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梅地納在其情人弗雷依達和朋友金德羅斯的“幫助”之下，從事了幾項臨時性的工作。首先，他在夜間看護垂死的病人。梅地納仔細地觀察著病危老人的一舉一動和神情姿態，通過一些不為常人所察覺的蛛絲馬跡來推測老人的心理活動，進而臆想出老人的人生經歷。在這項工作結束之后，他的工作是替一個女孩畫裸體畫像。在作畫的過程中，他遇見了自己的兒子塞瓦納，可是父子不愿相認，塞瓦納的母親弗雷依達也態度曖昧，刻意回避。而梅地納、弗雷依達和裸體模特之間也呈現出剪不斷理還亂的微妙關系。

梅地納重新回到圣塔馬利亞擔任警察局長。這段時間里，作為局長，他試圖挽救衰敗不堪的警察局，但以失敗而告終；作為父親，他試圖拯救沉溺于毒品的塞瓦納，最后也沒有成功。

小說以情人弗雷依達的死亡和梅地納人生的徹底失敗而告終。最后，圣塔馬利亞這座港口城市，被一陣大風吹襲，一切都化為烏有。

【作品選錄】

第二章　訪　　貧

許多年以前，當我們大家都是20歲或20歲剛出頭的那陣，我躍躍欲試地想成為上帝，這是個在我力所能及范圍之內的念頭，既荒謬又冒險。那是在圣塔馬利亞一個潮濕和炎熱的3月份。鋪天蓋地的急風暴雨剛剛出現一點苗頭，似乎是氣候也接受了位于河另一邊拉萬達居民的方式。

當這個念頭尚處于幼稚時期時，它就會驅使人去看望窮人、潦倒的人、沒有跌入富貴命陷阱中的人。

一切都像做一年級的算術題那樣方便和容易做錯： 用我省下來的東西就可以使別人幸福。

結果是一位17歲或18歲的塞瓦納，一個圣塔馬利亞的合法移民，以及他的母親。塞瓦納是這位姑娘、女人的姓，我永遠也沒有弄清楚，這個孩子、這個年輕人是不是我的兒子。她總是欲言而止，煙罩霧籠，開一個并不好笑的玩笑。他們現在住在拉萬達。每個月的月圓時，我的下垂的手指頭上吊著一盒糖果去看望他們。我認為，我這樣做是合適的。

我既愿意又痛苦地回憶起在房間里的小塞瓦納，在陰沉沉和臭哄哄的房間里小塞瓦納來來去去的身影，以及頭上用許多塑料管發卡卷成許多發卷的胖女人，還有從我們身上、從家具上，像汗液一樣彌散開來的赤貧形象。

應該是這樣的，開始用甜言蜜語來說這類事情是可悲的： 老年、貧困、已死去的人，繼續不斷地說這些事。

但是，瑪麗婭·塞瓦納從未對我說過。在我每次去看望他們的時候，從來不忘記帶點廉價的禮物，她則有禮貌地幾乎是帶著嘲笑的口吻表示感謝，并隨手把它們丟到骯臟混亂的房間里去。不過，唯一可能的話題，總是有一句無一句地提到已經過去了的不可挽回的錯誤。她，那個令人難以容忍的女人比我更明白這一點，因為在長時間的談話中，她喝著茶，能把一切都歸結為一聲嘆息：

“唉，不會重新開始了。”

對于我們，對于所有久別重逢的戀人來說，對于所有的人來說，此話千真萬確。我不完全同意瑪麗婭的刻薄，我的對策只能是努力去理解它，聯想到幾乎永遠不在場的小塞瓦納那顆不可置否的腦袋，他可能是我的兒子，也可能正巧是那個時候扎營在那兒的不可避免的吉卜賽部落從搖籃中換來的一個真正平庸的呆子，故弄玄虛地裝模作樣。

在一次令我羞愧的看望之后，我給瑪麗婭帶去了糖果，給塞瓦納帶去了一根絲領帶和一張藍色的銀行支票。同瑪麗婭·塞瓦納打過招呼后，我就呆在那間炎熱悶氣的房間里，茫然地看著一派極端貧困的慘相，一塊已經斑禿的紅色絨布，上面留有夜晚和酒瓶搖晃的印記，有狗的印記，一只遙遠和煩躁的狗。我拘謹地呆在這個悶氣和陰沉沉的小世界里。房間里有瓷的或者是石膏做成的，或者是方形雜志封面上的高卓人和荷蘭農民。

瑪麗婭只想找點不愉快的事來打擾我。用她和她的男朋友。瑪麗婭相信其他的事情，更直接可靠的事。

二十年前，在她到拉萬達來之前，她也不是故意搞成像是經常失意的下層中產階級的樣子，頭腦里擁有一些不認識的人已經嘗試過的下賤念頭，這些念頭慢慢地都變成了貼在墻上的東西，今天，我用手指甲就可能把它們逐一剝落下來。

當然糊墻紙一次又一次地在改變著，希望也在一個又一個地改變著。但是下層中產階級的樣子卻每況愈下。特別是巨大的門框，幾經油漆，先是灰色、后是象牙色、奶油色，接著又是灰色，已經分辨不出是什么顏色了，它們都成了星期天意大利午餐、醫療互濟會收據、養老金手續的永恒和悲天愴地的見證人。

我不知道，在那個記不清是什么節日的日子里，16歲的塞瓦納是否會露面、會不會平心靜氣地同我談談話；也不知道我能否見到他；也不知道，我重復一下，他是否是我的兒子。

瑪麗婭把我一個人單獨晾在那里，讓我隨意地用眼睛觀看、用鼻子嗅聞和用頭腦想象，她自己則去脫下那件原先體面現在已磨損的衣服，又慢慢地走回來，臉上掛著一絲微笑，這種微笑是報復性質的，或者是短暫補償性質的。這并不使我驚奇，因為女人的這種微笑，我見得多了，我認為這是可以想象到的，許多許多年以來，她們就像是剛走紅的季節性模特一樣地露出這種沒有先例、也沒有回憶危險的笑容。

我重復一下，我并不驚奇。我懂得什么是仁慈、犧牲和例外。但是，她像任何女人一樣地走回來了，用她精明的手法，令人厭煩地表明18歲的瑪麗婭·塞瓦納是個怎么樣的人，而我每次同她見面時，總是盯著她那雙躲躲閃閃的眼睛，并且相信在她身上聞到了另一個剛離去的男人的氣味。她的笑容要向我表明我把她變成了一個什么樣的人，我則是她天生愚蠢的不自覺的同盟者。

現在，她穿著一件臟兮兮的襤褸浴衣走過來了；她變得老成了，同我之間有距離了。

“以防萬一。”——她用粗俗和嘶啞的嗓音說道，一面把鐵百葉窗上端的玻璃窗關上。她慢吞吞地在一張長沙發上躺下來，可能是我兒子的塞瓦納就是在這張沙發上睡覺的；她以諳熟的懶洋洋的動作半裸出一條大腿，并向我要香煙，我把一包香煙和一盒火柴拋給她。

遺憾，我想；一個比我稍為年輕一些的女人卻在笨手笨腳地扮演著二十年前的角色。有一會兒時間，她被炎熱和困倦壓得喘不過氣來，就不懷惡意和笨拙地拍打著雙手。要傷害我是很容易的；困難的是要找到新鮮玩意兒，恰如其分地表現出仇恨和可憎的禮貌。

她挺起高大的胸脯，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后，就開口講話了，好像是在無風的大雨中又一次無依無靠一樣。但是她的聲音不再是那種煙酒的嗓音了；嘶啞和沉悶，有的時候由于失音而沒有聲響，有的時候又莫名其妙地尖利起來。她明白的或者是猜測到的，卻又善于用打嗝、用佯裝遺忘、用咳嗽和短促的笑聲來加以掩飾。她的聲音在我的耳朵里有一種陌生和乏味的神秘性。

“我想，如果你是來看小家伙的話，那我認為你是在浪費時間。他總是避開你，肯定是本能。但是，有的時候，當他單獨一個人的時候，他又喊你想你。我是從畫上知道的。當然啦，他是假裝的，因為我是他的母親。”

第二十八章　一個兒子

梅地納想，“在我和他之間的什么謊言，迫使我繼續喜歡他，要強加給他一種不同于他現在享用的我堅持稱之為不幸的幸福，我又為什么要這樣做呢？有個謊言、有一種偽造出來的感情；我肯定，這不是友誼，我不僅想把他從酗酒和吸毒中解救出來，這酒和毒品正是弗雷依達送給他的或者是賣給他的。我還想把他從受侮辱和受損害中解救出來。實際上，我從來沒有真正喜歡過任何人。我不會也不可能做得比在人群中的每個人所必須做的事情更高尚一些。有另外一種東西，它是比親熱、友誼以及任何形式的愛更加強烈更加純潔的東西；我不知道這東西是什么，不過它應該是像尊嚴或驕傲之類的東西。”

但是，梅地納沒有去卡薩諾沃，沒有見到弗雷依達。“為什么？——他想，——我并不愛他，多少年來，我任何人都不愛。當看到他愈來愈不需要那個女人時，我對他的興趣也相應減少了，我愈來愈感到他很普通，是完全可以由別人替代的。把他從那種不幸中拯救出來，是一種怪癖，是一種同我對我自己的了解完全不同的念頭。不管怎樣，是由于他想改正才改正的，并不是由于我的幫助，因為他神秘地消除了對愛和需要她的幻想。下星期，我們到河的上游去，當我能說服他永遠離開圣塔馬利亞的時候，我就不用管他了。我不在乎他這個人，而是在乎他的不幸和他的受奴役。”

第三十四章　為塞瓦納設計的一種童年

梅地納不知道塞瓦納是什么時候出生的。但是，在以前某個孤獨的夜晚，他耳朵聽著滴瀝答啦下個不停的沙沙雨聲，身邊放著一瓶總統牌蔗酒和一包黑煙絲香煙、治支氣管炎的藥，他心煩意亂百無聊賴、孤零零地一個人躺在前帕拉薩的房間里，此時，他想出了一個絕妙的主意： 把塞瓦納的出生日期定在科洛尼亞區里一個寒冷的凌晨： 7月16日。他見過他，見他滿頭是金黃色的頭發，就終于相信那孩子不是自己的兒子。還是叫他胡利安，瑪麗婭·塞瓦納是孩子母親的名字；但是孩子的父親是瑞士人。送給塞瓦納一個童年，倒是件不錯的禮物。

這樣，在20年前的一個7月，塞瓦納出生在科洛尼亞區，那是一個晚上(神秘的)，周圍是居住著人(神秘的)的環境(神秘的)。事實上也不可能知道得更多了。后來，向他轉述——母親，以故事編造者溫情脈脈的神情和出類拔萃的技巧——各種輕描淡寫的緊張和敬畏的事，這些轉述涉及到禱告、祈求、逆來順受和淡泊寧靜、大丈夫和仍是不分性別的愛憐之心。他們和居住在那個環境中的人，都是吝嗇和掠奪成性的移民、先驅者、殖民者；同時，女人們會生孩子和給他們喂奶，此外，他們再也沒有任何其他更重要的特點了。同他們無關的歲月，他們沒有真正經歷過的歲月，像是用于建筑的磚頭一樣，逐漸堆積在一起。神話籠罩著恐懼和已經學會的耐心，籠罩著輕便雙輪馬車的轔轔車輪聲，這輛馬車的駕馭者是一位上了年紀的醫生，很容易確切地想象到一輪明月的皎潔光亮，相似的光亮，但是已經消逝了，幾乎不能再見到它了。20年前，另一輪明月，在那個事故多發的環境中，機械和笨拙地生活著不可理喻和憑空想象的人們，悠悠歲月和人類盲目可笑的活動，永遠地凍結和毀滅了那種環境。

所以，有的時候，在房間的三堵墻支撐著的閣樓里，只要有一張血污斑斑的大床、一盞煤油燈和畫片前的蠟燭就夠了；而他則順利地從他母親的體內生出來了。有的時候，那位上了年紀的醫生雙手顫抖著幫忙，有的時候，他則駕著馬車在慘淡的月光下緩慢地行駛，永遠也不會準時到達目的地。

然后，父親用馬鞭手柄敲打著圣塔馬利亞戶籍登記處的寫字臺，信心十足地堅持他沒有采用暴力，堅信他是在為真理而戰，至少是在為一個孤立的和不可戰勝的真理而戰，當他把那張承認他有權給他來申請的小孩起名為胡利烏斯而不是胡利安的紙片疊成四折時，他并沒有表現出激動來。

然后，又是空白，是幸福、熱情和可以相信的假設，幾年后，終于發現了規矩和法律，發現了一位年老和沉默寡言的父親，瘦削和挺直的身材，行為端正，留著一小撮已經灰白的胡子；發現了一位肥胖的母親，生活的失敗者，她現在則變得脾氣溫和，身上散發著廉價的香水味。

然后，是本能地同那個女人組成的永恒的聯盟；這個聯盟不是攻擊性的，而是防御性的；是用來對付或者面對世界、人或動物；冷和熱，悲傷，說不準在什么時候會來臨的威脅；不是用來對付那個高尚的和感情內向的大胡子，以及每天下午從地里回來時，悄然設下的各種非干不可的活兒；身材高大，但是跨著滑稽的小步子，這倒是符合腳上穿的那雙小靴子的；白色的燈籠褲幾乎遮住了酒瓶，到了第二天又穿上雪白的燈籠褲。外國式的背心，繡花的折領。

然后，更加輕浮的合謀，微笑的女人掩飾或者暗示的不服從；美食、午睡、在雞籠和兔子籠邊消磨時光，只在社交場合偶爾穿一下的私下里做的平絨服裝和刺繡的花邊。女人的笑聲和令人窒息的親吻，受壓抑的和受保護的美貌： 他的同盟者、他的幸福。

然后，——雖然可能他永遠也不知道——，在他們二十年生涯中消耗第六個年頭時候所開始的爭斗。明斗和暗斗是為了避免胡子花白的沉默男人有一天會用兩輪馬車或剛買來的卡馬——帶上生死離別時必須帶的雜物： 一只嶄新的箱子、一只裝水果子的籃子、兩只捆住腳的母雞——毫不匆忙地遷移到圣塔馬利亞去，會不停步地和不朝四處張望地穿過那個在當時每天都會誕生一個新家庭的小鎮，在經過了四個或者六個小時的跋涉之后，到黃昏時分，把一切都交給科洛區耶穌教會學校的校長。借口、別有用心的哭泣、戲劇性的和有節制的氣惱，在這種時候，使她顯得更年輕的粗黑辮子不再盤在頭上，而故意使它們散披下來。每天早晨，不知所措和健康的小孩被安置在床上，女人則心神不定地呆在房間里，臉上帶著熱情的微笑，隨時準備著在任何需要的時候，嚎淘大哭起來。

直到有一天晚上吃過晚飯以后，留著一小撮白胡子的人說：“明天”；女人給一位雇工塞了點錢，讓他把老醫生請來，她自己則設法在從家門口到泥土或污泥大路之間剛種上的彎曲小楊樹的邊上去迎著醫生。她也行賄了老醫生。根據不確切記憶隨心所欲的說法，這位醫生可以是或者也可以不是那位接生的醫生。就在那天晚上，她爬上閣樓，冷靜地在一片寂靜聲中，在每只塞滿傷心事和短暫歷史的箱子里翻尋著。最后，她終于找到了一份泛了黃的歐洲文件，文件泛泛地授權她有撫養孩子的權利。

“不過，它不是卡斯提亞語的。”天亮后不久，在吃早飯時，瘦高個男人說。這個男人就是曾經把孩子喚作胡利烏斯、并據此認為他有權得到孩子的那個男人。

她笑了笑。白胡子男人沒有把那張紙丟進爐子里的火中去。她取來咖啡，把雙手交叉放在仍是堅挺的胸脯上。

“孩子、東西，所有的一切都是一樣的，在任何地方都是這樣。”

她送走那個可以作她父親的男人，在他騎上馬起步前又回過頭來時，她又朝他笑了笑。

然后，是每天準時的勾當，那些回憶僅僅限于冬天的黃昏： 一盞有半透明瓷燈罩的燈，照在寫有很大的S和金色三葉草的紅色絲絨面的卷宗上，瑪麗婭緩慢和動人的聲音——有的時候閉著眼睛說話，就像是在似信非信地敘述著夢境一樣——，衣領上散發著熏衣草的味道。隨著對勾當的熟悉，勾當也很快成事，很平靜，很像是真的一樣。麻雀發瘋似地在天空中和菜園子里鳴叫著，尋找樹林，好像黑夜是第一次來臨，它們都很害怕似的。游戲、假裝和敘述已經結束了。她并未經受痛苦就成熟了，隨著她的屁股、年輕姑娘的腳踝緩緩地向窗口移動，她也慢慢地成了世界上唯一的女性。她把額頭、可能也把短鼻子尖都靠在玻璃上，有一陣子，她忘記了小孩，陷入了沒有回憶、沒有預感的純潔狀態之中去了。

然后，她放下窗簾，把又一天短暫和迷渾的霞光，阻擋在窗外；她開了燈，在猩紅色的卷宗上攤開練習本。書和她那雙戴著戒指的手。隨著告別聲和馬蹄聲，表明留著花白小胡子男人的到來。他不看那些東西就想走過去，他看到了女人的笑容，他進臥室里去換衣服了。

然后，在沒有說明的結局不同于以往的下午，在可能存在的月光下老醫生坐在馬車上不大可能行駛的第十個年頭的下午，在動作僵硬的瘦高個男人在習慣的時間準時到達的下午，這次是乘著雙輪車來的，帶來了一個不是很胖也不是很令人信服的神甫。

晚飯是在神甫匆匆祝福之后進行的，神甫講的故事和笑話使他們三人感到晚飯的氣氛過于活躍了，因為他并不傷感地習慣于靜悄悄地進餐。在把桌布取走拿來咖啡的時候，神甫想了解，自從那天女人拿出那個荒謬的用哥特體書寫抬頭的文件以來，孩子學到了些什么。留著花白小胡子的男人耐心地抽著粗制的煙斗，決心不把自己的偏見說出來。女人紅著臉，眼淚汪汪地聽著，好像這是對孩子的羞辱。本來想要報復的欲望又升起來了，對于突然出現的叛變，她感到氣憤，因為在那些年代里，那個老男人是寵愛孩子的；他毫不在意和悄悄地在欺騙她，說是在教育他，說是在教給他她不能教給他的知識；也許她曾經擁有過那些知識，又在世事滄桑面前很快和愉快地忘記了。比她年長的男人在把神甫送回到神學院和在中午時分回來后，沒有作任何評論，這不是出于謹慎，而他對局部的勝利并不在意。他同她一起睡下，不聽任何精神狡猾的辯解，在她的前額上吻過以后，就進入了夢鄉，發出了他特有的響亮呼嚕聲。

“星期一我帶他去神學院。”第二天吃早飯的時候男人說。在窗戶上、在傳來狗不安穩動靜的半開半掩的門上，也許就在這間陰暗、充斥著煙火味和腐爛的長毛絨味的房間里，秋天已經按照節氣的輪回悄悄地來臨了。“要為他準備點衣服。”

他吃完瘦肉，安靜地喝著馬黛茶，表現出不在聽她說話的樣子，雖然她只是來回走動，并沒有開口說話。從門口，小狗圍住了他長長的白色身軀，他側過頭來；他已經吻過她了，他要到中午或者晚上才回來同她見面，而現在他有急事要辦，他說：

“神學院，那是為了討你喜歡，因為要是我的話，明天我就帶他下地去。他只要會寫字和算賬就行了。”

他，那個小孩，雖然嘴上不說，卻也是喜歡神學院的，因為那兒有朋友、新鮮事和錯誤。但是她卻不說她喜歡那兒。只是在那天下午，她把孩子抱在膝頭上，強忍著眼睛里流下來的淚水，對他肯定地說，對嗎，他不想永遠離開媽媽。然后把他帶到閣樓上，那里全是灰塵和蜘蛛網，還有在許多年以前就變成了家具而不再移動的箱子和柜子。

他站在門口看著女人，門幾乎挨著要倒塌下來的天花板，是濕氣和類似老鼠臭的味道支撐著它。他看見女人彎下腰去，在有著沉重的凸形箱蓋和包著已經生銹的棕色鐵箍的箱子邊上，她變得年輕和光彩奪目。他看見她把箱子打開，迅速和無意識地回過頭來看了他一會兒，她的臉上淚珠閃閃，帶著小孩或那個老人都沒有見過的笑容。透過唯一的一扇窗戶上的臟玻璃，金色的陽光正好照射在她扎起來的辮子上、白色的背部和踩在地上的漆皮鞋。

“像我那樣。”她說。聲音漠然、謹慎和狡猾，好像是要靠近一只小鳥一樣。但是她沒有離開箱子，箱蓋困難地打開了，發出一陣尖厲的聲音。她拿起一件飾著飄帶和窄花邊的玫瑰色的女孩子衣服：“就像我還是小姑娘時去參加節日一樣。”

他讓她給自己穿上衣服，雖然他感到羞恥，卻也不反對，甚至還穿上過時的高跟鞋，在女人面前轉了半個圓圈裝著跳舞的樣子。女人坐在箱子上，不再哭泣了。她唱著他聽不懂的歌，用手打著拍子，一副陶醉的樣子。

然后，那個凌晨來到了，他被從床上拖起來，當他穿上農民的靴子和衣服時，他感到很來勁。大房間里，除了父親那種沒有什么意義的冷靜外，又加上了他的沉默無言。女人給他們端上了一樣的飯菜。她來回忙碌著，承認自己已經老了、失敗了，對將來也沒有什么指望了。

(徐鶴林　譯)

【賞析】

請聽清風傾訴，本是一個富有詩意的浪漫句子。但初讀奧內蒂的這篇小說，卻有一種淪陷在深沉的黑夜里壓抑憋悶得透不過氣來的感覺。然而潛下心來細細品讀，卻于一片漆黑暗淡中感受到那“黑夜的柔情”，發現了陰暗怪異的表象下沉重的價值。

小說通篇都在講“逃避”，講述了主人公梅地納如何通過各種形式實現自己“逃避”的目的。空間上，他時常穿梭于拉萬達和圣塔馬利亞這兩座城市之間；時間上，他又不斷地經歷一次又一次的“短暫的生命”——從事各種千奇百怪的臨時職業；即使在一定的時期內，他固守在一個地方做一個工作，他也不斷地通過回憶和想象跨越時空，來實現對現實的逃避和否定。

小說中，梅地納其實對塞瓦納的童年一無所知，但卻創造性地臆想出了與真實狀況相距甚遠的詳細情境。他企圖通過幻想的方式，來填補自己對兒子童年生活記憶的空白，從而擺脫作為一個父親“缺席”的尷尬。在現實生活中，他無法通過自身的力量將塞瓦納從墮落中拯救出來，因而只能通過“做白日夢”來緩解內心對于兒子的愧疚之情，進而得到一種特殊的心理補償。可以說，胡思亂想和白日做夢，是梅地納面對壓力和挫折時慣用的抵御方式。因為只有通過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他才能逃離沉重的現實，轉向另一個理想的世界。

作者奧內蒂后來透露，之所以寫一系列以虛構的城市“圣塔馬利亞”為背景的小說，實際上是因為在他自己生活的城市里，他感到不幸福。所以，他采用這樣一種“逃避”的立場，實現一種希望，企求在另一種世界里可以自由呼吸和不再擔驚受怕。

看來，之所以要逃避，都是因為被沉重的現實壓迫得喘不過氣來。正如作者自己所形容，那種感覺就“如同下雨天有人給我送來一件濕漉漉的大衣讓我穿上”一般。

梅地納是個現實人生的徹底失敗者。面對沉重的現實，他不僅處處逃避，而且早已喪失信仰。從冒牌的庸醫到替人畫裸體像謀生，再到沉湎酒色之中的警察局長，不停更換著職業身份的梅地納一直都在逃避周圍的環境。信仰在他看來，可以“在隨時所愛的女人身上，在一只狗身上，在一個足球隊上，在輪盤賭的號碼上，在一生所致力的生活上”充分表現出來。

在他的眼中，人生就像一個白癡講述的故事，充滿了喧嘩與騷動，卻是毫無意義的。因此他不僅沒有信仰，還懷疑信仰，甚至無比仇恨信仰。他總是感到自身存在的荒謬和無意義。他意識到現實總是處處限制著人們的生存，永遠是不可信的；他總是輾轉于許多地方，立刻到達，再隨即離開，永遠處于嶄新的孤獨之中。雖然從事了許多的職業，但是卻從來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重要的價值，在這個國家還能做些什么。事業如此，愛情亦是如此。他認為，在所謂的愛情中，即使你還喜歡著某個人，不忠和欺騙卻總在蠢蠢欲動。愛情是美妙的，也是荒唐的，它會令人不解地去拜訪任何一個心靈。但是一個人所謂的荒唐和美妙僅能維持很短很短的一個時期，而在青春期過后則不可避免地走向接受和迷失……

我們可以在選文中發現，梅地納對于父子親情也充滿了深刻的懷疑。由于種種不明的原因，他在與兒子塞瓦納相見之后，一直不愿與他相認，而塞瓦納似乎也刻意回避這個陌生的父親，就連作為父子之間的唯一的紐帶——塞瓦納的母親弗雷依達也不愿主動澄清這個事實。所以，到最后究竟塞瓦納是不是梅地納的兒子，我們依舊不得而知。另外，關于梅地納、弗雷依達和塞瓦納三者的關系，在整篇小說中都呈現出怪異微妙的特征。塞瓦納對于父母極為疏離和冷漠，梅地納父愛萌生欲拯救兒子卻始終不得要領，作為母親的弗雷依達卻向親生兒子提供和販賣毒品，最后竟然被其所殺！梅地納認為，在他和兒子之間存在著某種謊言。而他想將其從受侮辱和受損害的境地中拯救出來，并不是出于父愛，而是出于某種比愛和親情更高貴的尊嚴之類的東西。當他發現兒子越來越不需要他的母親時，他對他的興趣就大大地減少了，他愈來愈覺得，其實塞瓦納也就是普通的男孩，與其他的男孩并無實質的區別，甚至可以被取代的。進而，他開始懷疑他們的父子情，甚至開始懷疑他這種想拯救兒子的行為本身是否有意義。

總之，作者奧內蒂筆下的人物，總是在空蕩的地方痛苦地游走，沒有過去，亦沒有未來。他們總是孤獨的、迷茫的、沉淪的，是對待現實沒有信心、面對問題感到無助的一代人。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死亡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因為活著比死去更加不幸。

小說中，主人公梅地納疲于奔命，輾轉一圈，最終避無可避，只好無奈地接受似乎早已命定的厄運，坦然承受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多年來，我一直想這樣的結局，我回來也是為了這樣的結局。只有那些接受現實并與之同流合污的人才是最明智的。”

也許，每個靈魂飽受煎熬的人，起初總想趨利避苦，竭力逃避這沉重的現實，然而最終發現哪里都不是理想的桃花源，縱然是作者苦心營造的圣塔馬利亞也不是，最終只好依然回到那污濁的現實洪流中。

(孫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