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玄宗作御注與邢昺作疏

唐以前，帝王為《孝經》作注者就已不少，如東晉孝武帝作《總章館孝經講義》、晉元帝作《孝經傳》，梁武帝和梁簡文帝均有《孝經義疏》，而唐玄宗為《孝經》所作的御注影響最大。

唐玄宗開元七年（公元719年），皇帝詔示群儒集議，以質定今、古文《孝經》。劉知幾等人請行古文《孝經》及“孔傳”，而司馬貞等人力主以今文《孝經》及“鄭注”為宗，指摘古文《孝經》中《閨門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又割裂舊文，妄加“子曰”，且“孔傳”又系偽作。唐玄宗乃以今文《孝經》為本，定經文為十八章，又參會了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等六家之注，為《孝經》作御注。唐玄宗在《孝經序》中說：

近觀《孝經》舊注，踳駁尤甚。至于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偽，且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剪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于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煩，略之又義闕，今存于疏，用廣發揮。

后來的“《孝經》起序”的成語，即指“具載則文煩，略之又義闕”的說法，喻遇事左右為難。

唐玄宗自作御注后，又令儒臣元行沖作義疏，御注與義疏并行于世，立于學官。唐玄宗時所定的今文本《孝經》還刻于石上，該石刻后來保存在西安舊府學中（今存于陜西西安碑林博物館中），即世稱之《石臺孝經》。

唐玄宗以皇帝的身份為《孝經》作御注，其權威性和影響力自不待言。御注既行，今文《孝經》“鄭注”與古文《孝經》“孔傳”兩家學說都趨于式微。唐末五代之亂后，“鄭注”佚亡，劉炫的偽“孔傳”也佚亡了。

到北宋真宗（公元998至1022年在位）時，經學家邢昺為《孝經注》作疏，他不信劉炫等人的偽“孔傳”，仍然以今文《孝經》為正本，以唐玄宗的御注和元行沖的舊疏為底本，作《孝經正義》，疏述《孝經注》較詳盡確切，也保存了許多漢代等論述《孝經》的資料。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時，即取唐玄宗作注、邢昺作疏的今文本《孝經》，流傳至今，成為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