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我一直想有一座鄉間小屋，多處奔走后，終于在俄羅斯北部沃洛格達的村莊邊找到了一座木屋。在這里，我認識了一輩子不加入集體農莊、始終與空泛口號格格不入的瓦夏爺爺，在這個村莊里他是我最親近的人。我也認識了樂于助人、忠于職守、不謀私利的守林人秋科夫，但他喜歡喝酒和放蕩，被人砍掉了鼻子。我還認識了盡管失去了丈夫和兒子，卻仍然無憂無慮、真誠待人的老太婆妞拉。在那里，我看到了奇怪且陌生的生活。懶惰、酗酒、對生命的漠視，及伴隨著市場經濟而來的唯利是圖等惡習在村民中泛濫。那兒一年比一年糟，它在默默地死去……

【作品選錄】

在這里的村子中，大概就像在俄國各地的農村一樣，剩下的老頭兒很少。安度晚年的大多是老太婆，他們的老伴或者被戰爭，或者被酗酒，或者被監獄，或者被艱難的生活和疾病奪去了生命。但是那些為數不多的殘存的老爺爺們以他們沉著的氣度和驚人的心靈美令人感到驚奇。

瓦西里·費奧多羅維奇快七十歲了，但是他的身體還很健壯，干活也還麻利。老爺爺好像什么都會干： 會蓋房子，會細木匠活，會縫衣服，會做氈靴，會釀啤酒，會放牲口，會打獵，會修理任何一樣工具——從割草機到拖拉機。和他的友誼是我的整個鄉村史詩中一大奇跡。我那無助的樣子以及打破沙鍋問到底的頑強愿望打動了老爺爺。

白天我就修理房子，整理圍墻，割干草，修樓梯，爬到房頂上，鋪設煙囪，做廚房里的餐桌和碗架擱板。晚上就到瓦西里·費奧多羅維奇那兒匯報我一天所做的事。老爺爺的老伴娜佳奶奶給我們倒上茶，端上當作點心的糖塊，那是她自己用砂糖熬的。我們用盤子喝著“煎水”，嚼著糖塊，然后我就和老人走出房間，來到曬臺上，我們抽著煙，談論著生活中的事。

我們的談話很像爺爺和小孫子的談話，小孫子總是用沒完沒了的“為什么？”和“這是怎么回事？”來折磨大人。老人一連幾小時給我講建立集體農莊以前的生活情況，那時他還是個半大小子，他講到連接帕德切瓦雷同基里洛夫和卡爾戈波列的平坦大道，而現在這大道上卻長滿野草，無法通行了；他還講到磨房、滿載著魚和兔子的大車；講到斯托雷平的改革和集體化時毀壞了的田莊；講到當年住在這片土地上的那些令人稱奇的人們，這些人在我看來都帶有神話色彩。

“你那座房子是一個人建的。我的老師阿納斯塔西·阿納斯塔西耶維奇。”

應該說，在這一帶能碰到一些令人感到奇怪的名字： 弗拉維翁、費洛費伊、加拉克季翁、杰庫扎、盧費娜、瑪涅法、阿道夫、維薩里昂、亞·阿列夫、阿夫里坎(在這以前我一直認為伊萬·阿夫里坎諾維奇的父名是別洛夫造出來的，但是根本不是這樣，貝克托沃的一名公共汽車司機就名叫鮑里斯·阿夫里坎諾維奇)。

“一個人怎么能蓋出這么一座大房子？”我表示懷疑。

“什么怎么？他用繩子把原木吊上去，慢慢地削砍。有一次他從好高的地方掉下來，只是狠狠地罵了幾句，就又爬了上去。后來才發現斷了兩根肋骨，人們管那位老爺爺叫當兵的。從俄日戰爭到衛國戰爭，所有的仗他都打過。他的妻子死得很早，他就帶著兩個小女孩兒過了，在這里生活了四年。到底也沒有參加集體農莊。有兩次還把這房子給沒收了，因為他不交稅。”

“那他們到哪里去住呢？”

“隨他到哪里去住，”瓦西里爺爺狠狠地回答道。“同志們可不管這種事。”

有時，我和他一起喝酒，一起坐到大天亮，這時娜佳奶奶就很不高興。瓦西里·費奧多羅維奇喝醉酒話就多了起來。但是伏特加并不能使他變得愚蠢，而只能使他變得年輕一些。他常常回想起童年時代，吟出一些詩歌，說一些俏皮話、快板、謎語和故事。但是我的腦袋準確記住的只有他說的一個謎語：

“你知道我爹是怎么教導我的： 早上下地別首先和別人打招呼。”

“為什么呢？”

“那就要比別人起得都早，”瓦西里爺爺笑了笑。“那你就沒人可打招呼了。”

我越是了解這個人，他的命運就越是令我困惑不解，令我憂傷。毫無疑問，他屬于老百姓中那種肯定具有天賦的俄羅斯人，就像米哈伊爾·羅蒙諾索夫一樣，但是他的命運卻被毀掉了。如果他年輕時像他的許多同齡人一樣去了城市，又讀了書，大概一生中可以獲得許多東西。舒克申筆下的怪人，電影機修理員瓦西里·葉戈羅維奇·克尼亞澤夫說得對：“如果你想知道的話，我告訴你，幾乎所有的名人都是從農村里出來的。當一個名人的肖像掛在黑框里的時候，你就看吧，這人準是從農村里出來的。”

但是，到四十歲以前，瓦夏爺爺還只有小學文化，那是他在鄉村學校里讀了四年書獲得的。有一次，當我問他為什么沒有接著讀下去時，平時話語頗多的老人簡短地說了一句：“我不想讀。”

我同馬拉霍夫的友誼在村子里顯得很奇特。瓦夏爺爺是一個相當高傲的人，同所有的人都保持一定的距離。我想，他驕傲的原因在于他們都是集體農莊的莊員，而他仍是一個自由人，他蔑視他們的奴性。他從來不把這想法說出來，但是可能連他自己都沒往深里想這一點，不過他感覺到他比他們高出一頭，比所有的人，包括集體農莊的領導和特派員們高出一頭，應該獲得別樣的生活和對他的別樣的態度。

他對社會制度的蔑視達到了這樣一種程度，以致他這個酷愛打獵的人，在州里推行了打獵證和打獵專利后甚至停止了打獵。老人無法容忍在他的祖先們世代打獵而不用向任何人打報告的土地上，還要去給什么人鞠躬，求他發準許證。新政權對他來說就像占領軍的政權，他不想在任何方面向它妥協，雖然在特別犯難的情況下，人家也會叫他到鋸木廠去干活，或者讓他檢查毀壞了的機器，他也去幫忙，暗地里卻非常滿意，因為沒有他，他們就干不了。

在這之后，瓦夏爺爺開始咒罵集體農莊的領導，因為他們都是敗家子：

“你數數吧，集體農莊里有近五十臺拖拉機和康拜因。可吃糧還要從區里調撥。自從把農夫的馬奪走之后，就什么也沒有了。道路沒了，糧食沒了。可磨房為什么要毀掉呢？無利可圖了嗎？放屁！他們是要把農夫的腿腳捆起來。有馬有磨房的農夫什么都不在乎。他自己就能過日子，自己就能決定他需要什么樣的政權。可現在我們都靠同志們的施舍過活。他們高興就給我們送糧食，不高興就不送了。”

他自己在春天種馬鈴薯和蔥時從來不去求拖拉機手。他牽過一匹集體農莊的馬，把它套上，然后把地全翻上一遍。當他還有力氣的時候，他們老夫妻倆還養著母牛、牛犢或小豬。他們的房子里有具有戰略意義的火柴和食鹽儲備，我的這個單干的農民還準備隨時脫離鄉村商店的供給，實行自主的漂流。最近三十年來，他從未離開村子去過什么地方，任何力量也不可能迫使他挪動地方。他長進了這塊生他的土地中，確切地知道他還將在這里死去。盡管如此，瓦夏爺爺絕不是一個和科技格格不入的人，他喜愛各種各樣的機器，割草時也不是用大鐮刀，而是用捷克的割草機，那機器經常損壞，而他則以令人羨慕的頑強一個勁兒地修理。

我覺得，他是那毀壞了的文明的碎片，自從我讀完了別洛夫的《和諧》之后，我就希望在這里找到毀壞了的文明的遺跡。我出于美好的想法，往往想象著在俄羅斯的農村里我將遇到基督精神，但是，后來我憂郁地發現了恰恰相反的情況。帕德切瓦雷的居民們對宗教非常冷漠。當然他們也按自己的方式祈禱上帝，請求庇護，但是這更多地表現為家長對兒孫的擔心，主人對菜園和牲口的擔心，和迷信相摻混的信仰，而這在人失去了教會的教育后是經常發生的。在這方面是不能怪罪他們的。這一帶大大小小的教堂在集體化運動中全都被毀壞了。直到不久前，離這兒最近的一個教堂也在沃洛格達，到那兒有一天的路程。對大多數村民來說，節日早就變成了只不過是喝酒的引頭。瓦夏爺爺大概是奧西耶夫村唯一讀圣經的人，他按照自己的方式解釋圣經，嚴格地遵循古風。他非常驕傲，所以未必是一個好基督徒，在他的性格中更多的是某種《舊約》中的東西。如同不改變現在的風習對舊教派信徒們來說，就是忠于尼康以前的世代的標志一樣，對瓦西里·費奧多羅維奇來說，不改變老習慣是對集體農莊前時代始終不渝的忠誠的標志。

他更多地生活在過去，而不是生活在現今，他不知疲倦地對我講述過去鄉間的慶祝活動，這些慶祝活動不只是對所有農民都是公共的節日——復活節、升天節、三一節、圣彼得日和圣保羅日、預言家伊里亞日、變容節、安息節、尼古拉日和復活節，除此之外，每個村子里都有自己的慶祝活動，這些活動都安排在教堂建堂紀念日。在帕德切瓦雷，這一節日就是米哈伊爾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在這個節日里(這個節日從時間上說是很合適的，因為它是在所有田間勞作結束了很久之后的一天)，全村人聚在一起在有經驗的老人們的指點下，釀制那種黏稠香醇的麥芽啤酒。年輕人在旁邊跳舞，這些年輕人會得到可口的麥芽糖和甜餅，鄰村的人會來做客，鄉親們互相用啤酒招待對方。青年男女在房子里通宵達旦地跳舞，拉著手風琴在街上游蕩。雖然三十年代大天使米哈伊爾教堂已被毀壞，但是狂歡和喝啤酒還是延續了很長時間，一直到赫魯曉夫在反神祇高潮中禁止用各種方式慶祝命名日為止。

瓦夏爺爺是一個非常孤獨的人。他的獨生子一點兒也不像他，除了酒以外，小瓦夏對生活中的任何東西都不感興趣，小瓦夏住在鄰村，有時也來找父親，他們好像不是一家人似的。只是同樣消瘦的面孔和深陷的眼睛表明他們的血緣關系。為什么瓦夏爺爺不把自己的豐富才智傳給兒子一點兒，而兒子又一點兒也不接受父親的本領呢，我搞不清楚。但是看來他們之間有過什么芥蒂，而他們又沒有嘗試過互相親近。老人只是在干活方面幫幫他——一起割草，挖土豆；當小馬拉霍夫的母牛怎么也生不下來小牛時，瓦夏爺爺就去給母牛接生，但他們的關系沒有再深一步。

老太婆也不理解自己的丈夫。關于土地、自由、政權、集體化等的談話和議論對她來說是陌生的，會引起她的懼怕。乍看起來，她是一個普通的鄉下婦女，有點愛嫉妒，忙忙碌碌的，喜歡打聽。過了些時候，我從旁人那里驚奇地得知，娜佳奶奶一度曾是個酗酒的女人。對此就連堅強的瓦西里·費奧多羅維奇也無能為力。不錯，好搬弄口舌的人說，是他自己教會她喝酒的，因為憑著他那賺錢很多的工作，他們家的伏特加多得滿地流淌。

后來，娜佳奶奶戒了酒，對酒碰也不碰了。只是她那令人討厭的琢磨人的眼睛還能說明她曾嗜酒無度。在她身上也能感覺到對度過的生活的不滿，但這是另一種不滿——不是丈夫那種對農民們的共同遭遇的不滿，而只是對自己個人命運的氣惱。她曾認真地考慮過搬到城里去，甚至還參加過州里的市區房屋彩票競買活動。她非常喜歡我和我的妻子，常常抱怨鄰居們，還試著讓我們了解鄉村伙食烹飪的絕妙之處，而那絕妙的目的則是要把東西做得又便宜又不好吃，然而我大概被嬌慣得太厲害了，無法適應只用鮮蔥做成的湯。

那幾年，我在不同的季節里都到那村子里住過很長時間。我悄悄地把東西搬進房子里： 有煤油爐和煤油燈、煎鍋、燉鍋、水桶、盆，在當地的商店里買了大床、折疊床和幾張椅子，當時在那偏僻的地方，商品的狀況要比京城里好得多。我從莫斯科帶來了自行車和床上用具，把門窗搞得嚴實了一點，準備著即使不到這里來過冬天，也可以在任何時候跑到這里住上一段時間。這正好是大家都在議論即將到來的饑荒，都在讀彼特魯舍夫斯卡婭的《新魯濱孫》的年代，我也沒有排除將來不得不在農村里度過一段不確定的時間的可能性。

瓦夏爺爺總是支持我的活動。他勸我到集體農莊去多搞些地，把它們翻耕起來，圍起來，因為他非常害怕這塊土地會重新被奪走，所以趁它被奪走之前應當在四周打上樁柱，不讓新的集體化運動得逞。有時他會談到一些使我無言以對的話——談薩哈羅夫，談索爾仁尼琴，談失寵的葉利欽——他渾身都充滿復仇情緒。老人在讀中央報紙、看人民代表大會實況轉播時非常活躍，他為能活到共產主義體制垮臺的日子而感到幸福。然而全村人卻警覺地、仇視地對待變革和行將到來的集體農莊的垮臺，沒有這集體農莊，村里的人已無法想象自己會怎么樣，瓦夏爺爺又處于一個人反對大家的狀態了。

他不理解那些不想要土地的農夫，不理解那些沒有成為農場主的農夫，這些人卻依然在悄悄地偷竊集體農莊的東西。

“如果我年輕些。嗨，不是我的時代了，奧列沙，不是了，”他有一次向我嘟囔，回憶起當年他怎樣被迫放棄了風動磨房，只因為磨房要交的稅多得沒邊。

他這種執拗勁兒有時使我想起我已故的父親。在鄉間房子里的寂靜中，在孤獨之中，當黎明時在屋頂上跑動的烏鴉把我喚醒時，我就再也睡不著了，我常常想到自己的父親，想到，憑良心講，這座用他的錢、憑他的祝福買下的房子，應當是屬于他的。

瓦夏爺爺和我父親是命運根本不同的兩個人。一個是毫不妥協的反對派，他甚至拒絕從集體農莊的管理機構領取過節的五個盧布補貼，另一個則是具有三十年黨齡的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但是生活都沒能把這兩個人壓倒，沒能使他們墮落，也沒能迫使他們背叛他們信仰的東西，同樣這生活也在某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把這兩個人搜刮空了。

我的父親無疑是一個不平凡的人，他曾有可能獲得巨大成就。他以優等生的身份從大學畢業，接著又讀研究生。但是后來他生了女兒、兒子，需要考慮掙錢的事了。爸爸放棄了學業，到書刊管理總局去工作，在那里干了一輩子。公開性時代到來時，我還記得，我曾因為我的父親是一個書刊檢查官而感到羞愧，現在我則因當時的羞愧而更加感到羞愧了。他不曾檢查過作家們的書，而只是在《真理報》工作，也沒有升官發財。黨的環境對他來說是格格不入的，他忍受不了那種環境的無恥，并且一直忠誠地，我甚至要說騎士般地在為他當初選定的思想服務。因此他也像瓦夏爺爺一樣非常孤獨。我不記得他有過朋友。他同自己的同事們保持著相同的關系，但是他生活的全部意義都在家庭里。不能說這太狹隘了，他白白地度過了一生。他是一個善良的丈夫和慈祥的父親，但是我真正地理解這一點要到很久之后，當我自己成了父親的時候。盡管如此，當我想到他最終干了多少無益的工作，而如果他選擇另外一個天地，他又能做多少事，取得多少成績時，我的心就感到無限痛苦。

我和他的關系相當奇怪。我就像年輕人常有的那樣，總是在探索，從一個極端搖擺到另一個極端，迷戀各種各樣的東西——從切·格瓦拉到羅莫克里希納。父親大概不很滿意我不太像他。不過他未必想讓我繼承他的事業。看來他自己全都明白。但是對他來說，在六十歲時改變信仰可是一件野蠻的事，而我使他不滿意的正是我那相當長時間的彷徨和缺乏內在的主心骨，但是我們未能真誠地談論這一切。有什么東西妨礙了我們，而結果就這樣過去了。

他在書刊管理總局被解散前一年去世了，死于白血病，醫生曾想制止病情的發展，推遲死亡，但是他就像老百姓所說的在兩個月中就走了，而我覺得他的死另有原因。他厭倦了，不想再活了，因為當時當地，不管是他還是他的思想都沒人需要了。沒有任何一種藥能起作用，所以他走了，把自己的家庭留在另一個世界。

“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書刊管理總局的一位首長在葬禮上這樣說，而在這以后我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我的父親和瓦夏爺爺能夠見面，能夠在他們年邁時好好談一談，那么父親大概不會急著這么快地離開我們，并且會換一種眼光看待生活。

盡管還有另一種情況，這在我看來要比其他一切都重要。成年的子女來給父親送葬——他們走在靈柩后面，說到底，這是對任何一位故人的命運的最好總結。

在他的晚年，我同他內心里并不接近，但是父親的死使我感到我成了孤兒。瓦夏爺爺以奇特的方式幫助了我。我對這位以前素不相識的農村老人就像對一位親人似的，把我和他連在一起的不只是相識的那幾個月，而是一起度過的那些歲月，在他那方面，他也感覺到了，他不只是有興趣也有可能同通情達理的人談談話，或者按照老人的方式教人一點智慧，而且還同我有一種血緣般的關系。但非常奇怪的是，這些關系他很仔細地對所有的人隱瞞著，好像不好意思似的。當我們在街上或在商店排隊買面包碰到一起時，瓦夏爺爺看我的目光是那樣心不在焉和冷漠，就像看所有其他人一樣。只是在自己家里他才變了一個樣子，在他的眼睛里才閃動著溫柔的神情。

他在修房子上幫了我許多忙，他用自己的千斤頂頂起下沉的房子，壓抑著自己的傲氣同電工們談判，讓他們把電線桿和電線引到房子里來，他修了一個澡堂，還騎著馬到森林里去采集苔蘚。晚些時候，我的另一位鄉村朋友守林人薩沙·丘科夫相當懷疑地聽完我夸獎瓦西里·費奧多羅維奇不貪錢財后，說道，瓦夏爺爺當然是一個相當能干的人，他能夠把一只小貓變成鬼，但他對錢卻總是很貪婪，干活總是要雙倍的報酬——自己的那份和機器的那份。這話使我感到非常驚奇，不過瓦夏爺爺可沒有要過我一個戈比。

“沒用，奧列沙，沒用，”當我給他錢時，他說。我一下子沒弄懂他這話的意思是說，他干的不是不要付錢的工作。而僅僅是小事一樁，不值得付錢。

回到莫斯科時，我常常往奧西耶夫村寫信，并且常常收到娜佳奶奶的回信。瓦西里·費奧多羅維奇自己從來不寫信，而娜佳奶奶總是詳細地講述瓦夏爺爺的情況和村里的一切。她的信寫得非常動人，帶著一種對我這種年齡和地位的人不相稱的客氣勁兒，盡管有點千篇一律。她在信中寫到健康狀況、物價，抱怨生活和鄰居，向我們祝賀從圣誕節到偉大的十月節的一切節日。

您好，尊敬的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

馬拉霍夫夫婦向您致敬。您的信收到了，謝謝關心。我們的身體還是這樣但只是爺爺身體更弱了而我不相信因為一有酒他還是會大喝的但根據他的病情這是可以戒掉的。阿列克謝我們的集體農莊生活在貧困中大概處在垮臺的邊緣要被撤消了。好像什么新聞都沒有總是談商店，總是談應該怎么生活。物價漲得很厲害但商店里的貨架還是空的。黑面包一個盧布五十六戈比，白面包三盧布十二戈比反正什么都貴，工業商品也非常非常貴。但是我們就像海里的水一樣已經很老了這些都不需要我們只是聽說一切都很貴。我們常常講起你們，你們現在是怎么生活的，但是我們怎么也沒法幫助你們而且身體也不好。只是祝你們能度過這個困難時期。你們快點來吧那樣我們就能好好談談了。祝你們幸福敬愛的好人。我們這兒只有一些壞老太太我們不想到鄰居那兒去總是傳閑話，所以我很少到誰那兒去。再說說伏特加。商店里五十盧布一瓶。

我當時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瓦夏爺爺的身體變壞了。父親死后，我無法想象我還會再失去瓦夏爺爺。

(余一中　譯)

注釋：

即瓦西里·別洛夫，一九三二年生，俄國作家，伊萬·阿夫里坎諾維奇是他的小說《司空見慣的事》的主人公。

柳德米拉·彼特魯舍夫斯卡婭，一九三八年生，俄羅斯作家，著有小說《新魯濱孫》、《黑夜時分》等。

羅莫克里希納(1836—1886)，本名伽達陀爾·查特吉，印度宗教思想家，社會活動家。

【賞析】

《鄉間的房子》是一部帶有散文筆調的中篇小說。作者瓦爾拉莫夫繼承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蘇聯農村題材小說的優秀傳統，通過對“我”在鄉下買房、修房、居住經過的記述，以抒情的口吻描繪了俄羅斯北方大自然的瑰麗景色，講述了村民田間勞作、采摘漿果、泛舟捕魚的生活情趣與風習。然而，奇怪的是，作者在小說的標題后，作了一個注解——心靈的故事。因此，這部作品不是純粹的民俗風情美文，而是一部關乎民族心靈的小說。

小說勾勒出社會轉型給俄羅斯社會帶來的動蕩與種種世紀末現象。

瓦夏爺爺便是這種種現象在心靈的投射。“瓦夏爺爺是一個相當高傲的人，同所有的人都保持一定的距離”，這種高傲，源自“他仍是一個自由人，他蔑視他們的奴性”。瓦夏爺爺咒罵集體農莊的領導，因為他們都是敗家子；瓦夏爺爺是唯一讀《圣經》的人，他按照自己的方式解釋《圣經》，嚴格遵循古風；他為能活到共產主義體制垮臺的日子而感到幸福。“然而全村人卻警覺地、仇視地對待變革和行將到來的集體農莊的垮臺，沒有這集體農莊，村里的人已無法想象自己會怎么樣，瓦夏爺爺又處于一個人反對大家的狀態了”。在那個遠離城市的村莊里，毫無疑問，瓦夏爺爺是孤獨的。

孤獨的不只是瓦夏爺爺，還有一個具有30年黨齡的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我”的父親。就是這樣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他忍受不了那種環境的無恥”，“他厭倦了，不想再活了，因為當時當地，不管是他還是他的思想都沒人需要了”。

作者沒有認同一輩子不加入集體農莊、始終與時髦口號格格不入的瓦夏爺爺，也沒有認同為他當初選定的思想奮斗的父親。但是這兩個命運根本不同的人，卻有著驚人的相似——“生活都沒能把這兩個人壓倒，沒能使他們墮落，也沒能迫使他們背叛他們信仰的東西，同樣這生活也在某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把這兩個人搜刮空了”。作者也說道：“如果我的父親和瓦夏爺爺能夠見面，能夠在他們年邁時好好談一談，那么父親大概不會急著這么快地離開我們，并且會換一種眼光看待生活。”這兩個命運根本不同的人，他們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不滿，雖然無聲，但是對他們自己而言，卻是一生最有力的抗議。他們也是那樣堅定，堅定到寧愿一輩子孤獨。然而，這種堅定背后，又隱藏著無奈。

被搜刮一空的又豈止是這兩個孤獨的人？被搜刮一空的，其實是一代人。秋科夫清醒時是一個金不換的人，但是喝醉了就變得讓人難以忍耐，有一次因為喝酒打架還被人砍掉了鼻子；一個強壯的女人用斧子殺死了試圖非禮自己的慣犯，民警局不但沒有立案，還差點沒向她道謝；一個拖拉機手欺騙一個不知是沒有聽清還是沒有弄懂的老太婆，把三萬盧布要作三十萬，老太婆瘋了一樣找繩子上吊。“戰爭以后村里人不曾體會過的沮喪，在最近幾年的冬天里籠罩著全村。這種情況是非常可怕的，就好像殺人犯和強盜又從集中營里跑了出來，在變得人去屋空的毫無保護的村子里到處游蕩”。

正如作品結尾時所說，“那兒的日子一年比一年糟，沒有孩子出生，人們在死亡，許多人自殺了。而那些活下來的人沒有任何前途”，“農村在過著它自己的生活。或者更確切地說，農村在默默地死去……”

其實，通過瓦夏爺爺的嘴，我們也能或多或少地了解當時俄羅斯社會的情況。“老人一連幾小時給我講建立集體農莊以前的生活情況，那時他還是個半大小子，他講到連接帕德切瓦雷同基里洛夫和卡爾戈波列的平坦大道，而現在這大道上卻長滿野草，無法通行了；他還講到磨房、滿載著魚和兔子的大車；講到斯托雷平的改革和集體化時毀壞了的田莊；講到當年住在這片土地上的那些令人稱奇的人們，這些人在我看來都帶有神話色彩。”在瓦夏爺爺的嘴里，現在和以前的一切都截然相反了。作者沒有直接去描寫當時俄羅斯究竟是一種什么情況，但是在這些看似平淡的字句里，我們就可以體會到瓦夏爺爺的憤怒，或者還有更多的失望和憂傷。

同七八十年代的農村題材不同，瓦爾拉莫夫沒有把鄉村生活理想化。他站在世紀末的高度指出了俄羅斯農村政策的失誤： 強制的農業集體化破壞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毀壞了村民的個性，把農民推入了貧困和不文明的深淵；對自然資源無節制的索取造成了農村居民生存環境的惡化；特權導致少數“公仆”可以對廣大勞動群眾巧取豪奪而不受懲罰。這一切成了整個俄羅斯的“心病”。

瓦爾拉莫夫繼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等俄羅斯經典作家著力塑造優美女性形象的傳統。優美的女性形象是拯救的力量，是激發男主人公個性發展、道德完善的動力，也是當今俄羅斯的象征。

例如妞拉，“她是一個干瘦的老太婆，但精力卻異常充沛。她渾身是勁，步伐輕盈，像姑娘一樣”。妞拉盡管遭受到喪夫失子的命運打擊，卻依然保持著淳樸、勤勞、善良的本性，“災難并沒有使妞拉變得兇狠起來，甚至也沒有使她屈服，她不知是幼稚，還是習慣了這些災難，反正她把這些都當作自然而然發生的事”，妞拉以罕見的輕松忍受了這一切。她的身上有一種令人驚奇的生命力和堅強，這些正是其他人所沒有的。“妞拉經歷的事是那樣多，換上任何一個別的人都會一蹶不振。妞拉不知道自己的價值，喜歡生氣，但是她對任何人都沒有惡意，她穿著靴子，邁著小鳥一般輕松的腳步，拎著裝紅莓苔子的小桶，在沼澤地里走著——她就是今天的俄羅斯”。在這段充滿了詩意的文字里，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位朝氣、堅韌的俄羅斯女性，妞拉腳下的那塊沼澤地正是俄羅斯的現實社會，但正是這些如同妞拉一樣美好的女性形象給90年代的俄羅斯社會生活圖景增添了許多亮色，也正是這些美好的女性形象給了俄羅斯民族以復興的希望。

瓦爾拉莫夫是一位講故事的能手，他不僅注意到故事的內容，還注意故事的形式。《鄉間的房子》就是完美的例證。作者開篇就寫道：“多年來，我一直想有一間鄉間的房子。”于是，“我”不停地、不惜一切代價地去尋找。而在這座簡陋的房子的輻射下，映照出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這些人物的悲歡中，我們看到了世紀末俄羅斯農村的真實圖景。

(紀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