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伊藤博文(1841—1909)17歲前入吉田松陰創辦的松下村塾學習，接受了“尊王攘夷”思想。隨后入幕府炮術傳習所學習軍事，并曾秘密赴英學習海軍。1864年伊藤博文回國后，成為“開國”論者，積極為倒幕維新奔走。幕府倒臺后，伊藤博文力主廢藩置縣，成就國家的真正統一。1871年后，伊藤博文致力于開拓新文明于日本，如辦鐵路、確定日本貨幣制度等。1882年，伊藤博文赴歐洲考察各國憲政，后主持起草和領導審議旨在確立日本近代天皇制的《明治憲法》及有關法案，并于1885年出任首屆內閣總理大臣兼宮內大臣。伊藤博文先后四次出任首相、兩次任樞密院議長、一次任貴族院議長。1894年后，伊藤博文制定并推行侵略中國和朝鮮的政策，發動中日“甲午戰爭”，并在次年簽訂《馬關條約》，索取大量賠款，割取臺灣，且將朝鮮置于日本統治之下。1906年，65歲的伊藤博文前往朝鮮任首屆統監，同年晉升公爵。1909年10月26日，伊藤博文在哈爾濱車站被朝鮮志士安重根刺殺身亡。

【作品選錄】

可是，博文當下反對此議，他答道：　

“我對于這樣姑息的處置堅決反對。究竟所謂王政復古，是什么意思？本來意思不是說要將已歸于武門武士之手的日本全國復返于以前的政治嗎？　除了廢封建，置郡縣，統一兵力財力于朝廷，而謀國力之進展，沒有其他的方法。所以今日的當務之急，在于廢除各藩，使朝廷的權力直接及于日本全國。至于10萬15萬石的獻納等，不成為問題。”

博文的這種答復，并不是當時想到的。他老早以前就已經考慮過這種事情。“我從少年時代以來，即愛讀山陽的日本政記，對他的勤王論感興趣，同時深覺要使國家興盛必須實行郡縣制。”這是博文自己所寫的。及至其后在英國留學，映入他眼簾的，也是郡縣制度的利益。若要成就國家的統一，導致其隆盛，無論如何，非撤廢封建制度不可，這是他以前所考慮過并且與井上等所談論過的意見。然而當時想到此事的人，不外他們兩個。就是進步主義者的木戶，也不會想到這步田地。于是木戶說道：　

“你的議論，理論上來說是正當的。王政復古，必定要照你所說的那樣做才對。但是，若那樣實行起來，不獨我們的家主會要滅亡，就是全國的大小諸侯，都將廢滅，所以這樣的事情不可輕易地出口。不然，便會將可以做成功的事情，反倒弄得做不成功。”

實際這是當時最重大最危險的問題，假若弄得不好，日本將要因此瓦解亦未可知。因為德川幕府的奉還政權，在今日看起來，只是德川一家的私事。一部分的人們雖因此而失掉了俸祿和土地，但天下諸侯的大部分卻不曾失掉任何東西。只不過是他們的形式上的指揮者，由幕府轉變為朝廷了，如是而已。但是若依照現今博文所說那樣，廢除封建制度，實行郡縣制度，那么，第一必須撤廢諸藩，將諸侯趕走。若趕走諸侯，他們的家臣也就不得不失掉俸祿。這實在是關系全國武士的死活問題。并且數百年來子子孫孫相傳的主仆感情和社稷觀念，到底不是一篇大義名分論所能夠清算得了的。現在木戶自身、博文自身不是正為這種清算不了的矛盾所苦惱著嗎？

這樣，博文多年所夢想的廢藩置縣之事居然成功了，但到此事成功為止，博文的朋友們差不多都廢寢忘食地活動著。大隈、后藤等不待說，就是他的同鄉友如井上聞多、山縣有朋(原名狂輔)野村靖、烏尾小彌太等也都參加活動，又如大山彌助、西鄉從道等也各自擔當重要的任務。獨伊藤博文一個人，自從明治二年到東京以來，對于這事卻似乎不大參與。就是記載和這個問題有關人事的木戶的日記中，差不多都沒有博文的名字。以木戶、大久保、西鄉居首，所謂維新元勛的一切人們，都曾經或往薩摩，或往長州，或往土佐，幾番作使，幾番密議，而這個期間，博文連鄉里都不曾回去過一趟。他開始那么熱心地主張廢藩置縣，到了這個最重要的時期，卻突然銷聲匿跡了。這是什么緣故呢？據我們想來，大概博文在這一兩年里，經歷了一種相當大的心理轉變。

在前面說過，他對于當時得過且過的政情甚抱不滿而提出了辭呈，而這種辭意又終于未被允許，這些事情大約曾給他的心中造成一種大大的絕望，這是不難想象的。其實，我們設身處地地想一下，那時的博文，真可說是一切事與愿違。他們多年舍生忘死奮斗得來的維新，不過是將藩主變名為藩知事而已。不錯，幕府倒了，政權歸于朝廷了。然而這個朝廷卻沒有什么實力。有權者不可不有力。德川幕府所采取的措施，雖有許多不好之處，但保持實力與權力相等的狀態總算是辦理得法。而今日的朝廷卻無實力，因為無實力，所以其政權亦不過是虛名而已。眼下這一兩年間，政府對于各地蜂起的無組織暴徒，不是只能束手旁觀嗎？要像這樣放任下去，究竟日本將成為怎樣的情形？自然，這種狀態不會那么長久地繼續下去的。廢藩而實行郡縣制的時代，也許最終會到來。然而即使這樣的時代到來了，這樣微弱的國力，能怎么樣呢？縱使政治體制怎樣變動，如果國民生活的內容依然如舊，則又有何益處呢？

博文在這樣失望的期間，似乎曾逐漸考慮起自己的立場來。他已經30歲了，也不能始終跟著木戶和高杉走。況且在這樣的人生變動時期，意外不幸曾給他的愛好外務的心情一種打擊。不為別的，因為他的長女薩陀子死了。

他接到這噩耗的時候，是明治二年八月初旬，當時他一個人在東京住著。夫人梅子還住在神戶，所以薩陀子也死在神戶，因為當時交通不便，所以臨死和喪葬的時候，他都沒有趕得到。最喜歡小孩兒的他，曾經怎樣珍愛這個女兒，從他寄給梅子夫人的信中，可以看出來。況且這個女兒平時非常健康而又活潑，所以絕沒有想到她會死，所以可以想象她的死對于博文是怎樣地打擊了。他后來做了一首懷女的詩道：“為親為子果何緣？夭壽由來皆是天。汝魄青山留白骨，汝魂宇宙在哪邊？”

他改俊輔而名為博文，就是從這個時候起。似乎從那時以后，他的性格中開始表現了一種變化，木戶孝允注意到這種事實。在這兩三年之后，他寄給巖倉卿的信中，寫著：“伊藤博文為孝允十有余年之知己，且如閣下所知，彼具有剛凌強直之性格，然近來用意沉實，細案精思，其力亦為孝允同輩中所稀有者。”他經過了一番這樣性情的變化，可以說是確立了一種獨立的自我意識，而開始發展他自己的事業。所謂他自己的事業是什么呢？就是開拓新文明于日本。

實際上，他在這10年之內，雖常隨從幾個前輩而奔走于國事，但在這中間，似乎也曾逐漸覺得他自己與其他人們之間有一種立場的不同。他們雖說也一樣地期望王政恢復和國家統一，但這種期望的動機，卻不必完全同一。引動木戶和引動大久保趨向維新的動機，主要的是當時的大義名分論。是對于幕府而抱著的傳統的憎惡。其動機其目的，全在政治。但博文除此之外還另有一種傾向新文化的理想。他中斷留學英國，匆忙回到日本來的動機，并不是為打倒幕府，而是為要振興開國的國論。是為要創立不比歐美諸國差的新文明于日本國土。為此之故，便不可不在日本實現立腳于新基礎上的統一，因而便參加了倒幕運動，可是，其動機和理想，與其他的倒幕論者不同。

他現今在幻滅與孤獨的悲哀深處所發現的東西，便是這一點，他渡英當時的那種少年理想家的熱情，現在重又燃燒起來了。以前見過的大英帝國的繁榮及其偉大的文化設施，常常進入他的夢想中來了。然而想要實現這種夢想、這種理想于日本的人，現在在哪里呢？木戶和大久保大概知道這種必要吧。但他們不過抽象地當作一般的理論而了解著罷了。至于究竟須從何處開始著手建設這種文明才妥善呢？這在他們的腦中沒有什么具體的映象。幸而博文曾用自己的眼睛看見過這種文明，所以大體的目標，也還建立得起來。除他以外，還有誰能夠擔當得起這種事業呢？

他在其一生的轉變期中，在紛繁的國情的漩渦中，找到了這種自己的角色，這不可不說是極其自然的事。他遂以新文明的開拓者自任了。大約他在這種自任之下，曾經決心暫時脫離當時的所謂政治運動，而引退了的吧。大約在他看來，這些事情，他雖不去做，卻有不少的適當的人們可以去做。

博文等最費心思的是在日本憲法中應該如何處理帝權，應該怎樣使日本國體的尊嚴得到反映這些根本的問題，看他當時的書信筆記里便可以知道。他在德國留學時寄給巖倉的書信中，敘述過史太因關于這種問題的學說的一端：“三國(英、法、德)雖均為代議政體，但其精神大有不同。英國人認為政府(指行政)是國會中占多數的黨派首領實施政治的地方。法國人認為政府是國會民眾的臣仆。德國人認為政府雖然采納眾議，但卻有獨立行為的權力。如果無此獨立行為的權力，則國會不供給其經費時，就沒有辦法管理國家政權，豈有斯理耶？況君主親掌立法行政之大權，為一國之首腦，有不經君主的認可而成為法律，有不經君主的允諾而實施的嗎？由此來看可以說君主就是國家，國家就是君主。但這與獨裁卻不同。在立憲君主制度的國家，立法組織(即議院)、行政組織(即各宰相之協同)以及各種政治，都依據一定的組織、紀律而運用。”此外他當時的筆記中有如下的一節，也是一個例子。

“英國主義——王雖有王位，而不統治。”

“如果要實行這種主義，那么王政復古就談不上了。我國皇室700余年間，其統治大權被幕府掠奪。但皇位皇統連綿如故。王政復古的意思就是統治大權恢復古代的狀態。我們相信，將在幕府的統治大權，直接交給民眾，而皇室依然失其統治權，這和幕府存在的時候一樣，如果這樣的話就不能符合日本臣民心中的愿望。何況也不符合我國國體！”

基于這樣的根本觀點，他主要是取法德意志憲法而完成了日本大憲章。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這樣的結果是他經過相當的錯誤和誤解，走了很多彎路才達到的。

他的苦心之一，是關于議會權能的“協贊”這個字眼。這是博文等新造的詞語。英國憲法中明白地寫著政府“須求議會之承認”。如果說承認，便含有否決權。但以絕對主權置于天皇的日本憲法中，不予議會以否決權利。因此，新造“協贊”一詞以使與天皇的總攬相稱。

于是國民所渴望的憲法，選定明治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建國2549年的紀元節頒布了。頒布典禮是午前8時在宮中溫明殿舉行，皇上首先賜優渥的敕詔，然后將這個大憲章授給當時的總理大臣黑田清隆。同時發布大赦令，赦免一切政治犯的罪。

這日一早就下大雪，京城成為銀色世界，滿街張燈結彩，花車綠門，煙火沖天，歡聲騰空。午后，天皇、皇后兩陛下乘坐鳳輦往青山大操場行閱兵禮，更于宮中安排晚宴，賜內外的顯官陪食。次日行幸于上野公園接受國民的祝賀。那幾天，全國乃至窮鄉僻壤，都成了狂歡亂舞的天地。

博文這時依功受賜旭日桐花大綬章，圣恩更及于博文的家族，父重藏被敘為正四品，因為高齡的緣故，賜菊花紋章御杯一只，酒肴錢五圓。

這樣一來，博文成就了他終身大事業的一半。從此以后的數年間，他大半住在小田原滄浪閣，享受著比較悠閑的日常生活，可是，既是憲法的創始者，對于它的實行也不能不負有責任，所以他也不能完全與閑云野鶴為友。

明治二十二年十月，博文因病辭了樞密院議長的職。他寄給土方宮內大臣的書信中，曾有如下的話作為這次辭職的理由：“近來雖苦思熟慮，然自前年蹉跌以來，去年奉重任，遂有乞骸骨之決心，所以此時捧呈辭表，由來非一朝矣。敬乞洞察焉。”所謂前年蹉跌正是指那個保安條令事件。足見他對于自己的失職責任感極強，但他這時突然決定辭職，其中卻另有一種隱含的理由。那就是因為他此時突然堅決反對大隈重信的條約改正。

原來大隈承諾就任黑田內閣的外相，是因為有伊藤、井上兩人的熱心斡旋。那時大隈原不肯入閣，最后，博文和井上約定做后援，使他自由發揮手腕，他得了這個條件遂入了內閣。大隈入閣之后，便以滿腹的野心，首先埋頭于條約改正一事。但他的改正案也帶有辱國的意味，所以不為民黨所容。于是又遭遇到全國的反對運動。自然，博文曾遵從最初的約定支持他的政策，可是，及至看見民黨的反對太激烈，便決心使大隈的企圖中止，遂辭了樞密院議長的職，而使廟議轉向反對的方向。

博文的這種做法自然有許多可批評的性質。使他違背對大隈的承諾的，是什么呢？畏懼輿論的喧囂嗎？嫉妒大隈的功業嗎？因相信大隈所計劃的改正案對于日本不利嗎？或者此外還有什么理由嗎？這一切，在今日都成為秘密了，但他的行為背叛了大隈，則毫無疑義。而此后這兩個政治家彼此沒有再握手的時候也是毫無疑義的事實。然而博文的這種舉動若較早一個禮拜，或是大隈拋棄他的企圖的日期較早一個禮拜，那么他的那一只腳便可以保全無事亦未可知(大隈曾遭人刺殺，傷一只腳)，這也并非不能想象的事。大概是博文政治家的本能使他擺脫了這種危險。

總之，當這種輿論激昂的時際，毫不留戀官位而自己引退，這似乎是博文的行動綱領之一。至于這應歸于他的膽小還是忠于輿論的緣故，那是另外的問題。

可是，博文的辭職不容易被允許。經過再三懇求的結果才達到了目的。不過，皇上特賜敕詔，表明優待元勛的意思，又賜予他大臣的禮遇，并另外賜給如下的敕語：　

“朕諒卿陳奏之意，允其請。朕倚信卿之忠誠甚厚，切望隨時仍致其啟沃之力。”　　　

此時博文曾受到皇上的密旨，須發誓約定下列3件事方準辭職：　

一、　不完全離開闕下。

二、　有重要事件時，奉答咨詢。

三、　國家有事之日，出山救濟。

博文感泣圣恩，拜受敕命，自不待說。

黑田內閣一倒，山縣有朋便出來組織內閣。在二十三年的七月，舉行了日本最初的眾議院議員總選舉。這次總選舉是日本憲政史上惟一的理想選舉，沒有干涉，也沒有賄買，朝野兩方面都極公開和透明地從事政戰，結果也無比地良好。尤其是棄權率，不超過6%，像福岡縣，還不到1%。所選出的人物，也多是比較好的人。若按此時議員的黨派計算，中立69人，大同團結黨55人，進步黨46人，愛國公黨35人，保守黨22人，九州進步黨21人，自由黨16人，自治黨17人，官吏18人，其他2人，中立黨相對地占多數，舉足輕重可以決定朝野的勢力對比，這顯示了一種有意思的結果。

當年的冬季，日本最初的議會開會了。一開始，自由黨、進步黨等民黨堅固團結，對于政府的預算案大加削減，使政府大大地窘苦，但最后，政府對自由黨的懷柔政策奏效，遂達成了妥協。

在這第一屆議會中，博文因山縣等的懇請曾就任貴族院議長之職。開始他辭而不受，后為山縣的再三要求所動，約定僅做一期，才接受了。其時他寄給黑田清隆的書信中，有如下的一節：　

東洋大局，將來難等閑置之，一屆會期完結之后，擬預求敕許，派遣往中華，愿做中華駐扎之公使，萬一公使難求之時，則漫游也可。此事若承允可，則一屆會期之議長可以就任，特此奉聞。

由這封信看來，可見他當時已關注中國問題了。中日戰爭4年以前，當舉世以第一屆議會為中心而埋頭于內政問題的時候，他的眼光已轉向西鄰的大陸去了，那意味著什么呢？尤其是他身居元勛的要位，卻特地期望駐華公使的職位，這不單是表示他的卓見而已，還體現了他盡忠報國的赤誠。

且說他這樣做了最初的貴族院議長之后，他的態度是怎樣呢？再引金子堅太郎氏的談話吧：　

我在開會之前，為研究議會政治的實際乃至詳細的議事規則起見曾出洋一次。歸朝的途中，恰好船在太平洋的中間時便被任命為貴族院書記官長。于是歸朝之后，伊藤公既就任了議長席，便每天到事務局來，與我們一同研究議事規則。我記得曾有過很激烈的爭論辯駁，接連十來天。

當時貴族院里邊有許多有名的厲害角色。谷干城、三浦梧樓、鳥尾小彌太、曾我祐準、小澤武雄這5位將軍尤為杰出。所以遇著便要和議長爭吵。由于議長的宣告帶有很強制的性質，所以議員們方面也研究種種議事規則，總想要找尋伊藤公的破綻，想在許多新聞記者和旁聽者的面前給他一番挫折，因此提出了各種的困難問題來。于是伊藤公回頭向我坦然問道：　

“金子！這怎樣辦才好？”

我趕忙將答辯的要點摘記在紙條上遞給他，他便毫不介意地將它朗讀出來。某日，有人(卻忘記是誰)說道：　

“議長，剛才議長所說的是書記官長的意見，我是要聽伊藤議長的答辯的，不是要聽書記官長的答辯的。”

于是伊藤公答道：　

“因為議長很不熟悉議事，如果不征詢曾巡回歐美而專門研究回來的書記官長的意見便不能執行職務。這有什么不好呢？”　

萬事都用這種態度對付，總是虛懷自如地發問。

伊藤博文一流的圓滑通達的態度從這段談話中也可以窺見。可見他是一個既有議事能力又幽默的名議長。

令博文高興的是，這種舉措使朝鮮宮廷因此轉向進步主義。他相信皇帝的這種奮發很可以打破朝廷的陋習，將給予朝鮮政治以一種新生命。正在這個時候。他連日感覺劇烈的胃痛。70年來健康如鐵一般的身體，也似乎漸漸開始顯示老人一樣的衰弱了。回日本后，博文曾在道后溫泉呆了兩個禮拜，胃部的不舒服也好了，但是他非常希望晚年游歷一些未去的地方。由于他屢次的請求，終于被準許辭了朝鮮統監之職，將這個位置讓給曾彌荒助了。從此，他可以從他漫長的官僚生活中引退了。那是在明治四十二年六月的初夏，離他被刺死之時僅僅100天。

當我們送別作為朝鮮統監的伊藤博文時，有必要探討一下的是他的朝鮮觀。換句話說，他對于中國，是主張和平主義的一個人，主張非侵略主義的一個人。然而為什么對于朝鮮卻努力確立日本的宗主權而使它成為保護國呢？假若他真是和平主義者，真是非侵略主義者，那么，按理說他是不會因對方是什么國家而有所不同的。對待中國的和平主義，也必然可以對待朝鮮。然而他卻一方面談朝鮮的獨立，另一方面又締結日朝協約，親自做首任朝鮮統監掠奪其一部分主權。而且最后他的死竟使得朝鮮僅存的名義上的獨立都被掠奪，在日朝合并的名義下，把朝鮮當做日本的屬地了。這是他的本意嗎？假若是他的本意，那么，他的和平主義和非侵略主義到哪里去了？更進一步說，他是一個真正的和平主義者嗎？還是想在和平主義的假面具之下，以實現侵略野心的帝國主義者呢？

企圖為這種疑問尋得一方面的解答，那是無意義的。為什么呢？因為伊藤博文既不是單純抽象的和平主義的信徒，也不是國際政治道德的說教者，自然也不是忽視國民感情的國際主義的夢想家，而是以當前變動著的現實為對象的政治家。

簡單地說，伊藤博文有幾分是和平主義者，同時又有幾分是軍國主義者。他比與他同時代的政治家和民眾要愛好和平，就他屢屢被罵為膽小武士，被評為對外軟弱一點來看也可證明此點。不過，如果因此便說他是純粹和平主義者，那是沒有道理的。這從他晚年對于朝鮮的態度可以證明。

(林其模譯)

【賞析】

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著名政治家，曾先后四次出任首相。他的一生，從極卑賤的家庭出身，到最終位極人臣，其實就是日本近代政治的縮影。要為這樣一位復雜的政治人物立傳，并非易事。而久米正雄對此卻有著充分的自信：“我知道，我了解伊藤博文的地方，決不落于人后，有時夜里甚至想著，沒有我，便不能寫出真正的伊藤博文來”；“今后也許會有優于本書的幾十百部的傳記出現吧。但在觀察他的為人、說明他的性格、傳達他的風貌這些地方，我卻兀自有一點兒自信。”與其他傳記作者不同，久米正雄刪繁就簡，著力塑造了伊藤博文的政治家形象——這從傳記的目錄名稱即可感受得到。盡管伊藤博文有著“牡丹首相”之稱，他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為傳記作者提供了足夠豐富、足夠精彩的素材，久米正雄卻毫不猶豫地舍棄了那些為一般傳記作者所喜聞樂道的風流韻事——包括傳主的擅長書法、迷戀作詩、嗜好讀書與研究等諸多才藝，只是在無法回避之處給予了簡約的敘述，譬如他毀棄了婚約、娶了藝伎梅子為妻等，而其他軼事則都只是點到為止，絕不濃墨重彩，肆意渲染。

久米正雄擅長通過波瀾壯闊的歷史風云來展現歷史人物的巨大功績。伊藤博文的形象奠定在久米正雄對日本近代以來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的深入、細致的剖析上：　倒幕運動與廢藩置縣，開創國會與制定憲法，中日戰爭與統監朝鮮……久米正雄認為，伊藤博文的最大功業是開拓新文明于日本，極大地推動了封建制日本向現代化轉型，尤其是建立了一種有生命力的立憲制度。在這種劃時代的轉變中，伊藤博文等最費心思的是在日本憲法中應該如何處理封建帝權，應該怎樣使日本國體的尊嚴得到反映這些根本的問題，這一點我們從他當時的書信筆記里便可以知道。伊藤博文曾專門費了一年半的時間游歷歐美，從事憲法研究。如何使封建帝制與民主政體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既能維護日本皇權的尊嚴，又能適應世界民主政治的潮流，伊藤博文確實花費了很大的心血。譬如，他的苦心之一，就是如何處理議會的權能：　在英國憲法中政府“須求議會之承認”，日本則必須把絕對主權置于天皇手上，不予議會以否決權利。因此，他新造“協贊”一詞以使與天皇的總攬相稱。總之，在比較英、法、德等國立憲政治基礎上，伊藤博文創造性地取法德意志憲法而最終完成了合乎日本現代歷史進程的大憲章。

在久米正雄看來，伊藤博文的令人贊頌之處還在于，他在社會發展的重要歷史關頭，不論是在節減政費以減輕稅金、廢藩置縣等方面，還是在處理日本與周邊諸國關系等方面，總是表現了政治家領先于時代的敏銳素質。在閉關自守的日本剛剛開啟門戶的明治五年，伊藤博文對于世界局勢及其日本的處境就有了令人吃驚的認識和擔憂。這其中固然有美國人的影響，然而伊藤博文初到美國，就這么明白地、廣泛地預見和洞悉世界局勢之微妙及其對于東洋的影響，無論如何不可不說是有遠見。久米正雄由衷地感嘆，數年前的那個剛凌強直的博文和現在達識明敏的樣子相比，仿佛是另外一個人了，這種驚人的進步與飛躍，不是令人瞠目結舌嗎？再譬如，當整個日本以第一屆議會為中心埋首內政的時候，正是中日甲午戰爭四年以前，伊藤博文深邃的眼光已經轉向逐漸覺醒的古老帝國——中國。他要求在做完一屆議長之后做駐扎中國之公使，或者漫游中國也可。在久米正雄看來，那意味著什么呢？尤其是他身居元勛的要位，卻特地期望駐華公使的職位，這不單是表現他的卓見而已，還體現了他盡忠報國的赤誠。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可以說，久米正雄在傳記中相當多的地方強調了這種遠見卓識，強調了這種以民族、國家為己任的道德擔當，從而極大地充實和豐富了政治家伊藤博文的品格和內涵。

或許是意識到傳記的政治性色彩過于強烈，久米正雄特別在傳記的最后專辟一章——“伊藤博文的為人”，把往往被人比作“鐵血宰相俾斯麥”的伊藤博文從英雄還原為充滿真實的人情味的“人”——這既是久米正雄這本傳記給予伊藤博文的緒論，也是為他做的結論。這樣我們就會看到伊藤博文天生的勞碌性格、保持終生的喝睡前酒的習慣、對自己書法的得意、對于做詩的迷戀和讀書的酷愛，特別是他在風流場中享有的一代艷名……上述種種都表明，作為傳記作者，久米正雄總是試圖盡量描述出伊藤博文性格的復雜性，如做了非凡的事業卻實在還只是一個凡人、意志剛強卻性格很柔弱、心浮氣躁卻不失為精通世故人情，特別是在軍國主義與和平主義這樣一個重大歷史命題上面：“簡單地說，伊藤博文有幾分是和平主義者，同時又有幾分是軍國主義者。他比與他同時代的政治家和民眾要愛好和平，就他屢屢被罵為膽小武士，被評為對外軟弱一點來看也可證明此點。不過，如果因此便說他是純粹和平主義者，那是沒有道理的。這從他晚年對于朝鮮的態度可以證明。”毋庸諱言，伊藤博文既是近代日本現代化的締造者和推動者，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代表人物。但是，由于久米正雄把伊藤博文視為自己的“先覺”、“分身”，其志向甚至追隨著傳主的目標，因此在傳記中有不少觀點和溢美之辭是值得讀者警惕斟酌的。

(汪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