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父子關系與君臣關系

儒家思想極為重視孝，以維持父子關系，但在先秦時期，父子關系中固然強調子輩對父輩的敬順、“無違”，但也提出“父慈”來與“子孝”并列，還沒有達到“父為子綱”的絕對化程度；而在君臣關系中，先秦時期的儒家思想固然強調忠以事君，順以奉上，但孔子說過：“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也說過：“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這說明了人臣對君主的忠是有相對的條件的，也還不是后來的絕對化的“君為臣綱”。

到了西漢時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的“三綱”之說才逐漸形成。首先提出“三綱”觀念的是西漢時期的大儒董仲舒，他用陰陽理論來論證，比附君臣、父子、夫婦這三對關系。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基義》中說：

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婦為陰。

照董仲舒的說法，陰陽關系是陽尊陰卑，定位不移。《春秋繁露·玉杯》中又說：“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這是把“三綱”說成是天意的表現。東漢的班固，在其所作的《白虎通義》中稱：“然后圣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綱紀。綱紀既正，天下大定。”

到了宋代，二程、朱熹等理學家進一步發展“三綱”之說，把“三綱”概括為天理的原則，認為“三綱”是天理流行的表現。朱熹說：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而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盡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在也。

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 《朱子語類》）

朱熹把漢代以來流行的綱常觀念絕對化，神圣化，并以此為基礎，構成一個完整嚴密的價值體系，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主張。所謂“人欲”，是指一切違反綱常標準的思想欲求與行為，如不忠、不孝、不節等。朱熹認為：社會動亂、政治不寧的根源，在于“天理不行，人欲橫流”，只要滅盡人欲，臣能盡忠，子能盡孝，婦能守節，則“天理流行”，家齊國治天下平。

經過元、明、清三代封建統治者的大力提倡和表彰，以“三綱”原則為理論基礎的程朱理學的價值體系廣泛傳播于天下，深入人心，成為封建社會后期政治、社會、人倫關系的基本行為準則與規范。“三綱”之中，“父為子綱”與“君為臣綱”的關系最密切。

在傳統上，先秦時期就普遍地存在著君臣關系來源于父子關系的觀念，如《周易·序卦傳》中說：

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

再如《禮記·昏義》中說：

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

而《孝經·圣治章》中說得更為明確：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孝經》中的這段話，是說父子之道中，父如嚴君，故包藏著君臣之義。

因此，先秦時期，在道德評價上，父子關系和君臣關系也被認為是相通的。如“事君以敬，事父以孝者”，“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君父之命不校”，“民奉其君，事之如父母”……這些散見于先秦典籍中的言論，正是父子關系與君臣關系相通的觀念反映。

至“三綱”之說確立以后，君臣關系在各種社會和政治關系中占據的領導性地位，使“君為臣綱”成為“三綱”之綱，“父為子綱”則直接地為“君為臣綱”服務。

父子關系是由血緣關系規定的，即所謂的“人倫”，孝敬順從父輩是處理父子關系的原則。“父為子綱”則已經把父子關系絕對化了，它要求子女無條件地服從父輩，它甚至賦予父輩以任意處置子女的身體、性命的權力，即“父叫子死，子不可以不死”。君臣關系本是屬于政治道德問題，但在父子關系的類比之下，“君為臣綱”的原則也失去了“君禮臣忠”的相對性，變成臣屬們要無條件地服從君主，要求臣屬們“死節守義”，以死效忠。而且，“君叫臣死，臣不可以不死”的極端的提法也出現并被接受了。

從父慈子孝到“父為子綱”，從“君禮臣忠”到“君為臣綱”，父子關系與君臣關系同步走向極端，走向絕對化，而這兩者又互相結合，互相利用，互相支持，共同為維護封建政治統治服務。這也是歷代帝王提倡“孝道”，實行“孝治”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