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詩歌札記·說《唐詩三百首》

《唐詩三百首》是近二百年來流傳最廣的一部唐詩選集，很多人從小就把它當作啟蒙讀物。其影響之大遠非其它唐詩選本所及。這個選本所以具有這種普及性，乃是由于它能比較準確而概括地反映了唐代詩歌發展的全貌。在今天，關于選輯者究竟根據什么尺度來選這樣詩篇，我們可以置而不論;只從客觀效果來看，它確可做為一本供初步研讀唐詩用的標準入門書。

我國的詩歌傳統從《詩經》、《楚辭》已經開始了。經過漢魏六朝，詩到了唐代，就放出不可掩抑的異采，造成空前的繁榮局面。簡括地說，這個局面是由兩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主要的原因當然是社會上的經濟力量和政治條件所給予文學藝術的影響。隋代統一南北朝的對峙局面，是使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主要關鍵，而隋末的農民起義更促進了社會的向前發展。從唐代統一(公元618年)到安史之亂(公元756年)，所謂“初唐”、“盛唐”時代，生產力是相當發達的。在這一時期里，不論農業、手工業、商業以及海外貿易，都在迅速地發展。有的歷史學家認為這一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上升到高峰的階段。這種經濟上的發達自然帶來了文化上的繁榮，所以唐代的文學藝術各個方面的成就都非常之高。同時在政治上，由于與這種經濟情況相適應，也有它的特色。最顯著的就是用科舉制度代替了一直維護貴族地主階級利益的“九品中正制”，使得出身“卑賤”的中下層知識分子有了參與政權的機會。而這種科舉制度的科目之一，恰好是以詩取士的，這就造成一般人從事詩歌的學習和創作的風氣。因此詩歌的興盛和普及，就成為必然的現象了。

其次，詩歌本身的發展也決定了這種空前繁榮的局面的形成。南朝士大夫在詩歌的創作技巧方面是有發展的，細膩曲折的描寫和音律詞藻的講求，給詩歌的藝術技巧帶來了多樣性;而北朝的詩篇卻更多地歌唱出樸質真摯的人民的思想感情——這正是藝術的源泉與素材。這二者經過交流融合，到了唐代，就造成詩歌全面發展的新局面和新氣象。由于唐代社會有了變化而影響了文學藝術，詩歌也不再是少數貴族手中的專利品;一些有名的作家都不屬于貴族特權階級而大半來自中下層社會。他們比較接近廣大的人民，了解民間的疾苦，也能體察并表達人民的情感和意識，這就使得詩歌的內容日益豐富，詩歌的意義和境界也日益高遠。在唐詩中，我們看到遠比漢魏六朝以來的詩歌豐富若干倍的內容：田園、山水、戰場、邊塞、農民、商賈、各種不同出身不同階層的婦女——從宮妃貴妾到尼姑娼妓、政治問題、歷史故事、階級矛盾、仙佛鬼怪以及朋友、男女間的喜怒愛憎和悲歡離合……這樣廣闊的內容自然就加強了詩的生命和提高了詩的價值。在形式方面，七言詩技巧的純熟和律詩的正式形成，也是把詩歌的發展導向高峰的重要因素。而南方樂府的清新婉約、曲折纏綿同北方民歌的粗獷豪邁、剛勁雄渾相結合，又造成了唐詩在風格上的百花齊放、萬壑爭流。因此，唐詩就真正地給祖國的文學帶來了萬丈光芒和無比驕傲。

前人把唐代詩歌的發展過程歷史地分成“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時期，是很有道理的。因為每一個階段確乎有它的特色。大約從唐代統一到唐玄宗即位以前(公元712年)的九十幾年，是初唐時期。在這一段時間里，南朝纖巧秾麗的詩風還在影響著詩壇，但已由華靡浮艷漸趨于凝煉清新;而更突出的就是由于七言詩技巧的純熟所帶來的形式上的解放，篇幅較長的樂府歌行大量涌現出來了。另外，五七言八句的律詩也在這一階段里正式完成。初唐四杰——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的五律，正體現了技巧的洗煉純熟和思想感情的形象化的協調統一。稍后一點，到了沈佺期、宋之問、杜審言等人手里，不但五律寫得情文并茂，七律也極盡清麗工整之能事了。到了盛唐(約為公元712年到766年，即從唐玄宗開元元年到唐代宗大歷元年)，社會的急劇發展也給詩歌帶來了蓬勃的氣象。在這一時期里，著名作家多得不勝枚舉，詩歌的內容也極為廣泛。五七言律詩的創作固然有更高的成就，但運用得最普遍的詩歌形式還要推七古和絕句。在這一時期的詩歌里所表現的基本傾向是這樣：思想是樂觀健康的，感情是奔放昂揚、無拘無礙的，情調是爽朗明快、新鮮活潑的，語言是清新流暢、深人淺出的;即使是暴露社會的黑暗或傾吐人世間的不平，也顯得那么波瀾壯闊，敢怒敢言，并且帶有豪邁的進取心和強烈的解放要求——這就是后人所稱道的“盛唐氣象”。偉大的詩人李白和杜甫都出現在盛唐。此外，還有酷愛山水田園的王維、孟浩然(這一派在中唐時有韋應物和柳宗元為代表)，描寫邊塞風光的李頎、高適、岑參(這一派在中唐時有李益為代表)，以絕句擅勝場的王昌齡、王之渙……真是應有盡有，美不勝收。中唐時候(約從大歷元年開始到公元835年即唐文宗太和九年)，社會動亂不已，民生也日趨凋敝，因而反映民間疾苦的詩人如張籍、元稹、白居易等一時并起。他們用淺顯簡括的語言寫出了人民內心的怨抑不平，一直為后世廣大人民所愛好。而稍前于張籍、元、白的劉長卿和大歷十才子(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在當時雖享有盛名，到今天看來，卻不免顯得平淡了。與元白同時，還有在風格上力求新變而不免蹈于生硬艱澀境界的一派詩人——他們是孟郊、李賀、盧仝、賈島等，而以韓愈為這一派的代表人物。從太和以后至唐亡(公元836—905年，即所謂“晚唐”)，詩歌又重新走上綺靡藻繪的途徑，像杜牧、李商隱、溫庭筠等人的作品，正如一抹回光返照的斜陽，雖只有一剎那間的殘輝，但紫霧紅霞，卻給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凄艷的印象。而唐代詩歌就在這種美麗而無力的風格下結束了它輝煌的生命。

根據清代康熙年間編纂的《全唐詩》，所錄作家凡二千三百余人，詩凡四萬八千余首。從這么多的作家和作品中只選出三百多首詩來，而且要比較準確而概括地反映唐詩的全貌，自然不是件容易事。但《唐詩三百首》的選輯者基本上是完成了這個使命的。初唐四杰和沈、宋等人的律詩，初、盛之間做為李、杜前驅的陳子昂、張九齡等人的古詩，這個選本中雖選得不多。卻篇篇都有代表性。盛唐的重要作品也都已網羅在內，而且所選的詩也都有代表性。中唐的劉長卿、韋應物以及十才子和元、白、韓、孟，晚唐的杜牧、李商隱、溫庭筠等人的作品，在這個選集里也都占有一定的篇幅。這可以看出，選輯者的態度是非常公允的，而去取之間也相當審慎精確。這正是我們肯定《唐詩三百首》的主要原因。

另外，這個選本還有幾個值得稱贊的特點。我們知道，唐詩最突出、最優秀的部分是盛唐詩;沒有盛唐詩，唐詩就不會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和評價。《三百首》的選輯者抓住了這個特色。照我的體會，他的選詩標準是以作品能代表“盛唐氣象”與否為取舍的。就是他在選初、中、晚唐各個階段的作品時，也大抵以符合“盛唐氣象”的標準為依歸。過于冷僻怪誕、或雖有獨特風格而缺乏普遍意義的詩篇，如李賀、盧仝、皮日休、陸龜蒙等人的作品，就都沒有入選。但入選的諸家，也并不因過分強調“盛唐氣象”而抹煞他們帶有獨特風格的佳作，比如李商隱的“無題詩”就選了好幾首。這是第一個特點。另外，選輯者對于同一作家的某些在風格、手法上不盡相同的作品，也能統籌兼顧，各選若干，而不失于偏執狹隘。因此，我們在《三百首》中雖只讀了這個作家幾首詩，也能略窺其整體。這對于我們了解一個作家是大有幫助的。比如王維，除選他的自然山水詩之外，還選了《老將行》和《洛陽女兒行》，這樣，我們就可看出王維的風格在恬靜幽閑之外還有雄健、清麗的兩個方面。又比如韓愈，除選他的《石鼓歌》以見其怪誕突兀的風格外，還選了《山石》;這樣，我們就可看出韓愈的風格也有清新流暢的一面。再比如李商隱，除選他的“無題詩”外，也選他的《韓碑》;這樣，我們就可看出李商隱的風格除浪漫綺艷的一面之外，還有雄渾蒼勁的一面。這是第二個特點。第三個特點是選輯者不僅著眼于有名的作家，還注意到若干篇突出的有名的作品。比如五古選了元結的《賊退示官吏》，七古選了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五律選了王灣的《次北固山下》，七律選了崔顥的《黃鶴樓》，五絕選了王之渙的《登鸛雀樓》，這些具有概括性、示范性的作品的入選，都足以說明選輯者的眼光、見解的正確和全面。第四個特點是選輯者有意照顧初學的人，使他們在開始接觸唐詩時不致遇到太大的阻力。比如選李白的五、七言古詩不算少，而“古風五十九首”卻一首也沒有選。因為初學的人讀這一組詩是比較吃力的，而且這些詩也不如《長相思》、《月下獨酌》等篇容易引起讀者更大的興趣和更多的聯想。又如選杜詩，舍《北征》、《奉先詠懷》而取《望岳》、《贈衛八處士》和《兵車行》;選白詩，舍“新樂府”而取《長恨歌》、《琵琶行》，也是同一道理。當然，選輯者對具有思想性的詩篇注意得不夠，如選杜詩不選“三吏”、“三別”，選白詩不選諷諭詩，以及對描寫大臣上朝和“應制”的詩篇感到較多的興趣;這些都是受時代的限制使然。我們也有必要指出這個選本在這方面的缺點。

說到閱讀《唐詩三百首》，我有幾點不成熟的意見。為了了解唐詩發展的全貌，我們有必要從頭到尾把它讀一遍;但如果為了對古典詩歌發生興趣，最好先從五、七絕入手。因為這些短詩既好懂又好記，而意境之深遠、形象之生動卻并不下于長詩。至于讀古詩和律詩的先后，那要看個人的興趣而定。對于名家如李、杜的作品固然應該注意，而對于那些名氣不太大的作家的作品，就更應該逐一細讀。因為這些作家的這幾首詩竟能與名家的作品并列，想必有其不朽的道理在。何況這些人的詩集比較難得，去翻《全唐詩》又未免過于浩繁，正應趁此機會把這些零散的作品讀過，實在可愛的還不妨背誦下來。把全書讀過一兩遍，覺得某一家的作品更合自己的脾胃，然后再去專門讀那一家的全集——這正是選集所具有的橋梁作用。這是我個人一點讀書的經驗，姑且供大家參考。

最后我想談兩件小事。一、為什么這個選本要選三百首呢?這是由于模仿《詩經》，也是表示繼承《詩經》的傳統。《詩經》是我國最古的詩歌總集，收詩共三百零五篇，后來就把“三百”這個數字當做成數。除了《唐詩三百首》以外，近人還選了一部《宋詞三百首》，也是根據同一道理。二、選輯《唐詩三百首》的“蘅塘退士”是誰呢?是清代乾隆年間的一個姓孫名洙的文人。這部《唐詩三百首》大約選輯于公元1763年(即乾隆二十八年癸未)，據說他的妻子徐蘭英對選輯此書也參加了意見(據古香書屋刊本《唐詩三百首注疏》所附的《蘅塘退士小傳》)。