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音盒》劇情簡介|鑒賞|觀后感

1989 彩色片 126分鐘

美國卡羅爾國際影片公司攝制

導演：康斯坦丁·科斯塔—加夫拉斯 編劇：喬·埃茲特哈斯 攝影：帕特里克·布洛西埃 主要演員：杰西卡·蘭格(飾安妮·拉茲洛) 阿爾明·穆埃勒(飾邁克爾·拉茲洛)



本片獲1990年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



【劇情簡介】

邁克爾·拉茲洛是芝加哥的一名退休工人，妻子已經去世。他還有一個兒子和一個離了婚的女兒及一個外孫。本來，拉茲洛的生活是幸福的，但有一天，他忽然接到法院的傳票，指控他曾經采取欺騙手段以獲得美國國籍。拉茲洛本是匈牙利人，40年代作為移民來到美國。現在，美國政府根據匈牙利提供給聯合國的文件，認定拉茲洛的真名叫米什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是匈牙利法西斯警察特種部隊——“箭十字部隊”的一個頭目，犯下了屠殺平民和猶太人的滔天罪行。拉茲洛對這個指控十分惱怒而又束手無策，只好給女兒安妮打電話。

安妮是個十分能干的刑事案律師，她一邊告訴父親不要著急，一定是政府弄錯了人，一邊陪父親去找起訴律師布克先生，試圖解除誤會。不料布克卻否認有誤會的可能并告訴他們，一旦起訴獲勝，拉茲洛就將被驅逐出境。

拉茲洛怒氣沖沖地離開了布克那兒。他把安妮帶到妻子的墓地，在那里，他告訴安妮，當年在匈牙利為了不受欺負，他確實當過警察，后來為了入美國籍他曾撒謊說自己是農民，但他只是辦公室里的文職人員，并沒有參加過特種部隊，更不知米什卡是誰。望著把自己養大的父親，安妮堅信他是無辜的。盡管她不熟悉這類訴訟案，但還是答應親自為他辯護。

回到家里，安妮便開始準備辯護工作。她的哥哥卡奇和黑人女秘書都為她收集有關情況和資料。與此同時，她還約見了布克，企圖利用他的隱私迫使他退出訴訟，但卻沒有成功。法院按時開庭了。一大群拉茲洛的支持者和反對者舉著標語牌擁擠在法院的大門前，高呼著各自的口號。拉茲洛在安妮等人的陪同下面無表情地穿過人群，進入大樓里。主審法官宣布審理開始后，雙方迅即開始了短兵相接。布克首先聲明他指控的不是一般罪犯，而是一個罪大惡極的納粹分子。安妮則出示了一盤錄像帶，顯示她父親5年前曾因制止了匈牙利一歌舞團在美的演出而惹怒了匈牙利的共產黨政府，以此表明對她父親的指控是共產黨的一個陰謀。接下來，布克傳喚了他的第一個證人——司法部的一名證件鑒定專家尼蒂森。他作證說，匈牙利政府提供的那張名叫米什卡的特種部隊頭目身份證上的照片與拉茲洛申請入籍時的照片完全一致，從而證明他們就是一個人。證人發言后，安妮胸有成竹地站起來提問。她緊緊抓住匈方提供的證據是復印件，只能間接作證這一點，然后迫使證人說出自己有猶太血統，從而暗示他無法采取公正立場。安妮的辯護顯然十分有力。法官宣布審理暫此結束。

第二天，一位來自匈牙利的婦女首先作證。她通過翻譯描述了她親眼目睹米什卡殺害一對母女的情景，并作證說那個殺人惡魔米什卡就是照片上的這個拉茲洛。面對證詞，安妮仍然顯得從容不迫。她問那名婦女她的兒子是否是共產黨員，他是否在政府部門工作?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她便輕松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顯然她再次把聽眾的視線成功地引導到了她說過的那個陰謀上。接下來作證的是一個名叫保達伊的老人，他描述了米什卡殺害他全家的暴行。隨后另一名中年男子走上了證人席。他叫瓦莫什，當年曾被迫為納粹警察作“清掃”工作。他當庭表演了米什卡及其部下如何以做“俯臥撐”的“游戲”殘酷地折磨猶太人取樂的情景。他們都異口同聲指出，拉茲洛就是當年的米什卡。瓦莫什發言后，安妮開始提問。她問瓦莫什以前是否見過保達伊。瓦莫什一口否定了這種可能。安妮立刻指出，他們昨天還曾在一起交談;于是，她問瓦莫什，他是否經常這樣撒謊……安妮的情報看來相當準確，坐在一邊的布克看到自己的證人欲辯不能的樣子，感到十分尷尬。這時，布克的最后一名證人開始作證。這是一名婦女，她控訴了米什卡及其同伙殘暴地蹂躪她的情景，法庭上一片寂靜。面對這位受害者，身為女性的安妮也同情地低下頭，她沒有再對這位證人的證詞提出疑問。這時，拉茲洛卻激動地站了起來。他沖到那名婦女面前，怒不可遏喊道：“那不是我!那不是我!”突然間，他由于過分激動，暈倒在地上，法庭上立刻亂了起來……

拉茲洛住進了醫院，審理只好暫時停止。這時，從匈牙利傳來消息，一個已經病危的米什卡的前同伙愿意作證。主審法官立即決定將法庭搬到布達佩斯去。上飛機前，安妮的秘書交給她一個地址，據她了解，地址上的那個人的哥哥曾多次向拉茲洛索要過錢財。

法院在證人的病榻前繼續開庭。在布達佩斯，一個陌生的男人找到安妮，交給她一包材料。于是，當證人作證說拉茲洛就是米什卡時，安妮立刻拿出一疊資料證明，他以前曾多次指認過其他人是米什卡。布克再也提不出其它證據，安妮獲勝了。但臨別前，布克卻要安妮回答，她是否真的認為她父親是無罪的!安妮被布克的質問觸動了，她按照秘書給她的地址，來到一間舊房子里，希望能找到一個知情人。一名婦女把她讓進屋子，在那里，她驚訝地發現，那個女人的哥哥就是人們在法庭上反復提到的米什卡的另一個同伙，特種部隊頭目左爾丹，他不久前剛剛死去。

安妮帶著那名婦女的哥哥留下的一張當票離開匈牙利，回到芝加哥。在一家當鋪里，她取出了一只八音盒。她打開了盒子，隨著一陣悅耳的音樂聲，從盒子底部慢慢翻出一張張照片，那上面是她父親正在屠殺猶太人的一幕幕情景!

內心被巨大的痛苦所折磨著的安妮見到了正在和朋友們慶祝勝利的父親，她期待著他哪怕多少表現出一點懺悔。但拉茲洛卻依然重復著他的那套謊言。安妮絕望了。她憤怒地奔回家里，把那些照片裝進一個信封中……

第二天清晨，載有拉茲洛罪行大幅照片的報紙被送往千家萬戶，安妮痛苦地摟著兒子，望著凄迷的晨霧;她知道，她和兒子都將失去了自己的一個親人。



【鑒賞】

《八音盒》是以拍攝政治片著稱的希臘裔法籍導演科斯塔—加夫拉斯的一部力作。在這部影片中他再次令人信服地顯示出其揭示問題的尖銳性和深刻性，同時也展現了其駕馭電影語言的出色才能。

影片的框架是一個關于追蹤納粹戰犯的故事。加夫拉斯在這里絲毫沒有掩飾他一貫的政治視角。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許多罪惡累累的納粹戰犯紛紛逃往國外避難。他們隱姓埋名，過著安閑優裕的生活。無數戰爭的受害者和正義之士絕不會因為他們的罪惡已經成為歷史而放棄對他們的追蹤，那些戰犯也并不因為僥幸逃脫了法律的懲罰就改邪歸正。片中以布克為代表的人們(其中也包括安妮)對在逃戰犯的追蹤和拉茲洛對猶太人發自內心的仇恨、他教孫子做俯臥撐(那是他當年折磨猶太人的一種游戲)的細節、以及他告訴孫子所謂對猶太人的屠殺都是謊言的行為等無不表明，40多年前的那場邪惡與正義之間的斗爭并沒有隨著二次大戰的硝煙散去。這或許正是加夫拉斯選取這一題材并得以獲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基點。

在影片中，加夫拉斯充分顯示了他對這一現實的關注。影片中一個個證人的控訴使人們重溫了昔日納粹令人發指的暴行，但是，加夫拉斯在這里并沒有使用任何閃回鏡頭來重現當年的情景——以避免使影片變成一個只是回憶過去的故事。相反，在對拉茲洛進行揭露和為之辯護的主要故事線索周圍，更加令人震驚的是加夫拉斯仿佛漫不經心地點綴在其中的一種今天的現實：從那個同樣隱藏在美國、曾不斷對“拉茲洛”進行敲詐的米什卡的前同伙左爾丹到拉茲洛身邊眾多的朋友和支持者，從左爾丹妹妹家依然掛著的他身穿納粹軍服的照片到為安妮提供資料的那個布達佩斯的神秘男子，我們都不難感受到昔日納粹陰霾的存在。這一存在的原因顯然有著極其復雜的國際政治、經濟和種族沖突的背景。加夫拉斯曾經說過：“據我所知，不少戰犯現在都隱居于南美等地，而美國政府卻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為的是換取工業和科學上的利益……甚至這些戰犯會被用作間謀，以打擊國際上的共產主義活動。”在影片中，加夫拉斯顯示出了與其作為一個著名的政治片導演的地位相稱的敏銳和深刻。片中拉茲洛和安妮進行辯護的基本方法正是利用這一復雜的國際沖突背景，通過把人們對戰犯的追蹤描繪成某個共產主義政權的陰謀而博得了人們的同情。

不過，加夫拉斯并沒有把他的視點局限于一個純粹的政治或追蹤戰犯的故事上;他傾以更大關注的毋寧說是一個關于人的故事，是人類本性中善與惡、仇與愛的存在與沖突。這也是他在其以往的政治題材影片中所不斷探索的一個問題。他曾說過：“潛在的人性暴力傾向是我不斷重復的主題之一……這并不是一部關于復仇，而是一部關于記憶的影片。我認為并不需要去追蹤大人們，去懲罰他們，現在去那樣做看上去似乎意義不大，他們本應該在多年前受到懲罰。重要的還是去發現，作為人類，他們怎么能犯下這樣的罪行。”片中的拉茲洛是體現了加夫拉斯對于人性關注焦點的一個重要人物。人們很難想象，一個對自己的子女充滿了愛的父親何以會對人類犯下那些令人發指的罪行?——這也正是最初導致安妮堅信父親是無辜的原因之一。在影片中，加夫拉斯向我們展示了這一人類身上令人不寒而栗的仇恨和暴力本性。看上去與普通人并無二致的拉茲洛不僅是當年的惡魔，也是今天的“暴君”。他對過去的所為絕沒有絲毫的懺悔;他教給孫子以拳頭去還擊同伴的不敬;在他手持木棒面對著一群示威者的場面和影片后部他撇下痛苦不堪的安妮怒氣沖沖地教孫子騎馬的情景中，加夫拉斯又為我們活現出一個當年的納粹分子的形象。顯而易見，不論是時間的流逝、戰敗的教訓，還是已經和即將到來的正義的懲罰都不足以使那些米什卡—拉茲洛們放棄他們對于其人類伙伴刻骨銘心的仇恨。

作為這種暴力本性的反面，加夫拉斯也對人類本性中的善——追求正義的尊嚴及其更高的形式——愛，進行了動人心弦的探討，它的焦點就集中在片中的女律師安妮身上。安妮是加夫拉斯在影片中所塑造的一個富于深度的正面人物。她雖然為她當過納粹的父親進行了辯護，但她卻是無辜的，她只是受到了欺騙。當她發現她的父親就是那個手上沾滿了猶太人鮮血的罪犯時，她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維護正義——把她父親犯罪的證據公之于世。在其以往的政治題材影片中，加夫拉斯常常為我們塑造出一種富有人的尊嚴的普通人的形象，他們雖然是一些并不起眼的小人物，但為了維護正義，卻不畏強權，勇敢地揭露出暴力的黑幕。如他的代表作《Z》中那名勇于揭露事實真相的新聞記者。因此，他的影片不僅是政治揭露式的，也充滿了人的尊嚴的光輝。在安妮身上，他把這種對于人的尊嚴的歌頌進一步延伸到對人性中更高的善——愛的探討。安妮挺身而出為拉茲洛進行辯護從一開始就超出了一個職業律師的責任范疇，而連帶著一種感情的糾葛。她為父親的辯護不僅是履行一個律師的職責，更是出于父女之間的親情和愛。從墓地到家庭，加夫拉斯雖然著墨不多，但卻令人信服地展示出一種父女相依為命的情景，從而使影片一開始就在政治與現實的主題之外增加了一種感情的維度，它使影片同時也成為了一個關于愛的故事。正是出于這一對父親的情感，安妮一開始堅信父親是無辜的。然而，當她發現了事實的真相后，卻終于作出了維護正義的選擇。而加夫拉斯使我們相信，安妮的這一選擇并不是一種由愛到恨的簡單轉化，而毋寧說是感情和愛的主題的一個延伸。這一抉擇中包含的是一個女性對其遭受殘害的同胞的愛的補償，也是一個母親為保護自己的下一代不受昔日納粹邪惡的影響的責任;作為女兒，她也在為父親最后償還他欠下的那些血債。在影片中，加夫拉斯不僅以父女之情為始顯示了精明強干的安妮身上具有的那種動人的親情和愛，同時也不斷使這種愛得到擴展和延伸。在法庭上，她精明的辯護曾使事實也不禁“捉襟見肘”，然而，當她面對那個慘遭蹂躪的女性的證詞時，一種比父女之情更為深厚的愛顯然占了上風。而在影片最后，當安妮把父親的犯罪證據公之于世之后，她緊緊摟住兒子的鏡頭則無疑使影片中關于愛的主題達到了高潮，它顯示出一個母親所能表現出的最高的愛。對此，我們很容易把它聯系于加夫拉斯的影片中所一貫具有的那種強烈的人道主義傾向。

除了影片所展示給我們的令人震撼的內容外，在其表達形式上，加夫拉斯也不愧為一位能夠熟練駕馭電影藝術語言的大師。在這部以室內戲為主、且場景十分有限的影片中，他通過對敘事的組織、場面和鏡頭的調度以及光影的運用，把具有戲劇性沖突的張力、寫實性的場景和對人物關系及其內心世界的揭示出色地糅和在一起，并始終成功地“操縱”著故事的發展。影片的線索雖然并不復雜，但加夫拉斯卻在其中成功地建立起一個艱難地逐漸“發現”事實真相的過程。從人們在法庭上對米什卡及其同伙的暴行的逐步揭露，到安妮發現自己受到了生活中唯一一個可以信賴和依靠的男人的欺騙，影片始終充滿了令人緊張不安的氣氛和懸念感。而不論是在那些充滿了激烈的沖突還是日常性的場景中，加夫拉斯都十分善于從其中去發現劇中人物逐漸發展和變化了的關系和內心世界。此外，片中女律師安妮的扮演者杰西卡·蘭格的出色表演也是影片獲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已年屆40的美國演員杰西卡·蘭格80年代初以《弗蘭西絲》一片開始獲得人們的普遍贊譽。在本片中，她以質樸、自然的表演把外貌瘦弱、內心充滿了矛盾與痛苦而又富于堅定的性格和勇氣的安妮刻畫得十分深刻動人;她也因此獲得第62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的提名。

本片導演康斯坦丁·科斯塔—加夫拉斯1933年出生于雅典，以拍攝政治性題材的影片而聞名于國際影壇，他的政治片多以真實事件改編，富于強烈的政治揭露色彩和人道主義傾向，代表作包括《Z》、《戒嚴》、《特殊法庭》、《失蹤》及本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