就沒有必要刻畫其個性特征了。第三類人物是《金瓶梅》中人物轉世的人物，如李瓶兒轉世的銀瓶，潘金蓮轉世的金桂，春梅轉世的梅玉等等。這類人物形象稍見生色。作者寫她們的非人遭遇，不乏精采感人的篇章，但人物性格依然模糊不清。她們只是“惡有惡報”的宗教觀念的形象圖解而已。

綜上所述，《續金瓶梅》雖然有幾個人物，如李師師、蔣竹山、應伯爵等，寫得比較成功，但就多數而言，皆面目不清，性格不明。《金瓶梅》的體現的小說觀念和塑造人物形象的種種成功的藝術經驗，《續金瓶梅》未能繼承下來。

《續金瓶梅》的藝術結構，亦不能恭維。全書可分三大板塊，一是摘引與闡釋宗教經義，二是敘述宋金之戰，三是續演《金瓶梅》故事。在第三板塊中又可分為吳月娘、孝哥故事，李銀瓶故事，金桂、梅玉故事等三個小板塊。這三大、三小板塊在全書中輪番搬演，錯雜而出，但缺乏內在的有機的聯系，情節的轉接生硬突兀。作者企圖將吳月娘、孝哥的故事成為貫穿全書的中心情節，但他的實踐并不成功，原因在于這一小板塊，沒有能發揮提領、統帥其他兩大、兩小板塊的作用。加之作者還在這些板塊之外，插入許多獨立的宣揚因果報應的小故事，更使全書顯得支零破碎，雜亂無章。

簡言之，《續金瓶梅》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藝術上，皆成敗參半。其成功的一面，使它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其失敗的一面，又使它終難成為一部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