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鐘惺

萬歷丁巳，余年四十有四，始畫一小像，野服杖松下，松又友人胡彭舉所補。題曰：

顏胡以不少，余不以此始也；服胡以不官，余欲以此止也。胡子曰：置我于長松之下。知我者，胡子也。

又

以若人而野服杖松下，其誰曰不宜？舍而求所以簪紱之故，余亦不自知。亦既簪且紱矣，如是而有溢思。天與人終不益汝一絲，又將汝瑕疵。戒之哉！視此野服杖松下者，念茲在茲。

——《鐘伯敬合集》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一向苦苦擺脫不了在進退出處的夾縫中尋找自我。仕途對他的誘惑，不僅意味著從此具備了一種象征性的資本——文化的積累；而且確確實實來說，要實現自我，無法完全超越社會上世俗公認的價值標準。同時，我們如果撇開任何附庸風雅或偽超脫，隱逸對他來說，也確實是追求獨立自由的自我，掙脫任何物役羈絆的可行途徑；不過，一旦人超越現實而獲得完整的個性，那他將孤立于世，幻滅感將會吞噬他，一切仿佛都在他眼中失卻意義。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歷代知識分子恐怕有不少人具備看破人生出處的識力，也常常為追求自由的自我吶喊，但真正有勇氣為獲得完全獨立自由的個性奮爭到底的畢竟極少極少。

萬歷四十五年丁巳(1617)，已入不惑之年的鐘惺正在南京懷著焦躁不安的心情等待考選的結果。當時政壇上的局勢，既不為其所喜，實也對他不利：齊、楚、浙三黨鼎峙，相互攻訐傾軋不已。像他這樣生性不喜泛愛容眾，更不用說入誰門戶，除了享有詩名，他再也沒有其他什么進身之階，仕途叵測。應該說他已經估計到這一點，然而他對仕途的期望使他又不愿相信未成事實的估測。就在這期間，他在給摯友譚元春的信中還說：“若將此暇日粗了文事，此后盡力官職一番，而晚節仍以此結局，不枉作文人……”他的理想仍是期待著盡力官職一番，然后功成名就，再去玩他的文學。因此，他一方面耿耿于自己的政治前程，同時又拼命抑制這一強烈的欲望，目的是為了到時候能緩解他自己曾經意料的可能出現的失望結果。于是，他又認真祈求出現一個超脫任何物役的自然的我，野服松下，逍遙自在，不再有任何焦慮和煩惱，那就是他在《自題小像》中向我們展示的形象。盡管他在此中一再理智地告誡自己應知止于長松之下，終究難以掩飾本我的極度焦躁和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