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學·清初傳統金石學的復興和清末的鼎盛·孫詒讓等學者把金石學研究推向了高峰

清朝末年，金石學資料，特別是青銅器的收藏日富和出版金石著作的日益增多，為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資料。這一時期較為重要的著作，除前面我們已經述及者外，還出版有曹載奎《懷米山房吉金圖》二冊(道光十九年，1839年)，收入銅器60件; 劉喜?！肚鍚厶眉也冂姸σ推骺钭R法帖》一卷(道光十八年，1838年)及劉氏《長安獲古編》二卷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收入銅器等共121件; 吳榮光《筠清館金文》五卷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自刻本)，收入銅器267件。如此等等，等等。這一時期出版的金石著作，當以吳式芬的《捃古錄金文》和方浚益的《綴遺齋彝器考釋》等最為重要。關于此，我們已在前文敘述過。

雖然這一時期的金石學研究取得了較大發展，但一些著錄書“所附的考釋間有對典章制度或名物訓詁有所考訂，但不可信的居多。其最大的收獲，當在對銅器真偽的鑒別”方面。而“在文字與歷史考證上收獲最大的，是吳大澂與孫詒讓二人。從此以后，金文的研究方慢慢走上科學的途徑。尤其在文字研究上的收獲，《說文古籀補》與《名原》兩部書，可以算是劃時代的作品”(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第31頁)，代表了這一時期金石學研究的最高水平。

1.吳大澂的研究為傳統金石學作了總結

做為金石學家，吳大澂出版了多部金石著錄。諸如《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一卷(光緒十一年，1885年自刻本)，共收銅器136件。《愙齋集古錄》二十六冊(1918年)收入銅器1029件?！稅邶S集古錄釋文剩稿》一卷(1919年)、《十六金符齋印存》三十冊(光緒十二年，1886年鈐印本)、《續百家姓印譜》一卷(羅氏石印本)、《周秦兩漢名人印考》一冊(羅氏石印本)等。此外，還有《古玉圖考》二冊(光緒十五年，1889年摹刻本)、《愙齋專瓦錄》一卷 (1919年西泠印社石印本)等，為金石資料的積累和刊布作出了很大貢獻。與此同時，吳大澂還出版了專門的金石學研究著作，諸如《吳愙齋尺讀》一冊、《權衡度量實驗考》等和文字學著作《說文古籀補》十四卷、附錄一卷(光緒十年，1884年寫刻本)等等，在金石文字之學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吳大澂“以古權衡度量，書缺無征，惟所見古器中尚存梗概”，所以寫成《權衡度量實驗考》一卷。但因“付刻未竣，旋即病歾，僅存上冊”(褚德彝：《金石學錄續補》上卷)，故此書只完成權、度二篇，而量篇未成。他用玉器、古錢幣等校量周、漢及清代工部尺，并用出土秦權校量量的輕重。雖然因資料所限，他所定的尺并不一定精確，“但這種嘗試的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顧頡剛： 《當代中國史學》，第32頁);吳大澂的《古玉圖考》，不僅公布了一批資料，而且以《周禮》等古籍為依據，探討古代的瑞玉制度。雖然此書的考證“由于勉強比附經書中的有關記載，有很大穿鑿附會成分”(褚德彝：《金石學錄續補》上卷)，但他的探索，還是很有意義的工作。

吳大澂最大的成就，是他的《說文古籀補》十四卷于光緒十年(1884)刊出。吳大澂不僅是一位勤于著錄的金石學家，而且他還“工篆籀，研究古文，幾忘寢饋。每釋一字，皆能追造字之源”，又是位有很高造詣的古文字學家。吳大澂“取古彝器文，擇其顯而易明，視而可識，約三千五百字，依《說文》部目匯錄成編”，這就是《說文古籀補》一書的纂成。吳氏在《說文古籀補》書中，把收集到的銅器銘文、石鼓、古幣、古璽、古陶上的古文字，都注明出處，并“參以故訓，附申己意”，力圖訂正《說文》的闕誤，探討文字的源流。至于一些“其舊釋有可從而未盡信，己意有所見而未為定論者，別為附錄一卷”，對文字的考釋堅持科學態度。他還把多年積累的心得，著《字說》一卷，也在光緒十年(1884)刊出。此書“足正宋人王俅、薛尚功之誤”。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等古文字研究著作，“言金文者視為導師”(褚德彝：《金石學錄續補》上卷)。不僅對當時，而且對后世的古文字研究也有很大的影響?？梢哉f，吳大澂的著作，代表了清末金石學研究的最高水平，為傳統金石學作了總結。

2.孫詒讓的古文字研究開了古器物學研究的先河

孫詒讓知識淵博，著述宏富，是我國清朝末年著名的漢學家和古文字學家。孫詒讓自幼熟讀經史，具有深厚的漢學基礎。他曾在南京逗留，常與當時一批著名的漢學家切磋學問，釋難解疑，從而使他的學識能融匯貫通，在訓詁、考據、校勘等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從而“把漢學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重新放射出奇光異彩”(參見徐和雍：《論孫詒讓》，《杭州大學學報》，1983年，第4期)。

孫詒讓的《周禮正義》一書，“其采集資料的廣博，義例和條理的精密，都遠遠超過前人，是《周禮》研究的集大成作”(陳公柔：《孫詒讓》，《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而他的另一部力著《墨子間詁》，不僅充分運用了傳統的音韻、訓詁和校讎等方法，而且還參考了西方傳入的自然科學知識，因而其成就超過了前人?！八膯柺?，一變《墨子》沉薶古奧、難以卒讀的狀況，引起了人們的興趣和關注，推動了墨學的復興”(參見徐和雍： 《論孫詒讓》)。

孫詒讓涉獵廣泛，不僅在經學和史學等方面的研究超過了前人，而且在金石學和古文字學等方面的研究，開一代之新風，對后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孫詒讓在金石學方面的研究著作，主要有《古籀拾遺》三卷，自刻于清光緒十四年(1888)。此書主要是校訂《歷代鐘鼎彝器款識》、《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和《筠清館金石文字》等三書之誤五、六十處而成。他的《宋政和禮器文字考》一書，自刻于光緒十七年(1891)，后收入《古籀拾遺》內。孫詒讓《古籀余論》三卷，則校訂《捃古錄金文》一書105器之誤，并對自己的誤說也做了修訂。

孫詒讓更為重要的著作，是《名原》和《契文舉例》二書。《名原》二卷，刻成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本書主要依據金文資料，并涉及石鼓文和一些甲骨文材料，探索文字的源流及演變的發展規律。由于此書的寫作時距1899年甲骨文發現不久，而第一部甲骨著錄書《鐵云藏龜》在1903年才面世，因此《名原》所涉及的甲骨文字較少。但他的《契文舉例》一書，則是甲骨學史上第一部考釋文字的專著。《契文舉例》成書于1904年，但直到1913年才在上海被發現，1917年才真正面世?！镀跷呐e例》一書，在《鐵云藏龜》出版才僅僅一年，就能按甲骨文內容分為月日、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國、典禮、文字、雜類等十項，“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王宇信：《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第1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此書與《名原》互為表里，考釋古文字的一些方法，諸如以《說文》為證，以金文互證等等，“在孫氏《契文舉例》中，基本上都應用上了。這就是《契文舉例》可貴之所在”(蕭艾： 《第一部考釋甲骨文的專著——〈契文舉例〉》，《社會科學戰線》，1978年，第2期)。

以《名原》和《契文舉例》為代表的孫詒讓的古文字學研究，對后世的“最大貢獻就是對不同時代的銘文作偏旁分析，借以追尋古文字的發展規律”。此外，他的金文研究，“不像吳大澂那樣局限于形體，對訓詁假借也很通達，使金文研究方法有很大的改進”(陳公柔： 《孫詒讓》)。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清末金石學家吳大澂和孫詒讓的古器物學和古文字學研究，把自清初復興的金石學研究推向了高峰。如果說，吳大澂以他的著錄和研究為清代以來金石學的發展作了總結; 那么孫詒讓的研究，即在總結金石學研究成果基礎上率先進行甲骨文字考釋，則是為隨著近代新史料大發現開始的“廣義的金石學”——古器物學研究時期開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