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我在上海先后認識了兩位從遙遠邊疆來的云南青年，這兩人后來都成了優秀的共產黨員，分別在音樂和哲學的領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為左翼文化留下了珍貴的精神財富，對我國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一位是著名音樂家聶耳同志，一位就是著名哲學家艾思奇同志。我初次和聶耳見面的時候，田漢同志開玩笑式地給我介紹，這位的名字叫“四個耳朵”，我才知道是聶耳， 因當時有人在旁，我只和他一般地寒暄了幾句，沒有深談。后來，他以創作《義勇軍進行曲》等革命歌曲贏得了全國愛國人民的心，也更引起了我對他的敬慕。不幸，正當風華正茂之年，鄰邦的無情海水吞沒了他的生命。我認識艾思奇同志則是讀了他的哲學著作，知道了他的進步活動之后。我專程到讀書生活社去拜訪了他，作了親切的交談。艾思奇同志1935年入黨，1937年去延安。周立波同志和我是他的入黨介紹人，又是他前往延安的同行者。我們在延安和北京，相處數十年，只是除工作上的聯系外，私人來往很少。但他的為人敦厚，待人真摯，治學勤奮，文風明快，對黨和人民一片忠心，確是我所深知和敬佩的。1966年初，我們同住阜外醫院，他曾來探望我，他說我們不要被病魔所屈服，我們還可工作20年，說時充滿了革命的自信和樂觀情緒。他走時，我久久地遙望著他的瘦弱的背影，想不到這就是我們最后的訣別。時光如流，現在艾思奇同志逝世已經14年了。《艾思奇文集》即將編定出版，我現在寫幾句話來表示我對他的緬懷和紀念。

毋須介紹，艾思奇同志是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黨的理論戰線的光輝戰士。他一生努力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播方面，貢獻很大。

艾思奇同志的哲學生涯開始于30年代初。那時正是“九一八”事變后不久， 國民黨反動派對內殘酷鎮壓革命，對外投降日本帝國主義，民族危機空前嚴重。艾思奇同志作為一個初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愛國知識分子，從走進社會的第一天起，就選擇了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做武器批判舊世界、開創新時代的道路，并且在這條道路上奮斗了終身。

在舊中國的哲學界，除了幾個先后賣身投靠北洋軍閥和國民黨反動派而為人所不齒的老唯心主義者以外， 還有一些遠離人民的哲學家， 他們的傾向互有不同， 后來的變化也很不一樣，但在當時， 他們由于完全脫離人民的斗爭，并且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采取了抹殺和反對的態度， 實際上起了為反動派的統治粉飾升平的作用。艾思奇同志從來同這樣的哲學家無緣。他在30年代的初期在上海所寫的哲學文章就很少空論，這些文章或則用深入淺出的道理教育青年， 或則向著種種錯誤的思潮開火。從1933年開始發表的一系列通俗哲學論文， 到1935年結集出版成為《大眾哲學》一書， 是這一時期艾思奇同志的代表作。這些著作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青年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許多青年在它的影響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艾思奇同志到延安以后， 即在有名的抗日軍政大學任教，他逐步成長為一個比較成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戰士。毛澤東同志對艾思奇同志所寫的《哲學與生活》一文予以積極的評價， 并在個別問題上提出了商討的意見。毛澤東同志提倡哲學走出課堂， 艾思奇同志就正是這樣做的一個先驅者。在著名的整風運動中，他十分重視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努力在自己的工作中執行這一原則。他在這一時期發表的文章， 比以前的作品顯然更加深刻了。全國解放以后， 艾思奇同志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工作繼續做出了新的貢獻， 有系統地闡明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許多原理， 對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進行了有力的批判。

艾思奇同志數十年如一日的勤奮工作， 給中國的讀書界留下了豐富的遺產， 《艾思奇文集》收集了其中比較重要的部分。這些著作，包括一部分早期的著作，作為向讀者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觀點的入門讀物，作為批判哲學唯心主義的戰斗成果，至今仍然保有它們的生命力。我們希望， 《艾思奇文集》的出版，將鼓勵當代的青年哲學家們繼承作者始終飽滿的熱忱，在新時期的思想戰線上為捍衛和發展

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斷作出勇猛堅實的努力。

1980年4月

(《艾思奇文集》， 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賞析 序文既介紹人物生平事跡，又介紹其著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而周揚同志這篇序，最突出的特點是所涉時間跨度大，文字表達樸素深沉。

序文首先追憶了30年代在上海認識的兩位青年——著名音樂家聶耳和著名哲學家艾思奇。介紹了他們的簡要生平、經歷和成就，并重點回憶了1966年初與艾思奇同住醫院時， 艾思奇同志的革命自信心和樂觀情緒。起筆給人一種“詫異感”，思考周揚同志的這種寫法用意何在、走向何處?文字內部蘊含的“艱難感”是造成我們閱讀和理解的難點。周揚同志卻大氣為文，從容落墨。在以自己感受描寫人物的基礎上，又對艾思奇同志光輝的一生作了總結式的介紹：他是“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黨的理論戰線的光輝戰士”。從30年代初走進社會，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做武器，批判舊世界、開創新時代， 出版《大眾哲學》一書;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寫出《哲學與生活》一文，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逐漸成長為一個比較成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戰士;及至全國解放后的新貢獻等等。全文跨越了漫長的歷史階段而不顯拖沓和冗長，語言干凈利落，概括性極強;簡潔明了，話語扎實、有力、耐看，不顯干巴、抽象、乏味。更重要的是“攏得住氣”，讓我們在閱讀過程中懸著的那顆心通過文字這個信息媒介感到充實和有力，同時佩服作者為文時的心理態勢。

這當然還要歸功于運筆上的樸素與深沉。全文幾乎沒有一句華麗的詞藻，而代之以單句、整句和長句。簡短的文字熔鑄了豐富的信息含量，揭示了艾思奇同志一生的經歷和理論上的貢獻。在段落、層次的銜接和劃分上，除了以時間為順序之外，更多了一種邏輯上的過渡和照應，甚至自含一種文字內部的韻律感。這種“韻律感”，或許在外在的表現形式上沒有明顯的標志，卻在我們反復誦讀它時感到一種氣勢和節奏，就使得序文平中見奇，實在而不乏生動。至于對著者的評價、事物的介紹，則采用了概括闡述性的語言，加上此序作于艾思奇同志去世14年之后、他的文集出版之時，好像更多了種悼文式的傷痛基調和歷史色彩。讓我們想像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那個意識形態領域魚龍混雜時期，革命家、理論家、哲學家們如何演繹出一幕幕驚天動地的畫面來，如何不多了種深沉和凝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