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著男女雙方社會地位的不同變遷而造成婚變的故事，在我國愛情文學題材中是一大宗。從一定意義來說，這也是社會問題的反映。唐興科舉，打破了豪門士族對官場的壟斷，使寒門庶族也可以通過科舉攀登到統治者的行列中去。所謂“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所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便是當時讀書人憧憬的目標。而“貧守志，富易妻”，又成了新的社會問題。這一方面是統治者想通過聯姻鞏固和發展自己的勢力，千方百計以自己的女兒去巴結新的權貴;另一方面是久居陋巷的寒士一當躋身統治者之中也急于拋棄糟糠之妻，以改換門庭，這樣一來，下層婦女——即寒士的結發之妻，便成了兩種作用力下的犧牲。隨著科舉取士的增多，這類“易妻”的悲劇更屢見不鮮，作為社會問題也愈加突出，因而也引起社會的關注和譴責，并首先在最貼近下層人民的藝術形式——宋元話本和南戲(又稱戲文)中表現了出來。就南戲而言，明人葉子奇《草木子》有云：“俳優戲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之。“明人徐渭《南詞敘錄》(第一部研究宋元南戲的專著)也說：“南戲始于宋光宗朝(南宋光宗趙惇1190—1194年在位)，永嘉人所作， 《趙貞女》、《王魁》二種實首之。”這里提到的最早的南戲劇目，趙貞女(五娘)的故事也好，王魁負桂英的故事也好，無一不是反映士子成名背棄原妻的內容的，而且以它們時演時新的藝術生命力，一直搬演到今天。

下面就讓我們一起來探討和欣賞王魁和桂英的形象。

一 王魁其人

王魁其人，名字并不叫魁。宋代常在得中狀元的人的姓氏之下加一魁字而連稱之，王魁即王狀元之謂。關于他的故事，早就見于宋人記載，但越傳越神，已難辯其真假。以理推之，張師正《括異志》卷三《王廷評》條中的記載，似較接近人物的本來面目，大致意思是：

王廷評，號俊民，萊州人士，北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進士第一，是為狀元，除徐州節度判官，第二年任南京考試官，不及開考，突然質問監試的官員：“門外舉人喧噪詬我，何為不約束?”監試官大驚，忙到門外查看，竟連個人影也沒有。但這位考官還是不依不饒地讓去制止，如是者三四趟。過一會，他又驚慌失措地呼喊：“有人持檄逮我!”說著抄起桌上的小刀便往自己身上刺。幸虧左右人上前搶救及時，傷勢不重，只好回到徐州任上延醫治療。十來天后，創口愈合，但精神恍惚有如精神病患者(當時稱作“失心”或“心疾”)。王延評的家人聽說嵩山道士梁宗樸能制鬼，忙請來做法以問究竟。據這位梁道士說：“符化去，當夜便夢一女子至，自稱：‘為王(魁)所害，已訴于天。俾我取償(允許我向他討債)，俟與簽判(即指王魁)同去爾。’看來已無計可施，無術可救。”遂告辭而去。不久，王也故去。

以上大約就是有關王魁原型的全部材料，最后雖有道士的胡言亂語，并埋下曾害一女的伏筆，但終究沒有給王某定下什么罪名，所以還無從生出什么枝節來。但是， 《括異志》的編纂者張師正為了貫徹他那“推變怪之理，參見聞之異”(《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宗旨，總整在因果報應上做點文章，于是在記述故事之后，又捕捉到了兩條“或聞”。其一是：

王未及第時，家有一提水燒飯的婢女，王為其粗笨乖張不聽使喚而積怒已久，一次竟乘其不備，將之推入井中。

主奴糾紛，似乎不足為怪，也不曾引起人們的注意。倒是另外一個“又云”，跡近艷史，引得人們興致大發，終成王魁故事之濫觴。其說是：

王廷評早年在鄉里，曾跟一娼妓過從甚密，并有日后登科娶之的私約。不料得中狀元之后竟又聯姻他姓。妓聞之，忿怒不已，以至自殺。因此，廷評才為女鬼困擾，壯年而終。

與張師正的《括異志》成書年代大致相近的還有劉斧的筆記《摭遺》，其中有《王魁傳》，大約就是沿著這個“又云”的傳聞鋪演開來的，而后世有關王魁負桂英的種種情節在此均已初具雛形。下面便略述其梗概。

王魁京試不中，失意中回到山東萊州故里。友人相邀去北京深巷小宅(實即妓院)，見一婦人艷美無比，為之斟酒，說道：“妾名桂英，酒又是天上之瓊漿。先生今日既得桂英又飲瓊漿，這正是來年得中高第的征兆。”說罷取下圍在脖頸上的錦羅，請王魁留詩。王當即題七言絕句一首：“謝氏(當為桂英之姓氏，后來又有說姓王的，又有說姓敫的，但均引此詩，顯嫌牴牾。故傳奇《焚香記》安排桂英自姓敫，謝乃其養母即鴇兒的姓氏)筵中聞雅唱，何人戛玉在簾幃。一聲透過秋空碧，幾片行云不敢飛。”看來是極力夸贊桂英的歌喉。桂英當即向王魁表示：“只要先生讀書上進，四時所需調費可全部由我供給。”從此，王魁與桂英朝夕相處。第二年，朝廷下詔求賢，桂英為之操辦西去京師汴梁的盤纏用費，又親自送到州北。王魁十分感動，路經海神廟，便在海神像前發誓：“我與桂英，誓不相負，若生離異之心，海神可雷殛我死。”待到京師，還托人傳信，并附詩一首：“琢月磨云輸我輩，都花占柳是男兒。前春(似應作今春)我若功成去，好養鴛鴦作一池。”情意綿綿，充滿對未來美滿愛情生活的憧憬。不久揭榜，王魁高中狀元。按說他該馬上修書向桂英報喜，不料地位一變，心思也變，馬上考慮到：功名已到這一地步，竟以一娼妓為婦，豈不玷辱了自己的名聲，何況家中嚴父也不會容得，趁早一刀兩斷了吧，遂不再與桂英通音信。而桂英一往情深，一封封信、一首首詩頻頻而至。“夫貴婦榮千古事，與群才貌各相宜。”郎才女貌，夫貴妻榮，在桂英看來是很自然的事，她從未小看過自己。“早晚歸來幽閣內，須教張敞畫新眉。”急切盼望情郎歸來共享閨中之樂，雀躍之情洋溢紙上。“陌上笙歌錦繡鄉，仙郎得意正疏狂。不知憔翠幽閨者，日覺春衣帶系長。”大概是因為久不得到回音，想以自己的愁思來打動疏狂得意的情郎了。但是她絕不會想到，就在她“為伊消得人憔悴”之時，斯人尊父之命，已與崔氏小姐結為秦晉之好;況且官運亨通，已除授徐州僉判。桂英聽說王郎去徐州為官，尚自想當然：“徐州離此不遠，王郎定當會派人來迎娶我。”當即派了仆從拿著自己的親筆信到徐州去聯系。當其時，王魁正坐在堂上辦公，聽說桂英投書來，勃然大怒，連信也不看，便將送書人趕了出去。桂英聞之，悲慟欲絕，恨道：“魁負我如此，當以死報之。”于是揮刀自刎，一個癡情的女子，面對情郎的忘恩負義，除去死竟沒有別的出路，剛烈固然剛烈，可憐亦堪可憐了。這時，王魁正在南郡試院，當夜，忽見一人從燭影下飄然而出，注目細觀，竟是桂英!驚恐之馀，顫聲問道：“汝固無恙乎?”只聽桂英說道：“君輕恩薄義，負誓渝盟，使我至此!”王魁連說：“我之罪也!為汝飯僧誦佛書多焚錢紙，舍我可乎?”桂英的回答直截了當：“得君之命即止，不知其他也!”這時就見王魁拿起兵刃逕向自身刺去，其母在旁驚呼：“汝何悖亂如此?”搶上前去奪過兵刃。王魁呆站在那里自言自語：“日與冤會，逼迫以死。”其母以為他中了風魔，忙請來道士高守素設壇捉鬼，高道士夜游冥府，見到的是“魁與桂發相系而應”。人們勸戒高道士說：“你既已知真情，就不要再為他做什么法事了。”沒過幾天，王魁死去。

以上所引《摭拾》的記述已與《括異志》頗多不同，甚至所說的“王魁”是否就是王廷評(俊民)也沒有指明，令人懷疑是另一位王姓狀元。只因后世周密《齊東野語》出，其中卷六有“王魁傳”，力辨《摭拾》所述之虛，才坐實了此王魁即彼王俊民也。對于王魁負桂英之說，則完全采取了否定的態度：事“殊不經，且不見于傳記雜說，疑無此事”。周密說他曹見初虞世收集的“養生必用方”，在戒人不可妄服一種名叫“金虎碧霞丹”的藥物時，曾以王魁為例，說如下：

狀元王俊民，字康侯，為就天府發解官，得狂疾，于貢院中賞對一石碑呼叫不已，碑石中若有應之者，亦若康侯之奮怒也。病甚，不省，覺，取書冊中交股刀自裁及寸，左右抱持之，遂免。出試院未久，疾勢亦已平復。

這只是一種常見的精神科疾病。從幻聽發展到自殘，終于平復下來。念及與患者關系密切，不僅從上祖一代便有同鄉之舊，二人之間又有同窗之誼，且同試于省場，有同年之好，所以說者(即初虞世)曾專程去探視，“康侯亦起居如故，但愔愔不樂”，于是多方開慰之，臨去，這位康侯——即王魁還有詩相贈，可見已大愈。別后，聽說有個醫生診其有痰，服之以“碧霞金虎丹”使吐之，又說他心臟有熱，服以大量冷藥。積久，毒性發作，元氣大傷，飲食不思，終而虛脫至死。后其父曾延請道士“奏章達上請，及訴問鬼神幽暗中事”，以究其子患病的根由。

道士作醮書符，傳道冥中語云：“五十年打殺謝吳劉不結案事。”康侯丙子生，死才二十七歲。五十年前，宿生邪?

這就意味著王魁之死乃了結前世打殺三條人命一案。這又陷入因果報應的宿命邪說，純屬無稽了。

通觀《齊東野語》所錄王俊民其人之行狀，竟與《摭遺》所傳王魁的故事風馬牛而不相及，反到與《括異志》所記相近多多。如《齊東野語》記斯人生于“丙子”，即北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死于“嘉祐八年(1063)”，死前兩年“登科為第一”。這一記載正與《括異志》所記：嘉祐六年(1061)進士，狀頭及第“全相吻合，顯系同一人無疑.而《摭遺》記的倒是捕風捉影的傳聞，或者說是根據傳聞生發附會出來的香艷譎詭的愛情傳說，已經是藝術的再創作，與王魁其人的本來面目毫無關系了。

二 王魁負桂英故事的發展

“癡心女子負心漢”，王魁負桂英的故事，至此已大致成型，至于王魁是怎樣一個人物，這點并不重要;王魁已成為口頭創作出來的藝術形象，附著于這一藝術形象的性格和情節，完全是藝術創造的需要，根本不必問其是否為生活中真實人物所具有。猶如盛傳于宋元時代的“趙貞女”故事，男主人公竟是東漢名臣蔡邕。查遍史籍，絕無蔡氏婚姻糾紛的記載，而到了南宋之世，卻出現了“滿村爭說蔡中郎”的熱鬧傳說，甚至還要披之以“雷擊蔡伯喈，馬踩趙五娘”的惡謚。難道我們可以不尊重藝術對生活的再加工再創造的藝術真實，反倒要去責備它不符合歷史人物的實際嗎?

王魁與桂英的故事，透過女子癡情男子負義這一題材，展示了處在被侮辱與被損害地位的婦女的悲劇命運。在當時的社會底層，婦女的類似遭際具有著相當的普遍性，因而桂英的形象所體現出來的典型意義也是十分明顯的。然而，象通常所說的，共性并不能替代個性。桂英形象的典型意義并不由自她是處在被凌辱地位的妓女，也不由自她遇到了薄情郎，甚至為薄情郎的背信棄義而自戕，而是她那義不受辱，以死相報，直至變作厲鬼也要逼令薄情郎就范的剛烈性格。這一有別于類似形象的作為，才是這一形象的閃光點，也才是桂英與王魁故事的警人之處。雖然，人鬼變化不免陷入善惡有報的宿命窠臼，但其中反映的理想主義的色彩卻又十分鮮明，它給受害者以安慰，給負義者以懲戒。在封建社會，在政權不為被壓迫者伸張正義的條件下，故事的鋪演者希冀借助輿論的道義力量予造惡者以譴責，反映的乃是深厚的人道主義情操，這又豈是一句宿命論的指斥所能一古腦否定得了呢?

“鬼報”的情節既為這一故事所獨有，“鬼報”的行為既為桂英這一形象發展的極致，所以此后的各種藝術形式都在這一點上極盡渲染之能。收錄在羅燁《醉翁談錄》(辛集卷二)的一篇《王魁負約桂英死報》，就是如此。

《王魁負約桂英死報》比之前述《摭遺》好像照模子放尺，基本情節大同小異，只是更詳盡完整，無疑是說話藝人據以鋪演成的一篇話本。盡管如此，它絕不是單純的模擬周詳，而是愛憎更加鮮明，體現在人物形象上也更為豐滿了。突出反映在“海王廟設誓”和“桂英死報”這兩環節上。

在《摭遺》里，僅一句：“將至州北(桂英送別王魁之地)，望海神廟誓曰：‘吾與桂誓不相負，若生離異，神當殛之。’”這完全出自王魁的主動——固是受了桂英竭誠相待的感動。但桂英這方面毫無反應，就顯得有些無動于衷了，似不近情理。而在《王魁負約桂英死報》一文中卻編織得很有層次，請讀：

臨行，兩下不忍分手，桂英垂淚道：“我與你偶爾相逢，情愛所牽，一時難舍。若此一別，妾身如斷梗飛蓬，虛舟飄瓦，不知你功名成否為何?又不知你心中如何?此處有個海神廟。其神最靈，何不同到廟中，焚香設誓，各不負心，生同衾，死同穴，終始不二，不知你意如何?”王魁欣然同至廟中，焚香拜畢，王魁跪在神案前設誓道：“魁與桂英，誓不相負，若生離異，神當殛之。”(一如《摭遺》)桂英也立誓道：“念桂英今與王魁結為夫婦，死生患難，誓不改節，若渝此盟，求沉苦海。”

這是桂英心曲的流露，也是桂英作為藝術形象的第一次塑造，性格的第一次展示。前此，在時人記事中，在文人筆記中，桂英還只是傳說中的人物，甚至不妨說，只作為善惡有報的概念化人物而存在，所以她是蒼白的，構不成什么藝術形象。在這里，通過說話藝人之口卻已付之以血肉之軀，使之成了可以理解得了觸摸得到的人物形象了。桂英與王魁雖有一年相處，并傾心相待，為其讀書求進提供了一切物質方便，這是兩心相印處。但一旦得中，地位懸殊，能否保持這種關系，對桂英來說卻是沒有把握的事。命運無主，孤立無援，時刻擔心著可能被遺棄，這種心態促使她去乞求神靈的保佑。所以，由她提出到海神廟立誓要合情合理得多，是在她所處的社會環境下，處在她那社會地位，必然產生的一種思路。真實，可信，當然也很可憐，但是，作為一個藝術形象，僅此一端，已開始站立起來。試看，明人創作的搬演王魁桂英故事的傳奇劇本《焚香記》，雖然別生出許多枝節，唯獨對這一人物性格的典型細節，幾乎不作增刪，可見這完全是塑造藝術形象的需要了。請看該劇第九出《離間》中桂英的這段道白：

(旦)官人，我與你偶爾夫妻，相逢萍水，異鄉骨肉，形影相依。從此別后，妾身如斷梗飛蓬，虛舟飄瓦。不知你功名成否何如?苦又不知你中心之事何發?此處有個海神祠，其神最稱靈應，我欲與你明早同到祠中焚魚設誓，多不負心，雖當顛沛流離，九死無二，不知官人意下如何?

將之與話本中桂英所言對照，形同照錄，說明其揣模心態十分切體，才能為后人重新塑造桂英形象的依據，全盤繼承了下來。

說話藝人在著意刻畫桂英形象的同時，對王魁的心態變化也注意到了層次。當然，這一組相對應的形象是朝著相反而又相成的方向發展的。一方面反映桂英那遭背叛，被遺棄的命運，以期引起人們的理解和同情，另一方面揭露王魁的背信棄義行徑，以期引起人們的憤懣和譴責。這種鮮明的傾向當然不是直接道出，而是通過展示形象的行動和心理，讓其自然流露出來的。比如桂英在得到王魁高中的喜報之后，欣喜之至，忙寄詩祝賀，“魁見之竟不在念”，這是情變的開始。后來桂英又頻繁寄信，抒發懷念之情，不料卻促使情變的進一步深化，“魁見連次寄書至，竟生厭常之心，自忖道：‘我今身既貴顯，豈可將煙花下賤為妻?料想五花官誥他也沒法受用;倘親友聞知，豈不玷辱?我今只絕他便了!’竟不答回書。”這就又進了一層。所謂“一闊臉就變”，社會地位的變遷在這里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時的王魁已不再顧念桂英含辛茹苦助其攻讀的恩德，考慮的只是煙花妓女配不上自己這新科狀元，從而走上了忘恩負義、背信棄義的道路。當著王魁新官上任，催著要與崔相國之女完婚，正自志得意滿之際，桂英恨王魁之薄情，憤而自刎了。聽了這一消息，王魁非但不震驚、不羞愧，更無懺悔之心，反而“暗喜”，想的是：“這婦人到也達時務，恐我去擺布他，故先自盡了。也好也好，如今拔去眼中釘了。”至此，王魁那以怨報德的狠毒之心已暴露無遺，也意味著這一忘恩負義的薄情郎形象的最終完成。既然王魁的罪惡行徑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那么，桂英死報也就成了勢在必行的伸張正義的行為，否則天理難容。我們說，這一對形象的塑造及其性格的發展起著相輔而又相成的作用，概緣于此。

話本《王魁負約桂英死報》在著力使王魁與桂英的形象變得完整，著力把生活的真實提高到藝術的真實的再創作過程中，始終貫穿了懲惡揚善的鮮明傾向，從而突出了同情癡情女子鞭笞負心郎君的主題，是可貴的。此外，它還有一個與眾不同之處是：在桂英向王魁索命之后，道士神游冥府，在判官面前替王魁求情而遭到駁斥一節，為名本所無，寫來也十分精彩。那是在馬守素道士設壇逐鬼驅邪的時候……

隨即俯伏在壇，瞑目閉氣，神游而去。直至萊陽地方，只見一所廟宇，莊嚴燦爛，山門上匾額大書“海神廟”三字。守素走進廟中，步至東廊下，卻有兩個人將頭發互相結著，有幾個奇形怪狀的人看守在那里，分明是解審犯人一般。又聽得兩個結發的在那里千負心萬薄幸的訴說罵詈，乃是婦人聲音。守素正欲問時，殿上走出一個圓眼胡髯，綠袍銀帶的官兒，向守素施禮道：“法師，可曾見那兩個么?這就是你今日為他設醮的齋主王魁與敫氏桂英。他兩個仇恨深闊，非道力可解的，法師休管他罷。”守素道：“雖然如此，求判長在大王前方便一聲，也須看他是狀元及第、陽世為官的情面。”

不料，這位馬道士為陽世的狀元求情，非但沒被接受，反而招來判官對陽世昏暗的冷嘲熱諷，嘻笑怒罵。

那判官呼呼的笑道：“咳，可惜你是個有名的法官，原來只曉得陽間的勢力套子。富貴人只顧把貧賤的欺凌擺布，不死不休，堆積這一生的冤孽帳。到俺這里來，俺又不與他算個明白，則怕他利上加利，日后索冤債的多了，他縱官居極品，富此陶朱，也償不清哩!況俺大王心如鏡，耳如鐵，只論人功過，那管人情面;只論人善惡，那顧人貴賤。料王魁今日這負義忘恩的罪自然要結了，你也不必替他修醮了，請回罷!”

一番話，真是痛快淋漓。對薄情的王魁來說，當然是罪有應得的判詞;對窳敗的官場來說，又不啻義正辭嚴的檄文，從而把王魁與桂英故事的思想意義提到了新的高度。什么死后的復仇、冥間的審判，以至判官的斷語，連說話人也知道全系子虛烏有，情節的編織、語言的鋪敘，只不過是說話人的愛憎傾向的流露、懲惡揚善理想的寄托罷了。總之，到了話本《王魁負約桂英死報》的出現，王魁與桂英作為藝術形象算是定型了，甚至其故事的間架結構也不再有什么變動，卻是十分明顯的事實。

從《括異志》記載狀元王俊民死于心疾的一條筆記，到《摭遺》捕風捉影成一椿生前負義招致鬼報的故事，直到話本的完成，大致都在兩宋之間。時間似不長，故事卻已編織得很完整，人物形象塑造得也很鮮明，這一藝術現象的出現，正是這類婚變現象已經成為社會問題的反映，它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關心，更不能不引起創作者的關注，所以才以王狀元之死為由頭，附會以枝節，編成故事，以警世人。而一當成為藝術的典型，更與人物的原型脫離了關系。王魁分明已經成為愛情婚姻上的忘恩負義者的反面典型而家喻戶曉，而流傳至今，而“罵名不朽”(話本結束語)。三 悲劇反成喜劇的《焚香記》

伴隨筆記、話本的出現，王魁的故事也成了戲劇舞臺上搬演的熱門題材。據《武林舊事》，宋官本雜劇有《王魁三鄉題》;據《草木子》和《南詞敘錄》，南宋光宗時戲文有《王魁》;《南詞敘錄》在開列《宋元舊篇》中有《王魁負桂英》一題，并注曰：“王魁名俊民，以狀元及第。(戲文《王魁負桂英》)亦里俗妄作也。”《南詞敘錄》還著錄有宋元無名氏《王俊民休書記》(《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七三亦有著錄);《錄鬼薄》著錄有元人尚仲賢的雜劇《王魁負桂英》(《永樂大典》卷二○七五四亦有著錄)。同一題材在戲曲舞臺上以不同的表演形式如此頻繁出現，在我國戲曲史上實屬罕見。

值得注意的是，如同在文人筆記中就有替王魁辨誣嗚不平之作(如《齊東野語·王魁傳》)一樣，戲劇舞臺上也并非都將王魁視作反面人物，據《南詞敘錄》，戲文有《桂英誣王魁》;據《錄鬼簿續編》和《太和正音譜》，雜劇有明人楊文奎的《王魁不負心》。盡管這些劇本無存，已無從洞悉它的內容全貌，但其總的傾向是為王魁其人翻案，當屬無疑。于是乎在戲劇舞臺上，同樣搬演王魁與桂英的故事卻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思想傾向：一種是傾向桂英，同情她的遭際，贊賞她的復仇精神;一種則是傾向王魁，為他辨誣、翻案，把他對桂英忘恩負義推得一干二凈，其結局或是歸罪于桂英的“誣王魁”，或是王魁“不負心”而導致大團圓，不論哪一種結局，這后一種傾向較之前一種傾向，其意義就差之遠甚了。

兩種傾向本來是完全對立，形同水火的。那末，有沒有可能將之調合在一起，那就是既保留桂英堅貞不渝、義不受辱的剛烈性格，又不損害王魁的正人君子的形象，最終使二人團圓，以平此婚變的悲劇呢?這本來是絕對不可能的，然而事實是它竟在舞臺上誕生了。明人王玉峰編撰的傳奇劇本《焚香記》就是這樣一個怪胎。

《焚香記》的作者王玉峰，生平事跡不詳。晚明劇壇格律派大師沈璟在他那部著名的巨制《重訂南九宮詞譜》中提到過《焚香記》一劇，那是在該書卷十八引了《王魁》劇的佚曲[商調熙州三臺]之后，注云：“歸傳奇，非今本《焚香記》。”既稱“今本”，其完稿或演書當在《南九宮譜》成書之前。沈璟大略生于嘉靖末年，死于萬歷末年(1555?—1615?)，是晚明時期劇壇上與湯顯祖(1550—1617)齊名而觀點又對立的人物。王玉峰也就是這一期間人了。晚明劇壇與那腐敗的政權一樣流向末路，完全陷入形式主義的泥沼，看那一篇篇曲品文字，津津樂道于用韻、協律、字面、唱法，于戲的結構、內容，賓白倒全不在意。一個劇本不管它的內容如何荒誕，結構又如何散漫，只要有一兩句戲甚至一兩支曲韻律謹嚴或詞藻華麗，就可以倍受推崇，轟動一時。縱觀王玉峰創作的《焚香記》，其思想、藝術上的成就也只能歸入這股聲勢浩大的形式主義逆流之中，算不得大開大合的大手筆，它之所以沒有隨那么多的形式主義劇作流失，只是因為王魁故事名聲太大了，而又沒有別人染指這一題材的緣故吧。世傳《新刻玉茗堂批評焚香記》，其中有佚名的《焚香記總評》，可謂對該劇的見諸文字的最早的批評，劈頭評語就是：“此傳大略近于《荊釵》，而小景布置間仿《琵琶》、《香囊》諸種。”又是近似，又是模仿，其獨到之處也就很有限了。不僅于此，批評者對其關目的設置、情節的編造也毫不掩飾他的不滿，寫道：“金 換書，及登程，及招婿，及傳報王魁兇信，頗類常套，而星相占禱之事亦多，——然此等波瀾又氍毹上不可少者。”雖有無可奈何的開脫，但畢竟不同于充斥於明清傳奇批評文字中的那種不著邊際的吹捧，畢竟道出了幾句中肯的言語，已是難得。那末，《焚香記》可取之處又在哪里呢?《總評》指出：“作者精神命脈全在桂英冥訴幾折，摹寫得九死一生光景，宛轉激烈，其填詞皆尚真色，所以入人最深，遂令后世之聽者淚、讀者顰，無情者心動、有情者腸裂。何物情種，具此傳神乎!”(以上引文，以及以下所引劇中曲白，俱見中華書局1989年版點校本《焚香記》)雖然倍加贊賞，卻也只限于冥訴，即劇中《陳情》、《明冤》兩出而已。在此，我們之所以引述前人的批評文字，目的固然在于證明前面對該劇評價之不虛，其實也為的是后面評價的方便，即可避虛就實——對其“常套”，一帶而過;對其“命脈”，細加品評。讀者勿謂言之不預也。

雖說王魁與桂英的故事盡人皆知，而《焚香記》的劇情卻大異于傳說，所以不得不先敘劇情梗概。全劇共四十出，下面的述說也大致依其關目順序。

濟寧王魁，椿萱早喪，弱冠未結姻親。赴禮闈不第，羞澀寓萊城。偶配桂英敫氏，新婚后，神廟深盟，試神京，鰲頭獨占，金壘起奸心。為奪婚不遂，將家書套寫，致桂英自縊亡身。幸神明折證，再得還魂。王魁徐州破賊，聞家難，兩下虛驚。種諤統兵，萊陽解宼，重會續前盟。

這是第一出副末開場所陳述的全劇之“統略”，于王魁桂英故事里平空添了金壘和種諤這兩個人物，前者挑撥其間，制造了遺棄的假案，以致桂英自縊身亡，是悲劇的罪魁禍首，有此一人，則將王魁負義的鐵案翻了個徹底;后者與王魁文武搭檔，驅賊治邪，是掃平婚姻坎坷的先鋒主將，有此一人，王魁桂英的團圓變成了現實。這樣就完成了一句定場詩中所推出的全劇的四個人物形象：“辭婚守義王俊民。捐生持節敫桂英。施奸取禍金日富。全恩救患種將軍。”

首先出場的是王魁。他本濟寧人士，出身名家，父母已故，尚無家室。只因科舉不第，無顏回歸故里，寄寓萊陽。有相士胡亂道，斷其下科必中，且日后功名赫赫，貴不可言;眼下該有姻親之喜，恰見一煙花女子有夫人之命，愿當作伐。王魁欣然從命。(以上二出《相決》)桂英敫姓，亦出身名家(為“門當戶對”伏線，以免辱沒了狀元郎)。為葬父母而賣身，淪落為娼。娼家謝氏，終日相逼，桂英抵死不從(又為日后所嫁狀元郎保持了貞節)，只能“盈盈交淚掩雙眸”，鎮口以淚洗面。(三出《閨嘆》)王魁約胡相士造訪謝家。(四出《訪姻》)謝家主人謝惠德，其實就是妓院中的龜兒，倒是個仁義之人，不愿強迫桂英接客，只求擇一佳婿，自己亦終身有托，所以一見王魁一表人才，已自首肯。而謝媽媽，即鴇兒，見王魁出手闊綽，也便應允。問到桂英，回答是：“若教桂英朝歡暮樂，送舊迎新，必不相從;若求戶對門當，齊眉舉案，這個只憑公公媽媽做主。”竟也一說即成。當即拜了天地。(五出《允諧》)豪富金壘迷戀桂英美，想通過使錢給謝媽，將桂英從王魁手中奪走。(六出《設謀》)又值大比之年，王魁與幾位朋友相約，一起上京趕考。(七出《赴試》)

接連七句都是過場戲，眾多人物，匆匆來去，似乎只在交代情節，全無戲可做，就以定情一場戲來說(即第五出《允諧》)，在原傳說中，桂英的見地、王魁的才情都有很鮮明的表現，這里卻只剩下了一個要嫁一個要娶，不拍而合了。而且將王魁寫成是揮金如土，一擲百金的闊佬，因而也就沒有桂英的含辛茹苦，為王魁備辦飲食衣物等有助于塑造桂英形象的情節，而王魁的應舉，也只是床頭金盡，為鴇兒所逐的嫖客行徑了。急于交代情節而不注重刻寫人物，便是開局之大病。

第八出以后始稍有可觀。鴇兒厭貧求富，在收受了錢財之后，逼令桂英改節，撇了窮酸王魁，嫁給財主金壘。直到這時敫桂英才開始吐露對王魁的戀情：“奴家若負了王俊民呵，教他哭窮途，何處歸?”所以堅決抵制了鴇兒的無理要求，明確地回答：“常言道，嫁雞畢竟逐雞飛。今日里若還苦逼分鴛侶，寧死在黃泉做怨鬼!”(八 《逼嫁》)這時，王魁告知桂英：“目今黃榜招賢，我欲上京取應，一則成我終身事業，二來免受媽媽之氣。”桂英卻不以為然，說：“官人說那里話。昨日又被媽媽逼打一場，要我改志從人，奴家以死自誓。如今官人在家，尚然如此;若不在家，教我怎生分理?卻不墮他奸計?”設身處地，頗近情理。但王魁也另有一番人情世故，他說：“娘子，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為我如今貪賤，他敢欺凌你。縱使我常在家，只似這等模樣，到底也捱他不過。倘此行僥倖中選，他那時焉敢欺負你?你之所見乃一時之情，我乃是遠大之計。”在全劇中這也算是最為本色的賓白了。這時又有鴇兒乘機挖掇王魁離家趕考，桂英只得相從，但因擔心命運有如“斷梗飛蓬，虛舟飄瓦”，遂要求到海神祠焚香設誓，王魁則概然應允。(九出《離間》)于是引出下一出的《盟誓》。

以上四出，桂英的剛烈性格方顯出端倪，上引的王魁書桂英的一段對白，揣摩人情，最為本色，在全劇中也不多見。佚名在出后的“總評”中曰：“曲白色色欲真，妙手也!詞壇有此，稱化工矣。”雖有點言過其實，但總還有可稱道之處。至于焚香設誓，雖系重要的關目、伏線，也不過起著與下文相呼應的作用罷了。“總評”說它：“如此真咒，不可得矣。”既如此，已無藝術性可言。

隨后就是謝家老小為王魁送行，其中著重表現桂英那依依惜別的情懷，特別是剪青絲以相贈一節，寫得楚楚動人，乃成功之筆。試看[五更轉]一曲。

我剪下發，腸俱斷。(白：奴家聞得“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今日為君輕毀傷，千絲萬絲攪得奴亂：(白：這頭發與官人呵，)才結三年，一朝拆散。念烏云髻，白首情，與你分一半。”(白：奴家有白頭之時，若這發呵，)相看到老，到老顏不變：(白：看奴此發，似奴此心。但不知君心似奴家否?苦!常言道：“知人知面不知心。”)怎能夠剪卻君心，試看果如君面?

以剪下的青絲寄希望于白頭偕老，又以之比喻心之不變，這種表達愛情的方式也煞費婦女的心思，而道出這樣貼切的寓意的，在古代文學作品中卻不多見。(十二出《餞別》)轉眼已是深秋，桂英趕制寒衣，為的是要王魁“念奴著肉想，貼體情”，卻又擔心別有新人，“道奴人舊衣新也不當心”。忐忑不安之情狀，如聞似見。(十四出《立志》)于是才有卜占命運之想，光是自己算，隨后又主算命先生算，于是把什么紅顏薄命呵、起死回生呵，先離后合呵，這類所謂的命運安排實則是全劇關目的安排先行預報出來。這樣一來，反倒把桂英那因心緒仿徨，吉兇未卜而產生的求簽問卜以求上蒼保佑的心曲完全淡化了。(十六出《卜筮》)而王魁倒是一帆風順。先是搭伴上路(十三出《登程》)，按著便是科場高中，趕赴瓊林宴了。(十五出《看榜》)偏巧又被韓琦丞相看中，擬招為女婿，指派官媒去說合。(十七出《議親》)此時王魁已受命徐州僉判，正打算“一壁廂飲限難違，疾當赴任;一壁廂差人去取渾家，以慰久別之思”，突然見官媒來議親，即嚴辭拒絕之。(十八出《辭婚》)不料，韓丞相獲知其已有妻而辭婚之后，恬不為怪，反“甚愛他才華德度”起來(十九出《羨德》)，進而為其上任餞行(二十一出《榮餞》)。王魁于走馬上任之前修書給桂英，請其直抵徐州任上。并托一熟悉路途的賣登科錄人前往送信。(二十出《托寄》)自己則興沖沖上任去了。(二十三出《赴任》)財主金壘得到此信，從送信人手中騙過信來，改寫成為王魁已入贅韓府，聽憑桂英改嫁的休書，企圖以此騙得桂英改嫁。(二十二出《讒書》)正自為王魁立節守志的桂英，見了休書，猶如五雷轟頂，當即昏死過去。一當醒來，決意到海神祠去投訴，“他欺人也索神不祐。王魁!你惡狠狠蛇心佛口，我便到黃泉，也須把你這歹魂兒勾，定與我倒斷了前番咒!”(二十四出《構禍》)

這樣一來，便把戲劇的沖突推向了高潮，而第二十六出《陳情》也無疑是全劇寫得最為成功的一句。請聽她在海神面前由訴自己遭遇的[滾繡球]一曲：

他困功名阻歸，寄萊陽淹滯，與奴家呵，水萍逢遂諧匹配。從結發，幾年間似水如魚。我將心兒沒盡藏的傾，意兒也滿載的癡。誰想他暗藏著拖刀之計，一謎價口是心非：鐵錚錚道：生同歡笑死同悲，到如今富且易交，貴可易妻。海神爺，你道他薄倖何如!

聲淚俱下，悲憤交加，真個是癡情女對薄情郎的痛快淋漓的控訴。隨后的一支[叨叨令]也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根由天知和地知，(白：他赴科場時，與奴家臨別呵，)一同價在神前焚香誓：負盟的恰也在刀劍成粉齏。他慘模糊將心瞞昧，一旦的幸登選魁，就氣昂昂忘了貂裘敝;別戀著紅妝翠眉，笑吟吟滿將糟糠棄。大王爺，他心兒兀的不狠殺人也么哥!大王爺，你赤緊的勾拿那廝，只索與咱兩個明明白白的對。

在神靈前揭露薄情郎的違約背誓，是多么的義正辭嚴;想見其喜納新人、狠棄糟糠的張狂之態，又怎不咬牙切齒。幾支曲子一聲呵成，全系白描;模擬聲口，繪聲繪色;字字句句，直出胸臆，不堆砌辭藻語言自美，不矯柔造作，神態愈真，這種本色派的表現手法，才更具沁人肺腑、催人淚下的藝術感染力。這一句戲成功地完成了敫桂英這一被污辱與被損害的癡心女子形象的塑造，是劇情發展的高潮，也體現出作者創作的才華。當然，這也只是相對而言，因為在成功地塑造桂英那剛烈形象時，正埋藏著最大的敗筆，嚴重地影響著形象的感染力。基于要為王魁做翻案文章，塑造“辭婚守義”的全新王魁形象的意圖，劇中表現王魁對桂英也是一往情深，一當高中，首先想到的便是接取桂英“以慰久別之思”。至于桂英接到休書，悲慟欲絕，那完全是中了金壘的掉包之計，怨不得王魁的。而桂英偏要怨、要恨、要求海神出面懲戒這無徒。這強烈的悲憤感情竟發泄到一場誤會上，隨著劇情的進展已洞悉全過程的觀眾，從這悲劇中所受到的震撼不要大打折扣嗎?而作者對桂英的感情做如此捉弄，不也過于殘酷了嗎?這就明顯地露出了造作的痕跡。我們所說的成功之處尚且留下如此的破綻，至于后面的情節全是編織荒誕不經的故事，更無足觀了。

先是海神托夢，告訴桂英：對于王魁的負心，因陰陽間隔，難以處分，“直待你陽壽終時，到我殿下，才與你明白折證”。為此，桂英只得用羅帕自絞而死。這時又有謝公來尋，發現心窩尚熱，遂置之于神祠后殿待醫。于是桂英陰魂再告到海神案前，海神即差鬼兵去攝取王魁魂靈。(二十七出《明冤》)王魁久不見桂英回信，正思再寫信相催，桂英已領鬼兵來攝魂。(二十八出《折證》)當頭對案，又有海神的秉公而斷，真相自然大白。結果罰了金壘，著王、敫二人還陽。(二十九出《辨非》)桂英還魂，并告謝家公公媽媽，休書乃金壘偽造，一家人始恍然大悟。(三十出《回生》)

早在第十一出就平空插入《藩籬》的一段戲，說賊將張元攻掠徐州，丞相韓琦特派種諤將軍去鎮守。第二十五出又插入種諤設宴為新上任的徐州僉判王魁接風。到這時，賊將張元真個驅兵進犯徐州了。(二十五出《驅敵》)王魁還魂之后，明白了真相，忙修書派家人親送給桂英。偏偏這時為抵御強敵，城門緊閉，信又因此耽擱。王魁與種諤，一個文韜一個武略，聯合議定御敵之策。(三十二出《傳箋》)種諤領兵殺得賊寇狼狽逃竄。(三十三出《滅寇》)徐州城外有一小卒，受了金壘的錢鈔，編造了王魁死于亂軍的謊言，報與桂英。桂英有感于“如今我得重生，你反歸泉世”，“難道我偷生做了負義人，忍教你做無妻鬼”，決心以死報之。謝家人等百般勸導而后止。(三十四出《虛報》)賊將張元聽說徐州一戰出奇制勝的謀略出自王魁遂率領兵殺向萊陽，滅其家小以出氣。(三十五出《雪恨》)得知這一情報，王魁說明原委，種諤乃決定親自提兵趕去萊陽，并答應接取王魁眷來徐。(三十六出《軍情》)兵到賊退，種諤命王魁家人進城迎取桂英。(三十七出《收兵》)桂英見了王魁手書，喜出望外，與謝公一家即刻起程。(三十八出《往任》)種諤軍馬先行，正好碰上四處流竄的金壘，拿下就打了一百軍棍，金氣絕身亡。而桂英一行則有二百親兵護送，平安向徐州進發。(三十九出《途中》)最后則是《會合》，即大團圓，在喜慶中反復渲染的是“冥冥之中，鬼神難昧”，“惡有惡報，則辰正到”，在劇末的收場詩中還寫著：“貴賤窮通天自裁，莫施奸計巧安排。誰言善惡無昭報，禍福皆因積上來。”充斥了因果宿命的說教。反過來看，全劇大部分關目不也都是為圖解這一說教而設置的嗎?所以，一個個人物形象才顯得那樣的蒼白，成為概念的化身;一支支曲牌只是概念的演繹，毫無性格特色，也就不足動人了。

《焚香記》希圖將一個婚變的悲劇改變為大團圓式的喜劇，卻因人物缺乏典型性，又片面強調誤會、巧合和命運安排而失去了生活的依據，終成一部令人哭笑不得的鬧劇。

四 王魁負桂英的故事至今上演不衰

在對待婚姻的問題上，王魁是失約負義之男，敫桂英是義不受辱之女，這已經成為群眾的口碑，經過無數代人的口耳相傳，定了案的，用文藝學概念說已經成為一個藝術典型，具有著一定的社會意義、藝術價值，是不能隨意更改的。傳奇劇本《焚香記》試圖改動，并沒有成功，它之得以流傳，并不因為它那荒唐關目的編排，倒是在它能保留和豐富足以反映敫桂英那義不受辱的剛烈性格的幾句戲，如《陳情》、《明冤》、《折證》，至今在昆曲舞臺上仍以《陽告》、《陰告》、《活捉》的折子戲名目演出。對于王魁《辭婚》這樣的戲，卻早已被忘得干干凈凈。

在花部聲腔劇種中，據《焚香記》改編的劇目比比皆是，不過這種改編基本上是將傳奇劇本翻的案又翻了回去，把王魁永遠釘在忘恩負義的恥辱柱上，永世譴責唾罵。而之于敫桂英義不受辱的剛烈性格，更予以提煉升華。地方劇種中的《情探》是這樣，《打神》、《罵廟》、《活捉》更是如此。那已經不是安于命運的擺布，更不是匍匐在神靈腳下乞求庇佑，而是指責其何以只接受焚香設誓，卻對違背誓言的行徑無動于衷，最后，完全將神靈視作泥塑木雕，打之罵之猶嫌不足。這里根本不存在對神靈的崇拜，又哪有一點宿命的影子。凡此說明，王魁和敫桂英的形象，在勞動人民手中恢復了其本來面目。癡心女倍受同情，負心漢痛遭鞭笞，這才是生活的真蒂。這也是我們從王魁桂英形象的演變中得到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